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岁《鸿沟》诗：“一水曾为楚汉垠，风云变化利刘军。若非就势过沟去，会见中华久两分。” ，“鸿沟”这个名词到了今天，就引申为两个人在思想上有分歧，价值观有距离等。如称界限分明为“划若鸿沟”。
由于楚汉相争时曾经划鸿沟为界,后来“鸿沟”一词就成了彼此隔绝、不相沟通的同义语，其实鸿沟起初是为了沟通黄、淮之水而开凿的。
鸿沟开凿于战国中期。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地当中原，占据今河南大部和山西南部地区。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并于次年开凿鸿沟。
鸿沟以大梁为中心，是沟通黄、淮两大水系的水运枢纽。这一工程经过两次大规模施工才告完成。它开工于公元前360年，当时主要的工程是从荥泽（位于今河南原阳县北）引黄河水南下，穿过济水，注入大梁西面的圃田泽（位于今河南中牟县与郑州市之间，已淤），称为大沟。

鸿沟
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魏国对鸿沟又作了大规模的扩展，引圃田泽水东流，把大沟运河延伸到大梁城，经过大梁城北郭到城东，折而南行，注入沙水，利用了一段沙水河道至于陈（今河南淮阳县）北，再向南与淮水重要支流颍水会合。这段从大梁到颍水之间的运河，史称鸿沟，又名沙河水道。鸿沟沟通了宋、郑、沉、蔡、曹、卫诸国之间的水运。鸿沟从大梁南下时，一路上又沟通了淮河的另一批支流，如丹水（汴河上游）、睢水（已淤）、（今浍水）等。
鸿沟凿成后，引来了丰富的黄河水，不仅鸿沟本身成为航运枢纽，而且丹水、睢水、、颍水等也因为补充了水量，航道比较畅通了，内河航运有很大的发展。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越国赠送一批魏国需要的物资，其中除500万支箭杆外，还有300艘船只。赠箭、赠船分贝反映当时魏国在战争和航运两方面，对这些物资的需要都在增加。鸿沟水系不仅改善了魏国的水上交通，而且可以灌溉农田，促进了魏国农业的发展，鸿沟和丹水、睢水等流域成为战国后期最主要的产粮区之一。

楚霸王
自春秋以来，邗沟和荷水两条运河的穿凿，对于经济、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来说，水道的位置毕竟有些偏东，与南方各地交往未免过于绕远。鸿沟凿成后，中原地区可以通过鸿沟本身及丹、睢、、颖等水径直入淮，与南方吴、楚等地的水上交通，远比以前方便了。鸿沟的穿凿，也使中原地区对其他各地的水上交通有所改进。它可以循济、丹等水，东通卫、宋和齐、鲁；还可利用黄河，北通赵、燕，西连韩、秦。
邗沟、鸿沟等运河的开掘，使江、淮、黄河三大流域的水上联系建立起来，交通便捷了，物资交流和文化交流频繁了，工商业发达，城市随之兴起，宛如雨后春笋。在航运发达的河流沿岸，特别是在两河的会合点，更容易形成名城大邑。如鸿沟与汴河（丹水）之交的大梁（开封），睢水边上的睢阳（今河南商丘南），荷水与济水之交的陶（定陶），汴水与泗水之交的彭城（今徐州），沂水与睢水之交的寿春（今安徽寿县），长江与邗沟之交的广陵（今江苏扬州），濮水之边的濮阳（今濮阳南），颍水之边的阳翟（今禹县）等，或是国都，或是重镇。其中之陶，且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之地。还出了许多以经商致富的著名人物，范蠡和子贡成为生意人所崇拜的偶像。洛阳和阳翟也成为战国后期非常活跃的商业城市，当时著名的大商人白圭和吕不韦便分别为上述两地人。

汉王城上看黄河
鸿沟干渠上的大梁及引黄河水附近的荥阳，临水建有敖仓。敖仓在鸿沟引黄河口附近，东南输赢粟多囤积于此，再向关中转运，秦汉为东西方向水运粮食的转输要地。敖仓积粟可以看作鸿沟粮运的总结。楚汉战争时仍然“藏粟甚多”，说明这条航运线路在秦时运输效能之高。
鸿沟西汉时称为狼汤渠或蒗荡渠，魏、晋时的蔡河也是鸿沟的一部分。鸿沟水系之所以能盛极一时，一方面是由于有黄河丰富的水量作为水源；另一方面也因由荥泽、圃田泽两大湖泊作为水柜调节水量，保证舟楫畅通。但是鸿沟水系毕竟距离黄河很近，必然受到黄河的威胁。西汉时起黄河下游的河患又日趋严重，大约在两汉之际，鸿沟已被淤塞，鸿沟水系也因此解体。之后虽然也常有疏浚加工，但都只是小规模局部的恢复了。“鸿沟”今日只有彼此隔绝、不相沟通的含义，而起初的沟通作用却永远消失了。

