漕河瓜洲古渡段
西汉建都长安(今西安),自黄河西上可由渭水通关中。西汉初年,每年从关东地区经黄河、渭水向都城长安漕运粮食不过几十万石。经过文景之治以后，国家逐渐富庶。到汉武帝时期，由于京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机构迅速膨胀，汉武帝又外事边防，内多兴作，政府对粮食的需求大大增加，对漕运的依赖也日益严重，漕运量猛增到上百万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政府一方面在关中大修水利，以便于发展当地农业，就近取粮；
另一方面改善水运条件，以便从当时主要产粮区的东部地区调运更多的粮食进京。
西汉从关东运粮入京，本来取道渭水西运。但渭水多沙，水道迂曲宽浅，险阻甚多，运输功能很差，急需另觅途径解决运粮问题。因此，大司农郑当时向汉武帝建议在渭南凿一条径直的运粮渠道。他认为：从关东漕运粮食经过黄河、渭水到长安要6个月才运完，水道长四百五十多公里，险阻很多。其中渭水迂回曲折，需要改善。他建议自长安引渭水，沿终南山北坡、东至黄河，开槽渠一百五十多公里，这样漕运可以三个月完成，运输兵卒可以减少，还可以利用余水灌溉漕渠旁民田万余顷。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经过齐人水工徐伯负责勘查、测量、定线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发动军工数万人动工修建漕渠。渠首在长安城西北，以渭水为水源，经过长安城南再转向东，与渭水平行，沿途又引入水（皂河）、水、灞水，这些水道发源于南山，含沙量少，大大增加了漕渠的水量。漕渠穿过霸陵（治所在今西安市东北）、新丰（治所在今临潼县东北）、郑县（治所在今华县）、华阳（治所在今华县东南）等县，到渭水口附近与黄河汇合，全长一百五十多公里，历时三年完工。
京杭运河
漕渠的通航能力很高，它一直是西汉中后期东粮西运的主要渠道，一般每年运输量在400万石左右，最高年份达到600万石，约为渭水运量的十倍。除航运外，它还有灌溉农田之利，溉田面积约1万顷上下，比白渠多一倍以上，约与成国渠相当。西汉灭亡后，关中对漕粮的需求大减，东粮西运的工作不再继续，漕渠因年久失修而逐渐湮废。
东汉迁都洛阳，东方漕运至首都的路线是由黄河入洛水，有洛水通过阳渠道洛阳城。阳渠为人工渠，相传是西周时周公旦所创建。洛阳虽有洛水可通黄河，但洛水大部分河段河床很浅，不便航运。为了使粮船直达京师，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河南尹王梁主持兴建运河，引洛水支流谷水注入洛阳城下，向东入巩川。由于谷水水量不足，运河线路设计亦不太妥当，运河虽然凿成，但是并不通水。又过了19年，到建武二十四年（48年），大司空张纯受命在京师附近再次修建运河。他吸取了王梁失败的教训，增加了运河水源，除谷水外，还引来了洛水干流。另外它还重新设计了运河线路，运河从宜阳东部向东延伸，环绕洛阳城的西面、南面和东面，再向东流，到堰师附近注入洛水。这一次修渠非常成功。这条运河被命名为阳渠。南方、东方、北方等地的粮船，经过邗沟、汴河、黄河等航道，沿着洛水、阳渠，就可以在洛阳城下靠岸了。
东汉最大的运河工程是对汴河的治理。从荥阳到泗水，汴河全长400公里。从西汉后期到王莽统治时期，由于黄河一再决口，鸿沟水运体系已经支离破碎，有些运道完全断航，汴河航道也经常受阻。从全国各地运入京城洛阳的粮食多来自豫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等地，这些州的粮食运到洛阳往往要走汴河。因此，东汉朝廷非常重视汴河的治理，其中永平十二年（69年）由王景、王吴主持的治河、治汴工程最为重要。汴河堵塞的根源在于黄河的泛滥，要治汴，得先治河。治汴工程主要包括改造渠口和筑堤、浚渠等。
汴河引黄河水为水源，但是黄河主流在河床中不停摆动，单个引水口不能稳定地引入河水。为此，王景、王吴不仅修复了旧的水门，还建了新水门，实行多口引水。黄河是著名的多沙河流，又有丰、枯水期交替现象。要在黄河中取得足以保障航运的水量，同时又不至于失去控制导致漫溢，取水口工程至为关键。修建水门的技术在秦汉时期有所改进。西汉前期，水门只用木与土。东汉则垒石为门，以控制渠口，称作石门，更加坚固可靠，可以有效地调节引水的流量了。黄河洪水流量很大，即使汴口设闸控制，仍然会有过量的洪水进入汴河，汴河仍然会决堤成灾。为了增加汴河的安全系数。王景、王吴又在其.上游浚仪渠，用 “流法”将涌入的过量的水，有控制地排出堤外。他们还大规模地建筑河堤，深挖河床。经过这次治理，、汴河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