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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村落变迁的历史过程(一)深埋地下的远古村落


广州从化市太平镇钱岗古村落
中国有江南村镇的小桥流水人家,有徽派民居式的粉墙黛瓦和牌楼戏台,还有桃花源式的村落,也有依山就势的黄土高原的窑洞村落。 有些人认为古村落作为一种传统聚落类型,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中国古村落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生态型聚落,是中国乡土文化活动的载体,对中国古村落的研究,可为现代的人居环境学和人居文化学提供丰富的范例。
第一节 深埋地下的远古村落
一、 从西安半坡村落遗址说起

古村落是人类早期聚落的形态,早期形态是氏族村落,原始人类在走出自然洞穴并从事原始农业之后,人们在江河两岸或者湖泊沼泽周围以及其他开阔而安全的地点兴建的聚居场所,不同的氏族聚居地形成一个又一个的“聚”。形成于距今为止五六千年的西安半坡村落,就是早期氏族聚落的典型例子。半坡聚落遗址位于西安城以东六公里处的河二级阶地上,既便于生活取水,又避免了洪水的侵袭;既便于下河捕捞,又便于上山采果和狩猎,而且聚落周围采用水或壕沟与外围隔离,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半坡聚落遗址面积约五万平方米,呈南北略长、东西较窄的不规范的圆形。聚落本身由三个性质不同的区域组成,即居住区、氏族公墓区、陶窑区。


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宝镜古村落,已有三百多年历史。
西安半坡氏族原始村落形成于母系氏族时期,属于仰韶文化。当时的聚落形态已较为完备。在其遗址中发现,居住房屋和大部分经济性建筑,如贮藏粮食等物的窖穴、饲养家畜的圈栏等设施,集中分布在聚落的中心,构成一个占地约三千平方米的居住区,成为整个聚落的重心。在居住区的中心有一座供集体活动的大房子,门朝东面开,是氏族首领及老幼成员的住所,氏族部落的会议、宗教活动等估计也在此举行。大房子及广场,是整个聚落布局的中心。
广场上分布着46座小房子,小房子均已中心的大房子为朝向,大房子成为整个居住区的几何中心和心理中心。这是中国原始聚落规划思想的重要表现。居住区周围挖了一条长而深的防御沟(壕沟)。沟北面是氏族的公共墓地,考古发现,几乎所有死者都是头朝西、脚朝东。居住区壕沟的东面是烧制陶器的窑场,即氏族制陶区。居住区、公墓区、制陶区的明显分离,表明半坡原始聚落已有了规划布局的理念。
无独有偶,离半坡遗址不远的临潼姜寨聚落,从其考古的结果来看,其总体布局与西安半坡聚落如出一辙,周围是壕沟,中心是广场,居住区集中于广场上,沟外分布着氏族公墓和制陶区。足见仰韶时期关中地区原始聚落空间形态与布局有明显的趋同性。



二、“东北第一村”及其趋同表现
在辽宁的营口、本溪、大连等地,分别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文化遗址,但多数处在自然山洞里。大概到了新石器时代,东北先民才从自然洞穴中走出来,建造氏族村落和房屋。辽宁阜新蒙古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被认为是辽宁乃至东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聚落遗址,距今约八千年,被誉为“东北第一村”。
村落遗址坐落在一个向阳山坡(即南坡)的低缓处,周围地势开阔。遗址南缘已被水沟毁蚀,现存面积1.5万平方米。在已发掘的1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排列较为有序的房屋遗址有55座,还有一些灰坑和两条水冲沟。
房屋遗址群的平面布局似东、西成行排列,每行约两到三座房址,约有6行。房屋朝向基本一致,即朝南面、稍偏西。


石家庄市井陉县吕家村
房址排列很密集,最近距离约0.8米,皆为半地穴式,直接辟凿于花岗岩内。平面形式多为方形圆角,南北“进深”稍长于东西“面阔”,无门道。每座房址中分布着较多的柱洞,洞较粗深,且多为圆形、直壁、平底,显然是房屋立柱的位置,分内外两圈排列。日常生活所用的陶器、石器主要摆放在内、外两圈柱网间的居住面上。灶址位居每座房址的正中,周围很少有陶、石器物,大致是居室的主要活动空间。
阜新查海遗址中的房址没有“门道”的做法,这种“门道”曾经在兴隆洼遗址、新乐遗址中发现过。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至少在中国东北地区,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房屋时不设门道的,大约到了距今六七千年,房址中才发现了门道。沈阳市北郊新乐工厂家属区发现的新乐聚落遗址,就发现了门道,它是辽宁中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典型代表。遗址分上、下两房,经测定,上层距今六千八百年左右,下层距今七千三百年左右。
遗址下层共发现房址四五十座,分大、中、小三种类型。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大型房址多位于遗址中部,中型房址分布在大型房址的外圈,小型房址发现最多,主要是围绕在中型房址的周围。房址结构为半地穴式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以木柱支撑木构架屋顶,这方面的特征与阜新查海原始聚落特征基本一致。
从大、中、小不同形制的房址状况及其相互依靠的关系来看,新乐聚落遗址是由若干个“小家庭”和“大家庭”构成的氏族聚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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