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安昌地名的由来与变迁
当我们还津津乐道后白洋村古文化遗址所传达的安昌人类早期活动的某些信息时，距此仅18公里的今绍兴城一带即将筑起一座国都。事情的来龙去脉很复杂，此仅作简单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同俗并土的吴越为谋自身生存和发展，刀光剑影，争战不休。’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越国战败求和，许为属国，越下勾践被迫于吴国国都姑苏（今苏州）服了两年多的苦役，期满归国后卧薪尝胆，择种山〔今府山，或称卧龙山)东南麓兴建小城，“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陆门四，水门一”。又在小城以东建筑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陆门三，水门三”。立国建都是越国灭吴的基础，更重要的则是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供应。而此时的山会平原仍于后海(今杭州湾)相连，“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浚流，沉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即有时，动作若惊骇，声言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垦殖土地、发展生产，首先必须北御咸潮、中蓄淡水、南截山洪。改造水土成为势所必然，越王勾践采纳大夫计倪“饥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的建议，立足于逐水向阳避风的平缓坡地，围堤筑塘，蓄淡拒咸，兴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著名者有吴塘、练塘、石塘、苦竹城(塘〕、富中大塘、山阴古水道等，使都城附近少数水患频仍的浅海沼泽地，慢慢成为可以垦殖的农田.提高了粮食产量，足以供给越国30万人口之需。
此后鉴于人口增加、土地垦殖的需要.山会平原的水利建设获得了深入、持久的发展，经历了从两汉魏晋点状、零散的水利建设，到唐宋主干水利网络的初步形成，再到明清区域水利格局的最终定型的道路。该地区的水利建设，“大体可以隋唐为界，分为两个阶段、隋唐以前要以拦蓄为主，偏重于利用洼地兴建湖陂，用以蓄淡御咸，抗洪抗旱，是于越居民从山麓冲积扇聚落及孤丘聚落向平原聚落发展过程中采用的手段;隋唐以后，转向侧重于外阻内泄水利工程的建设，外阻即建立海塘防御下程，内泄即疏治平原上的河网。正是在山会平原水利建设尤其是海塘修建的背景下.安昌被纳入到该地区发展的枢架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