古往今来，服饰总是各个民族风俗习惯的最明显标志之一。从亘古久远的荒洪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华夏大地上的各个民族的服饰已从穿树叶裹草茎发展到西服革履，时尚衣饰更是层出不穷。在此期间，中国各个民族的服饰习俗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有的服饰习俗从古老年代流传至今，有的已成为历史陈迹，还有的则在沉寂多年后又东山再起，展现出古老而又现代的文化魅力。下面所述虽然只是中华民族众多古老服饰习俗中的很少部分，但仍可管窥到中国民族大家庭服饰文化的不同侧面。
一、源远流长的汉族服饰
在历史上，中国汉族的服饰曾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但对中国历代少数民族的服饰习俗，而且也对其他一些国家的服饰习俗，产生过明显甚至是巨大的影响。从韩国人传统婚礼上的新郎新娘礼服，人们可以找到汉代服饰的印记；而日本人引以为荣的和服，更是与唐代服饰的流传密不可分。今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国许多地方都日益时髦现代化，已经很难看到地道的中国汉族传统服饰了。正因如此，在中国一些地区依然保存的汉族传统服饰习俗往往会令许多中外游客感到新奇。
在陕北地区，头扎白羊肚手巾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汉族男子头饰了。白羊肚毛巾并非以羊皮制作，而是当地妇女们手工织成，因其看上去洁白柔软，毛绒蓬松，如同羔羊的肚皮毛而得名。中国人头上戴巾的风俗据考证源出于商代。汉代蔡邕的《独断》篇这样记载：“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所服也。”帻即古代的巾，南朝梁大同九年顾野王所撰《玉篇》解释说：“巾，佩巾也，本以拭物，后人著于头”，可见古代人就已如此着用。不过头巾的颜色是随着朝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于是就出现了秦时的“黔首”、西汉末年的“苍头”等不同称呼。中国百姓头巾尚白，据说是从三国时开始的。秦汉时代的头巾戴法和今天陕北农民用白羊肚手巾包头的方法已基本一致，汉代刘熙所著《释名》中就记载了当时人的束头巾方法：“绡头……或曰头，言其从后横陌而前也”，这和如今陕北人缠戴白羊肚手巾时由后向前在前额上挽疙瘩花的方式几乎是如出一辙。陕北农民喜爱白羊肚手巾，首先是它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许多方便：暑天擦汗，冬日御寒，风天挡尘，田间洗手擦脸，白羊肚手巾随时都可以派上用场。不仅如此，普普通通的白羊肚毛巾在当地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中也发挥着特有的作用，许多陕北年轻姑娘谈恋爱时，都要亲手织几条手巾送给心爱的小伙子，以表示自己纯洁的爱情。有着一物多用功能的巾帻类衣饰并不仅限于陕北地区，广东潮汕地区的农民也喜爱这样一种用品，当地俗称“潮州水布”。但是他们平时并非将其裹在头上，而是扎在腰间。这种水布多用小花格土布制成，相传起源于唐朝，据说是大文豪韩愈任潮州刺史时流传下来的，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水布的用途也是多种多样，既可束腰聚力，又可洗脸擦身，还可当头巾、围巾或用来捆扎、包裹物品，真是方便无比。
除了头饰腰带，在中国一些地区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些风格明显的汉族服饰。在一些汉语辞典中，可以查到“汗儿”这个词。这是夏天贴身穿着的一种中式小褂，在过去可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汉族“时装”。然而如今许多中国人，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国沿海地带的居民，对这种服装已经非常陌生了。幸运的是，在青海省的河湟地区，仍可在许多汉族人身上看到这种式样的衣服。炎热的夏季，看着河湟地区人们身穿各种不同式样的“汗儿”，一身暑气似乎也会马上减轻许多。当河湟地区天气转凉时，又会有一种中式服装进入人们的眼帘，这就是“主腰”。“主腰”实际上就是常说的棉袄，在中国问世的时间也很早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名著《金瓶梅》和《红楼梦》中，都曾提到过它，就是很好的证明。河湟地区的“主腰”式样过去也是斜襟右衽，如今则多改为对襟立领。男子所穿“主腰”颜色多为黑色，妇女的“主腰”则色彩多样，就连婶子大娘们也不例外。年轻姑娘媳妇们就更不同凡响了，她们不但专门挑选颜色艳丽的布料做“主腰”，而且不像其他人那样在“主腰”外面加一件罩衣，而是直接把漂亮的主腰穿在外面，从而显得那么娇艳俏丽，楚楚动人。2001年在中国上海召开的APEC成员国峰会上，与会的领导人相聚时穿上中国政府给他们准备的色彩鲜明、图案喜庆的对襟立领“华服”，那浓郁的中国传统服饰风格不仅让外国来宾赞不绝口，甚至使许多中国人眼睛为之一亮，马上使它成了流行的“时装”。然而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这种“华服”与河湟地区居民世代穿着的“主腰”大同小异。

