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明清古村落缩影
在现代社会存留下来的古村落，大多是明清及其以后形成的古村落，它们不仅传承了自古以来中国传统聚落的基本特点，而且成为在时间上离我们最近且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古村落形式。这里以徽州棠樾村和湖南曾国藩故里富托村为例，作简要叙述。
一、徽州棠樾村的演变
棠樾村位于安徽南部歙县城西南7.5千米的地段，北枕龙山及其支脉后头山，南临徽州盆地，远处有富亭山为屏，中间开阔之地有源于黄山的丰乐河自西向东穿村而过，在形局上符合传统风水说关于“枕山、环水、面屏”的选址模式。
棠樾村的建设主要开始于明代，历经明清两代的建设扩展，形成今天所能看到的规模。其实，棠樾村的建设，最早可以上溯到南宋建炎年间（约1130年）。当时住在徽州府邑（今歙县县城）西门的一位以文著称的产业界人士鲍荣，在踏遍府邑四周山水后，发现今棠樾村所在之地绿林阴翳，山环水绕，是造园休闲的理想之地，遂在此建造别墅一座，成为棠樾村最早的建造者，鲍荣也因此而被棠樾人尊为始祖公。棠樾村名的由来，族谱中无明确说明，族谱中只引用有元代咏棠樾诗句“遥想棠阴清昼永”一句，而“棠阴”一词出自《诗经》，后被比作“德政”。“樾”字在《玉篇》中的解释是：“樾……楚谓两树交阴之下曰樾”，也就是说浓浓的树荫之下就是“樾”，说明当时的此地树木葱郁，甘棠绿荫，环境幽静，是居住休闲的理想之所。
鲍荣之后，棠樾很长时间都只是作为园林别墅，别无他建。到了四世曾孙鲍居美时，因“察此处山川之胜，原田之宽，足以立子孙百世大业”，遂携家人自府邑迁往此处。此后800多年里，棠樾村便营造不止，成为鲍氏家族的长久聚居地。
棠樾村历来以“孝”闻名，建筑布局便深深地体现了这一思想。而“孝”的起因与宋末元初鲍氏八世孙鲍宗岩、鲍寿松父子被盗贼抓后相互争死有关。相传鲍氏父子被盗贼追赶，被抓到后须杀死其中一个人以泄恨，儿子以尊老戴父为由愿替父死，父亲则以香火延续需赖儿子为由争着己死，父子争执不下，感动了盗贼，结果把父子二人均放了。此事正好印证了儒家伦理所谓“父慈子孝”的思想。在儒家伦理中，“孝为百行之首”、“生民之德莫大于孝”。此事相继被收入《宋史？孝义传》、《明史？孝顺事实》、清《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史籍，广为流传。后来鲍寿松做了官，朝廷特给棠樾村鲍氏御制了“慈孝里”石坊一座。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鲍元康在龙山之巅特建慈孝堂，记刻父子争死一事。乾隆皇帝听到此父慈子孝的故事后也很为感动，专门为鲍家祠堂亲笔题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
元明时期，棠樾人从村落的总体规划出发，对水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使原有的两股水流改变河道，一条入村后，沿村子南面环绕如带，呈环抱有情状；另一条原仅注入东北的横路塘，改造后从横路塘引出绕村东而出，两股水在东南方的马总步亭附近汇合，再流经七星墩附近的水口，然后再渐渐流走。
棠樾村的水口处是一组很有标志性的水口园林。按风水的说法，棠樾水口也处在吉利的东南巽卦之位，乃生气之方。为了弥补此处缺乏锁气之山的缺陷，便在水口附近人工砌筑了七个高大的土墩，称之为七星墩，墩上植有大树以加强关锁之势。水尾处跨水建有石桥一座，桥上原有义善亭。整个水口园林基本保存至今。
棠樾村的大发展是在明代。众所周知，明代是徽商发展的重要时期。大批徽商在外经营致富后纷纷回家乡购置田产，修造房屋、祠堂，兴建学堂。嘉靖至万历年间（1529~1578年），棠樾村出了一个大官工部尚书鲍象贤。棠樾在明中后期出现了一个营建村舍的高峰期。
明后期的棠樾村已具相当规模。村内有一条名叫“前街”的以青石板铺成的街道，呈东西向延伸。前街中段的北面，工部尚书鲍象贤建有宣忠堂一座。其宅制经皇帝特许，门屋为五开间，檐下悬挂“宣忠匾”，门前竖有一对旗杆；宅深纵向为五进，是村内规格最高的建筑。鲍象贤去世后，因宅为祠，前面作为尚书公家庙，祭祀用；后面仍作住宅。同时在村东大道边，建有尚书坊一座。另为鲍象贤祖父鲍灿建有“孝子坊”一座，为鲍象贤之父建有“监察御史坊”一座。鲍氏祖孙三代的三座宅坊，成为该时期棠樾村的主要标志物。
清代棠樾村的建设较之明代有进一步发展。大致在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年）再一次出现建设高峰期。原因仍是与徽商赚钱后大量投入到家乡建设有关。这一时期棠樾鲍氏一家三代出了三个大盐商，即鲍志道、鲍濑芳、鲍均，目前村内遗存的古建筑，大部是这一家人的义举。村内街道由原有的一横道扩展为前后二横道格局，两街之间有数条南北向的小巷相通。大批的建筑、牌坊、祠堂、书院以及豪华住宅等，均兴建于这一时期。在明代已有的尚书坊、慈孝坊、孝子坊之间，又陆续加建了四座石坊，形成按“忠”、“孝”、“节”、“义”排列的七座碑坊群。坊下以长堤一道相贯通，堤侧遍植古梅，间辅以紫荆，具有极强的标志性和可识别性，形成独具风格的村口景观。
二、湖南曾国藩故里
在南岳北侧50公里左右的九峰山南麓，有一块沃野平畴，俯瞰似一片巨大的荷叶，故称荷叶乡，原属湘乡县，今属双峰县，这就是清代重臣曾国藩的故乡。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生于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十月十一日，卒于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二月四日。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先后晋升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诏加“太子太保”，赐封“一等毅勇侯”，授“英武殿大学士”，升“光禄大夫”，卒后谥称“文正公”。
