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梁作为渡河或者跨越其他沟壑的凭借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就现有的桥梁研究常识来看，踏步桥可能是最早的人工桥梁建筑，它的成因简单而又原始：抛石入水，作为踏步过河的凭借物而成桥梁之功用。另外，在天然的岩石底、人造的石滩或者石堰上，整齐的排砌或者嵌上块石，也可以成为过河凭借的踏步桥。一般的山间浅水河道，一年四季中，除非遭遇大雨和洪水，踏步桥基本上都能起到助人涉水、畅行无助的功用。在踏步桥之后，出现了梁、桥、梁桥、桥梁。
梁、桥都从木，原意都是木梁桥，但“梁”早于“桥”出现。秦以前历史上的桥梁称为“梁”或“桥”，大多是梁桥。西汉以后，桥梁的结构形式增多。那么“梁桥”和“桥梁”有什么差别呢？简单来说，桥梁是各种桥式的总称，梁桥不过是桥梁的一种。
据文献记载，秦汉以前的桥多半是梁桥。当时有名的梁桥是陕西蓝田县的蓝桥。《贾志》说，蓝桥在“县东南五十里蓝峪水上”。《史记.苏秦传》里记载：“尾生与女子期于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讲的是一个叫尾生的男子与一位女子相约在蓝桥下见面，但是女子爽约未到，尾生一直在桥下等，直到大水冲来也不离开，最终抱着桥柱淹死在水里。苏秦曾将这个故事讲给燕王听，借尾生的守信来游说燕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信息：其一，尾生抱柱而死，说明蓝桥一定是木梁木柱桥，因为粗大的石柱是抱不住的。其二，至少在战国时期梁桥就已经普遍出现在黄河流域了。
山西太原也有一座有着感人故事的梁桥—汾桥。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智伯被赵襄王杀害之后，其门人豫让决心为智伯报仇。于是，他埋伏在汾桥下边准备偷袭赵襄王。但是，赵襄王的马走到汾桥边就不肯前行了，赵襄王说：“豫让一定藏在桥下。”命人下去搜查，果然找到了他。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汾桥在山西太原晋阳县东一里的汾水上，该桥长75步（约135米），广六丈四尺（约19.2米）这是一座规模比较宏大的木桥。
此外，文献还记载了一些著名的梁桥，比如《诗经》中记载的淇桥，《史记.殷本纪》中所提到的武王伐纣，“发巨桥之粟以赈殷之饥民”的巨桥，以及周穆王东巡到过的雀桥等等。
秦汉时期，中国结束割据状态，进入封建大一统时期。全国的统一对于桥梁建筑的发展史一个促进。当时，桥梁建造是统治者对地方官吏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秦汉的桥梁从数量、样式等方面都要比先秦时期更多更好。
秦汉时期桥梁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梁桥的种类和数量不断丰富和增加。梁桥按材料可以分为木、石两种；按结构可以分为简支、伸臂、有柱有墩三种。然其形式却是变化万千。
第一节 秦梁汉柱
秦汉时期梁桥的种类和数量不断丰富和增加，历史上有“秦梁汉柱”之说，可见，在秦汉时期梁柱式桥梁是比较多的。这里我们选取几个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桥梁作为典型，解析秦梁汉柱的建筑艺术之美。
一、 灞桥烟柳
在秦汉时期，桥梁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古灞桥。灞桥坐落在古城西安以东十公里处，它不仅是现代西安至潼关公路的重要关口，在古代也是联系关东和关中地区的纽带。由于这座桥横跨在“关中八川”之一的灞水之上，人们称之为灞桥。灞水是渭水的一大支流。
