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村落变迁的历史过程(三)古代诗画中古村境界


剩山图
宋代山水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论山水画的境界,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说:“世人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显然,可居、可游的画境,是笃爱山水的文人阶层的理想境界。
中国山水画起源较早,东晋时受山水文学的影响有较大发展,但真正走向成熟是在隋唐时期,当时出现了不同的画风与流派,如青绿山水、水墨山水、泼墨山水、工笔山水、写意山水等。特别是宋代,山水画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李成、范宽、郭熙、夏、马远等人为典型代表,而苏轼、米芾、米友仁等的文人画,更为强调神似和意趣,其绘画境界别开生面,呈现出洒脱、朴实、平淡、自然的生活情调。中国古代山水画大多以“小桥、流水、人家”为画面构图内容,表现出至真至美的生活境界。
古代绘画关于村落境界的表达,有些可借助普通的山水画,有些可直接根据村居图,还有一些可参考古代“农耕图”。宋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立意之高、画境之美,是历来公认的。其中画了大大小小几百个村落形态,充分表达出居住之境的引人入胜和优美宜人,成为人们长期追求的理想家园。

中国古村落的境界,还可以从古代诗歌中得到体现。
中国古代诗画同源,常常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肖驰在《中国诗歌美学》中说:“古代山水诗人与山水画家一样,是俯仰上下地区观照宇宙万象的。”稍有不同的是,中国诗学是“以小景传大景之情”,即“以小观大”;中国画学则是“以大观小”。山水诗是时间的艺术,山水画则是空间的艺术。“山水画往往从空间的有限突破以追求无限,山水诗则可以将时空的无限展现为空间的有限”,说明诗与画的追求目标是一致的。古人所谓“古人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李贽《诗画》中说“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对诗画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表述。
东晋名士谢灵运的《山居赋》写道:“抗北顶以葺馆,瞰南峰以启轩。罗曾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因丹霞以赤眉,附碧云以翠椽。视奔星之俯驰,顾飞埃之未牵。”可见诗中有画。
唐诗风格独特,朗朗上口,流传较广。明代人有心将唐诗的意境转化为画境,遂作有《唐诗画谱》。此书为明代黄凤池辑录,书、画皆为明代人据诗境所配,为诗、书、画三美合一的版画图谱。其中大部分属于村落意境之图。
李白的《村居》诗,描绘了一个初春时节的村落的境界:“径曲萋萋草绿,谷深隐隐花红。凫雁翻飞烟火,鹧鸪啼向春风。”
白乐天的《溪村》诗,也为人们展示了一个临溪村落的意境:“蒲短斜侵钓艇,溪迥曲抱人家。隔村惟闻啼鸟,卷帘时见飞花。”
王建的诗作《田园乐》,向人们展现了一个桃花源式的村落境界:“采菱渡头风急,仗策林西日斜。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
张旭的诗作《桃花溪》中写道:“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作者以空灵之心深切地体味自然,又能以清幽婉转之笔触予以表现,从而给人们描绘出一幅引人入胜的村居图景。
清代诗人曹文植的《西递》诗:“青山云外深,白屋烟中出。双洞左右环,群木高下密。曲径弯如弓,连墙若比栉。自入桃源来,墟落此第一。”则是对黟县西递村落意境的生动描绘。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村落以追求秀丽的山水风光、恬静的田园生活和理想的耕读环境为至真至美的境界。