曾国藩作为晚清第一名臣，是一个很复杂、有争议甚至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但不可否认的是，曾国藩对晚清社会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他倡导自强救国的洋务运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技术，他在立德、立功、立言以及治国、治军、治学、治家、治身等方面都颇有建树，所有这些对后世不无启迪和借鉴意义。
曾国藩故居由出生地白玉堂、青少年时期居住的黄金堂和封侯之后建造的富厚堂三部分组成。白玉堂是曾国藩的出生地，坐落在荷叶乡的天坪村。全屋三进两横，砖木结构，青砖青瓦，双层飞檐，粉壁墨画，颇为壮观。大屋共有48间房，六个天井；大厅中有两个大天井，栽植各种花木，饰为花厅；厅前一大坪，坪前是半月形池塘，有石垣自“月牙”两头延伸，将全屋环绕，构成一个格局分明的居住环境，曾国藩的童年就在此度过。
黄金堂是曾国藩青少年时代的住所，坐落在荷叶乡良江村。背靠猫形山，朝向飞鹅山，门前有一口池塘，塘前一脉小河，河前百亩良田。房屋为砖木结构，三进两横，四周古树环绕。曾国藩成婚后，夫人欧阳氏就长住在这里。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曾国藩的读书楼，环境之妙，令人叫绝，后靠威武的官帽山，前有规整的官印山，左右峙山环抱，中有溪水环绕，前方远景开阔，着实是个读书的上佳之地。
富厚堂是曾国藩封侯之后为自己将来准备的“退隐之所”，坐落在荷叶乡富托村。整个建筑被半月形鳌鱼山从东、北、西三面紧紧环抱。远远望去，富厚堂恰似坐在一把太师椅中，被认为是当地“第一等屋场”。
富厚堂始建于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由曾国潢、曾国荃、曾纪泽经手主持。依照侯府规模建造，历时九年完工。总占地面积四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2.6万多平方米，土石砖木结构。当年正门上悬挂着朝廷赐封的“毅勇侯第”朱底金字直匾，门前花岗石月台上飘着大清龙凤旗、湘军帅旗、万人伞等，景象之壮观，气势之威武，令人叹为观止。
富厚堂建筑体系庞大，内外辟有八本堂、求阙斋、归朴斋、艺芳馆、思云馆、八宝台、辑园、鸟鹤楼、棋亭、藏书楼等各种建筑。宅后围墙内还有一片山坡，中植竹木，古樟翠柏，扶疏参天，建筑群掩映在这一片绿林之中。
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在《我的家世》中对此建筑群的描述是：“这栋大屋，大体照侯府规制盖的，宅有东西两门，进来是一个半月形石板大坪，半月形大坪外，是一张大塘，也是半月形，有如‘泮宫’，中门因为门楼很宽，所以并不显得很高大，门上有‘毅勇侯第’四个大金字直匾，进了大门，便像北京的四合院。”
富厚堂的精华部分是四座藏书楼，通体青砖结构，充分考虑了藏书和阅读的需要，该楼藏书曾达30余万卷，为中南地区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中国近代四大著名藏书楼之一。这里曾经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曾家英杰，如数学家曾纪鸿、外交家曾纪泽、教育家曾宝荪、曾约农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曾国藩家乡荷叶乡这块乡间僻壤之地，清代以来一直是名人辈出的地方，除了曾国藩以外，还走出了曾国荃、曾纪泽、曾广钧、曾约农、曾昭抡、曾昭、葛健豪、唐群英、蔡和森、蔡畅、曾宝荪、曾宪植等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曾国藩五兄弟皆受到皇封，曾国藩、曾国荃二人相继出任两江总督，官至极品。
荷叶乡又被称为“中华女杰之乡”。20世纪末在中国举办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国内媒体评选出20世纪“中华百年八大女杰”，出生在荷叶乡或在荷叶乡婆家生活过的女杰就占了四位，她们是秋瑾、蔡畅、唐群英、向警予。伟大的女性葛健豪一家共出了四个中共中央委员，儿子蔡和森是中共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担任过中共中央首任宣传部长；儿媳向警予是中共第一任全国妇女部长；女儿蔡畅担任过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女婿李富春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真不愧是一个杰出的家庭。
遗憾的是，曾国藩家乡的古迹破坏严重，除了富厚堂建筑群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之外，其他乡村建筑均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岌岌可危。这些历史文化村落处在急剧消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