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西南古栈道
在古代，穿越层峦叠嶂的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勤劳智慧的先民们早在先秦时期就在巴蜀地区创造出了跨越险峻的山岭和沟壑的各式栈道和桥梁，史书上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记载。
西南地区的古栈道因为地形地域的不同和古今差异，大抵可以划分为木桩式、木阁式、石条式、凹槽式等几种。
在西南不少少数民族的史诗和传说中，都有关于他们祖先如何踏着树干树枝，从林间的树上迁徙、狩猎的故事，如白马人进入水晶地区，基诺族迁往现居基诺山的传说，独龙人如何从怒江边移向独龙江流域等等。因此，一些史家推断，最早的栈道，有可能是建筑在树桩上的。如1984年四川省交通厅编印的《四川古代道路资料》一书，就认为早期通过林区的道路，乃是将大树砍去而留下等高的树桩，再在其上铺木板和树枝而成。今滇西芒市景颇族与德昂族聚居的三台山等地，还可以见到这类几已绝迹的木桩道。三台山一列列相邻未铺板的巨大圆木柱，大约便是此类树桩栈道仅存的孑遗之一。
栈道中最普遍的一类是在悬崖峭壁的石壁上凿孔，安上木架或者石架，上面搭木板或石条作为通道。这种栈道大抵是一边靠山一边临壑。因山势陡峭挖削不易，人们才创造出这类省工的筑道方式，它很可能与山地居民傍山而居的吊脚式房屋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蜀中栈道多属于这一类。这类木阁式栈道最为著名的是三峡、川陕间的一些通道，其中大的甚至可容车骑通行。如今，由于木材容易朽烂，保存完整的木栈已不多见，但在古道经过的地区，崖壁上的栈孔比比皆是。在都江堰市、邛崃、芦山大岩峡、越西小相岭（汉灵关道）、冕宁泸沽峡、汉源清溪峡等地段，至今还可以看到崖壁上留下的众多的栈孔。依壁架设的石栈残留至今的，仅四川省天全县境始阳道等处还有数段，是在石桩或天然岩石突出部位架以石板或条石相接而成的。
另一类在悬崖上开凿的凹槽式石栈，是在悬崖上凿出凹槽供人畜行走。这类栈道耗费工时非常大，需要有比较强的凿岩能力，应当是铁制工具出现后的产物。但凹槽式栈道所使用的寿命较木阁式长久，现代的山区公路也常常采取这种形式。西南蜀布之路东干道的高县、盐津县境，西干道的邛崃、清溪及金沙江岸等处，尚存此类凹槽式石栈。
由于湍急的水流千万年的切割，使西南地区不少峡谷成为最难通过的地区。人们必须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甚至若干代人的时间来开山劈石修筑栈道。在芦山大岩峡、汉源清溪峡、冕宁泸沽峡等地，人们都是依凭陡峭悬崖上的危栈行进，上仰一线青天，下临不测深渊，傍着在乱石中咆哮奔腾的湍流。在这里，人类每前进半步，都要留下带血的足迹。
在青铜器、尤其铁器被广泛使用后，人们凿筑道路的能力大大增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加强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的联系，开筑了由道（宜宾）入黔、滇的道路，因道宽5尺而称五尺道，道上马不能并骑。至汉代所辟筑的蜀身毒道，却能让使吏之车沿萦回九折的山路翻越大相岭。《汉书》与历代《清溪县志》、《荥经县志》等都记载有汉代官员王尊、王阳驾车越过大相岭南下赴任的故事，即历史上所谓“忠臣叱御、孝子回车”。由此可见，两汉辟筑西南丝路诸道远胜于秦代，它充分反映了汉代经营南中的卓越成效。
从唐代到明清时期的西南蜀布之路，常宽达8尺以上，在现存的干道上还遗存颇众。明清所筑的石板道、石梯道，虽经历代修补，但从各地修路碑及方志来看，大约都遵循旧制，没有大的变更。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一些车道至后世却变成了石板梯道。当然，这并不是退化，应是人们在实践中感到车行此类山道的艰难迂回，反不如马帮背夫切实便利。
由于千百年来马帮、背夫行经其上，畜蹄和背夫的杵杖在石板道上留下了无数深深地蹄印杵窝。在大相岭、石门道、清溪峡、高黎贡山、博南道等残存的古驿道上，随处可见深达数寸的蹄迹。尤其在山道上坎或拐弯处，畜蹄往往只能踏在相同的点上，致使蹄窝更见深大，为我们留下这类用脚写下的历史中最令人震撼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