中国古代都城–商周都城(四)东周诸侯国

 四、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东周诸侯国都城
   周武王灭商以后,决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统治国家。周天子把王畿,也就是首都周围的土地划为自己亲自管辖的领地,而王畿以外的土地则分封诸侯。诸侯是自己的封国内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他们通过进贡和保护周天子的安全来维持其至高无上的权力。于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统治秩序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在此后大约700余年的春秋战国之际,这座金字塔开始动摇了,又过了几百年,诸侯国之一的秦国将所有的诸侯国加以兼并,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古老的分封制虽然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作为这种制度的物质载体——一大批诸侯国的都城却存留下来。它们蒙满尘垢的残垣断壁记录着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的一段段充满战火硝烟的历史。
   1. 临淄:齐城与齐桓公的霸业
   临淄齐城是西周到战国齐国的都城所在。周武王灭商后,封姜尚为齐侯,最初的都城在营丘,公元前859年开始以临淄为都,此后一直到齐亡都没有迁都。西汉前期和东汉时,诸侯王齐王也以此为都城。考古学家曾在临淄齐城内发现几十座大、中型春秋时期墓葬。其中有一石质的墓室,外面的殉马坑中发现了145匹殉葬的战马,证明这里正是宗室贵族的墓地——公墓。城内发现的最高的夯土台基,至今仍称“桓公台”,可以界定齐桓公在齐国历史上的确是一代风云人物。在春秋五霸中他是最早称霸的诸侯,一次葵丘会盟则标志着齐桓公的事业达到了巅峰。
   齐桓公成就霸业与齐国的特殊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周初的大分封,齐国不仅得到了富有渔盐之利的今山东北部的封地,还被周天子授予辅佐周室和征伐不服从周室的诸侯国的特权。周平王东迁以后,北方戎狄的势力仍然很昌盛,常常南下侵扰,使华夏的一些小国不得安宁,周室衰微,无力保护诸侯国,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诸侯国领导大家抵御外族的侵犯。齐桓公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走上了齐国的政治舞台。一次,北狄中的一支山戎打进了燕国,形势十分危急,齐桓公率兵亲征,打败了山戎。邢国是位于今河北邢台的一个小国,由于北狄的侵略,国都被毁,齐桓公便在邢台以西的地方重新给他们建了一个城市,邢国人高兴地迁到新都,就像搬回到自己的老家一样。卫国也是一个小国,大约在今河南淇县,在狄人的进攻下亡了国。人民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只剩下700多人。齐桓公安顿好邢国后,马上着手为卫国人建设国家,把他们迁居到楚丘(今河南滑县)。卫国人高兴得像忘记曾经亡过国一样。这就是史书上说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这样,齐国在中原的威信大增,尔后齐国又与南方的楚国在召陵(今河南漯河)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了确立霸主地位,齐国召集了多次诸侯大会,要大家在齐国的领导下拥护周室,共同抵御外族。最风光的一次要数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今河南民权县)会盟,不仅诸侯国到会,连周天子也派特使来了,还送来了祭肉、美弓和车子。葵丘会盟后,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已不可动摇。
   齐桓公时期创下的霸主地位,为齐国跻身战国七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春秋战国之际,一些诸侯国的卿大夫势力越来越大,大有取代国君之势。齐国也出了一位这样的人物,就是齐国贵族田桓子。田氏做大夫时,为了收买人心,用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借粮给老百姓,老百姓纷纷投靠他。公元前476年,田氏终于从公卿走上了国君的宝座。
   齐国实行五都制,具备多权分立的意味。与濒海的地理位置有关,齐人重视商业,崇尚财富。战国时期的临淄城,不仅是齐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城市。在通往临淄的大路上常常是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齐国人爱好音乐和体育,连不通乐理的南郭先生也知道到王宫里为齐宣王吹竽,混口饭吃。齐王还在临淄的稷门(西门)外设立了一座大学堂,叫做“稷下之学”,一些知名的大学者如孟子、荀子都在这里讲过学。学者们居广厦,乘华车,僮仆成群,俨然是一群“知识英雄”。