女式服装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文化中一向是最为夺目的部分，中国汉族妇女的服饰也是如此。要想一睹这方面的风采，大可到福建泉州、惠安去看看那里汉族妇女的服饰的不同韵味。惠安妇女奇特装束主要集中在衣、裤、裤带上的银裤链、头巾和斗笠上。惠安女的头巾把脸包得只露出眼、鼻、口等狭小的一部分，而斗笠又戴得很低，如果不仔细辨认，就是熟人也很难一下子认出斗笠下的人是谁。虽然她们无论冬夏总是把头包紧，但却要露出肚皮，裤子也非常肥大，所以有人把惠安妇女服饰的特点形象地总结为“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在泉州街头，当看到惠安女风姿绰约地与自己擦肩而过时，立刻会感到一股强烈的南国风韵扑面而来。见识过福建惠安妇女的服饰，再去观赏一下江苏苏州吴县前戴村妇女们极具江南特色的服饰，会使人更有新的感受。前戴村地处吴淞江北畔，是个典型的水乡村落。前戴村妇女历来以梳头、扎包头巾、穿拼接衫裤、束裙为主要服饰装扮，世代承传，相沿成习，素有“苏州少数民族”之称。前戴村妇女腰部的装束最具特色，由三部分组成：裙、腰头和穿腰。裙束在罩衫外面，一般是两幅布前后叠压做成，两侧多用丝线绣裥。腰头用两种颜色的布分三块拼成，两边用纽扣与穿腰相连，是束在裙外面的围裙。穿腰是与腰头相连的腰带，上绣各种图案花纹，是服饰中的重要装饰物。前戴村的妇女服饰，既保护身体以利于生活和劳动，又注重展示水乡妇女的人体美，把她们的俏丽身姿衬托得美不胜收。
二、风格独具的鱼、兽皮服饰
自然环境物质条件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往往会产生明显影响，然而能像东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那样善于充分利用本地天然资源解决服饰问题的，在中国也属少见。其中最具典型性的，莫过于东北地区的赫哲族人了。
过去，赫哲族人主要从事捕鱼生产，他们不仅以鱼为主要食物，而且在服饰上也充分就地取材，穿鱼皮，饰鱼骨，这在中国各民族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难怪历史上曾被称为“鱼皮部”。在清代早期傅恒编纂的《皇清职贡图》、清末曹廷杰所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以及民国时期郑士纯等编修《桦川县志》等典籍中，都对赫哲族人的服饰有所记述，足见赫哲族人的鱼皮服饰影响之久远。赫哲族人制皮用的鱼，都是重达几十斤甚至几百斤的大鱼。制皮时先将鱼皮整张剥下，去鳞后晒干，再经过揉搓、木锤捶砧等“熟皮”工序，使鱼皮变得像布料一样柔软，并用红、黄、蓝、绿等色彩鲜艳的野花等植物染料将其染上各种颜色。经过拼接、剪裁，再用特制的鱼皮线连缝，一件鱼皮衣服便初步成型了。接着再在襟沿、口边镶缝上用染上不同颜色的鹿皮剪裁而成的各种云纹或其他吉祥图案，使得衣服既有浑朴粗犷的风格，又有美观大方的色彩。此外，衣服上还要饰以贝壳、铜钱、鱼骨扣和其他各种鱼骨饰品，从而更加雅致耐看。赫哲族人可以用鱼皮制成各种式样的衣着，如鱼皮长衫、鱼皮上衣、鱼皮套裤、鱼皮围裙、鱼皮腰带、鱼皮手套，甚至还可制成轻便耐磨又保暖的鱼皮。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外人是很难相信毫不起眼的鱼皮也会有这样大的用场。虽然赫哲族人从20世纪初时已经开始使用布匹、绸缎等其他纺织材料缝制衣服，但风格独特的鱼皮衣装，仍被赫哲族人视为自己的传统服饰。若能目睹赫哲族妇女熟练地熟制鱼皮的过程，触摸一下鱼皮衣装，在如今已实属难得了。
除了鱼皮服饰之外，赫哲族人还喜欢穿着各种兽皮衣装，这与他们兼事狩猎生产活动不无关系。赫哲族人穿用的兽皮衣饰主要有狍皮大衣、狍皮裤、狍头皮帽、狍皮被褥、狍皮手套、狍皮袜，以及野猪皮、熊皮等。然而兽皮衣饰却不是赫哲族人所独有的，东北地区许多民族都是制作兽皮衣装的高手，其中鄂伦春族人更是胜人一筹。他们喜爱的兽皮衣装有男女狍皮袍、鹿皮裤、狍头皮帽、狍皮鞋、鹿皮或犴皮高腰皮靴、布腰皮底鞋、狍皮袜、各式狍皮手套，以及兽皮制作的口袋、帐篷、背包、荷包、马褡、帽饰等等。在这些兽皮衣饰的装扮下，鄂伦春族猎人们个个显示出骁勇、英武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