“灞陵桥边多古柳，春风披拂，飞絮如雪，赠别攀条，黯然神伤。”这是清朝《西安府志》中所描述的灞桥风景。灞桥附件的河堤上种满了垂杨柳，每逢谷雨时节，柳枝青青，柳絮纷飞、微风轻扬，如烟似雾，景色朦胧，遂成西安十二景与关中八景之一—灞桥烟柳。自古以来就为文人墨客反复吟咏哦叹，属文作赋以记之。
灞桥，在历史发展中，在历代文人的吟咏下，承载了多愁善感的文化内涵，因此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有了“销魂桥”的称谓。因为灞桥是出入长安的必经之地，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在此地迎来送往的习惯，于是这里年复一年地上演着许许多多肝肠寸断的伤别离场面，这样的场面逐渐被文人概括成“灞桥伤别”的主题。在历代文人的作品中就有不少关于灞桥伤别的诗句：李白《忆秦娥》中的“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王之涣《送别》中的“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进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王维《渭城曲》中的“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这些诗篇都是用柳（与“留”谐音）来烘托出伤别主题。李白的《劳劳亭》中用“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之句，描写了春风不忍折柳送别的意境，从而曲折底婉地道出了离别之苦。
灞桥有着近两千年悠久历史，但具体的修建年代则无从考证。据北魏的《水经注》记载：“灞水古名滋水，秦穆公更名以显霸功。水上有桥，谓之灞桥。”按文义分析，这座桥似乎在秦穆公时就已经存在。但是，这种说法仅此一条证据，缺乏足够的旁证。《初学记》中说“汉作灞桥，以石为梁”，此外还有多种记载可以佐证，似乎灞桥始建于汉朝的说法比较可信。至少在西汉时，灞桥就以木梁桥的形式存在。因为《汉书.王莽传》记载，22年，由于居住在该桥下边的贫民生火煮饭时不慎失火，火势很大，灞桥烧为灰烬，于是王莽派人重新建桥，以石易木，并更名“灞桥”为“长存桥”。《初学记》所称“汉作灞桥，以石为梁”，应该就是这座桥。王莽兵败之后，“长存桥”又改回“灞桥”。不管灞桥以何种名字存在，灞河特殊的水文条件决定了它的重要性，因此虽然屡遭破坏，但又很快屡次复建。
王莽将灞桥建成石桥之后，隋、唐、宋时都对该桥做了修缮。据《长安志》记载，隋时新建的都城距离汉灞桥很远，于是在灞桥以南不远的地方造了一座新桥。时隔一百多年后，唐玄宗登基前两年，在汉、隋两灞桥原来的地方重新修建南北两座灞桥，南桥又称灞陵桥。唐末宋元以来，战争频繁，北桥在战火中被毁。北宋柳永《少年游》词中说：“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此时或者南桥仍在。
在元朝，灞桥也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据元骆天骧所编的《类编长安志》卷七记载，山东人刘斌在经过灞桥时，目睹同伴被暴涨的洪水溺死的惨状，于是发誓重建灞桥。1266年刘斌在灞水之滨结庐居住，着手修建灞桥。在建桥期间，官府士绅甚至元世祖忽必烈都被刘斌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感动，纷纷捐金、助役，终于在1278年竣工。该桥长六百尺（约198米），广二十四尺（8米），两边有护栏，下设15个桥洞。
但是建好的这座灞桥并不牢固，在大水冲击之下，经常损坏。于1343年又经历一次大修，重修后的灞桥“共十五虹，长八十余步，阔二十四尺，中分三轨，旁翼两栏，筑堤五里，载柳万株”。虽然1470年又对灞桥进行了修缮，但是不久因为沙土壅塞，桥又被毁。这种情况在灞桥的历史上是屡屡发生的。
那么，为什么灞桥这么容易被毁坏呢？据专家分析，这与灞水的水文条件有很大的关系。灞水源出于蓝田县东南秦岭倒回峪，该地植被久遭破坏，土壤极易流失，尤其是夏秋山洪爆发之际，大量泥沙随流而下，淤积在河道中。天长日久淤泥越积越多，河床越来越高，桥下空间越来越小，致使洪水激流不仅冲击桥墩，甚至对桥面也造成了极大威胁。另外，洪水水势浩大，屡屡冲决堤岸致使河面不断变宽，久而久之，原桥之长不及河宽，不得不屡屡延长。自元至正三年到清道光十三年的近五百年中，桥长就由原来的130米增至近400米。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这是灞桥的转折点。在这一年，结束了灞桥屡遭倾毁的历史。在陕西西安西南40里（20公里）有一座善济桥，历经160年仍未损坏。于是人们吸取这座桥的成功经验，参照它的样式和技术，并结合灞水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设计施工，最终经过九个月的艰苦施工，建成了一座坚固结实的新桥。这座灞桥长近400米，共67跨，各跨长6米左右不等，桥宽约7米。新灞桥落成后，有人赋诗记载了新桥的壮观：“……水翻鲸浪从澎湃，路转羊肠便往来。高树贞珉垂不朽，终南山色共崔嵬。”这次重修灞桥所参照的善济桥所参照的善济桥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主要在于这座桥具有可靠的下部结构。它的桥墩用护底、柏木桩、石盘、石柱和盖梁等组成，彼此之间联系紧密而结实。每个桥墩由六根石柱组成，每根石柱由四层石轴叠砌而成，在桥墩底部有石盘承接。这个石盘的作用很大，不仅具有支撑作用，而且扩大了承压面积。石轴之间以及石轴与石盘之间都凿有阴阳卯口，卯中心留有铁柱洞，卯眼内填充石灰等物。然后，石轴与石轴、石轴与石盘之间的阴阳卯口互相套接。卯眼内的填充物很有讲究，把糯米汁、牛血和石灰等物拌和在一起，再进行捶打使之融合在一起。经过这样处理的石灰具有更大的粘结性。
这种石轴柱桥的关键在于右轴柱和桥梁基础。首先，它的基础全部选用木桩。用作木桩的木料要求非常严格，《灞桥图说》称：“用粗直柏木，色白而绵，冬取者为佳。削去枝节，乘湿带皮用之，则不燥裂。心红而起层者为刺柏，不用”可见，这座桥的基础选用的是上好的柏木桩。其次，柏木桩的排列设计合理。每根石轴柱下都有13根直径15-22厘米的木桩，排列成梅花式。其中，靠近水流上游的那根木桩最长，他穿透石盘，不仅用来承受水的压力，并且还可以防止石盘滑动。石盘的底面紧贴在桩群的顶部，不平的地方就垫上铁皮。最后，在石盘周围，还有八根护桩环卫，目的是为了更加稳固。此外，为了保护桥梁基础，设计者还在石盘之间，以及石盘上下游各四米宽的河床内，“夯”筑了一层厚约一米的石灰三合一土护底，这样不仅可以防止水流冲刷桥基，而且具有抗震的作用。
但是，自明清以来，由于人们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利益，大肆破坏上游林木。由于上游的植被破坏严重，无法储蓄过多的水分，每每造成山洪暴发，因而灞水水势越来越凶猛，裹挟而下的泥沙也越来越多，于是，灞桥屡遭淤没之灾。建国后，元朝灞桥被淤没，清朝灞桥亦淤得只露出最上一层石轴。1957年国家重建灞桥，在原来灞桥的故址挖出了一部分石轴柱，由于原来的柏木桩尚未腐朽，而且石墩牢固，河床上的三合土护底也没有损坏，所以，就在原来的石轴柱上，接高墩身，把石梁换为钢筋混凝土梁。然后在桥两侧，增设栏杆，并拓宽桥面为十米。建国后重修的这座桥共有64孔，长约三百八十九米。建成之后，陆续在灞桥桥头及其数十里长的河堤上栽种了约十万株的杨柳树，暮春时节，重现“灞桥烟柳”之古景，从而吸引了无数前来观光和访古的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