   2. 燕下都:黄金台与燕昭王的功业
   燕下都位于河北省的易县,是战国中晚期燕国的都城。燕国是西周时期辅佐周成王的召公的封国,起初燕国的都城在蓟城,后来迁到了这里,所以后世称蓟城为上都,此处为下都。
   地处中国北方的燕国,虽然地广兵众,但在战国七雄中却并不算强盛。公元前三世纪,各诸侯国谋求富国强兵的改革方兴未艾,在燕国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或许是仰慕先祖召公的贤德吧,燕王哙在谋士苏代的游说下,决定效法古人,将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子之权力欲很强,自然是求之不得。有一次他和左右在一起,突然说有一匹白马跑出去了,问大家看见了没有,左右都说没看见,只有一个人说的确看见了。他借此看一看臣下是否忠诚。子之统治了燕国三年,燕国不断发生内乱。结果燕国南边的齐国借口维持和平,出兵燕国,一直攻破燕国的国都,那个玩弄权术的子之也丢了性命。在这场闹剧中,本来就不太强大的燕国国力更是衰微,成为七雄中最弱的一个。从此燕国也与齐国结下了仇怨。
   在这时流亡赵国的燕国公子职回国继位,是为燕昭王。看到自己国家如此破败,他心忧如焚,决心进行改革。传说昭王继位之初曾亲自去找著名学者郭隗,求教治国之策。郭隗讲了一个故事:“有人花五百两黄金买回一个死千里马的头,后来果然由此而购得多匹活千里马。”他以此劝导昭王以重金礼聘天下贤士。于是燕昭王建起黄金台,上面放了一千两黄金,招聘文臣武将。燕昭王因纳贤而使燕国振兴,黄金台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
   燕昭王的人才政策果然为燕国引来了“千里马”。魏国名将乐羊的后代乐毅就是其中之一。三国时期的天才政治家诸葛亮早年躬耕陇亩,曾自比管仲乐毅,说明乐毅的功业的确很了不起。乐毅很有军事才能,负责军队的训练。昭王强兵的目的就是要报齐国的武力进犯之仇。随着燕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伐齐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曾攻打燕国的齐宣王已经死了,在位的是他的儿子齐王。公元前286年,燕国联合晋、秦、楚大举伐齐,结果在齐国西线大败。燕昭王乘其不备,派乐毅率兵攻打齐国北线,攻占了齐国都城临淄。齐国只剩两座城池,齐王也在逃亡途中被杀。这时,齐国的一名无名小卒田单扛起了反攻的大旗,他先用离间计使燕昭王的儿子惠王革去乐毅之职,接着用火牛计大败燕军,一直把燕国军队全部驱赶出齐国国境。这场残酷的战争虽使燕国报了仇,也使燕齐两国国力大损,倒是给一心想灭掉六国的秦国帮了个大忙。
   3. 邯郸:赵都与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
   赵国、韩国与魏国的开国君主原来都是晋国的公卿,后来三家联合起来把晋国瓜分掉了。所以,史书上也称这三国为“三晋”。三晋之中,赵国是位于最北边的国家,与齐、魏、韩、秦、燕、卫等国相邻。在战国七雄中它的疆域虽然比较大,但就国力而论,只能算二、三等的国家,所以经常被齐国、秦国打败,甚至还丢失一些土地。除此之外,活动在赵国的东北和北边的林胡、楼烦等族群,也时常南下抢掠财物,与赵国发生武装冲突。这种特殊的生存环境使赵国人具有较强的忧患意识。
   三家分晋时,赵国的国都在晋阳(今太原),后迁都到中牟(今河南汤阴西),到赵敬侯时才将国都迁到邯郸。邯郸赵城的范围大约相当于今河北邯郸市区及其外围。邯郸市区有一处俗称赵王城的遗址,考古学家认为这是赵都的宫城部分。迁都邯郸以后,赵国进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
   赵国的第六代国君赵武灵王,是赵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公元前3世纪晚期,他在赵国推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影响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大事。
   东周时期的各诸侯国,都是周天子的宗室,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这些华夏族的兄弟国家,拥有先进的文化,视周边地区文化落后的族群为异族,称他们为蛮夷或胡、狄,表示轻蔑。就连楚国这样文化发达、军事强大的国家,因为自身文化与中原地区不同,在中原各国眼里,楚也是蛮夷,常受到蔑视。但赵武灵王似乎有点与众不同,在与胡人作战的过程中,他发现他们身着短衣,骑在马上援弓引箭,飞驰如电,战斗力很强。而本国的军队,虽然*精良,但所着宽衣长袍和笨重的盔甲,骑在马上十分不便。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向胡人学习,改进士兵服装,采用胡人的短衣、长裤。这一举动果然在赵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赵武灵王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众人,并亲自和王公大臣穿起胡服,接着赵国的老百姓也跟着穿着了胡服。一个全新的骑兵部队在赵国产生了,它保护着国人的安全,还在北方地区为赵国开地千里。这样,赵国从一个二、三流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到战国晚期,当六国中的其他国家纷纷衰落时,赵国成为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了。轻装的骑兵,不仅给赵国带来了强盛,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秦及以后各代王朝,来自北方的边患经常对中原地区形成威胁,而中原的骑兵部队恰如一道人力的长城,阻挡了北方草原民族的武力进犯。不仅如此,在汉唐盛世,强大的骑兵部队还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使中西方文明在此交汇融合。
   战国纵横家苏秦曾说,山东诸国,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赵国的强大。赵国疆域方圆一千多千米,士兵数十万之众,车马和骑兵无数,仓储的粮食足够十年所用。作为都城的邯郸,处于太行山东麓交通干道沿线,又富产铁矿,因此成为北方地区一大都会。后代流传着“邯郸学步”的笑话,那一定因为邯郸人气宇轩昂,很让外地人羡慕,因而纷纷效仿。既然连走路的姿势都让人欣赏,赵人所着的胡服大概也不会很难看。
   自古燕赵多侠义之士。赵国既有赵武灵王这样特立独行的君主,也有忠心事主的臣子。流传甚广的“将相和”故事,让无数英雄为之赞叹。至于一介平民毛遂,为救祖国,远道去楚,说服楚王联赵抗秦,更是战国外交史上的奇迹,也因此留下了“毛遂自荐”的典故。

   4. 南郢:走过楚都纪南城
   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了四件错金篆书的竹节形青铜器,通过释读得知,这是战国时代楚怀王颁发给鄂国国君启的免税凭证,考古学家称之“鄂君启节”。从节文知,商人们用150艘大船,走遍湘江、沅江流域,直到漓江上游,去搜集江南、岭南以及南海特产与珍宝,每年都将数以千计的货物输入楚国,然后以楚国都城郢为商品集散地,通过陆路辗转向中原销售。这里描述的是公元前4世纪早期发生的事情,那时北到山东、河南中部,西至重庆,东达江浙、南及两广的辽阔的地域都在强大的楚国的统治之下。那么,楚国极盛期那座繁忙富庶的都城——郢都究竟在哪里呢?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根据历史记载,开始在湖北江陵寻找楚郢都。1975年,一场联合国内九所高校、11个省市的考古大会战在纪南城展开,最终确定这座三国时代以来被称为纪南城的古城遗址正是楚国都城南郢之所在。
   如今,出荆州古城小北门行步未远,纪南城那蜿蜒连绵的城垣便会映入人们的眼帘。不过,如果没有行家的指点,初来者恐怕很难将这片沟渠纵横、阡陌交通的江南田园与楚国最盛期的都城——南郢联系起来。站在高出地面10余米的纪南城南城垣烽火台上,极目远眺,其北纪山巍然横亘,其西八岭山烟峦朦胧,其东、南有众多的湖泊和小河与长江连通。群山呵护、众水环绕之下的纪南城,克服了平原地区作战不易防守的缺陷,又具备了适应南方水战的有利条件。所以,胸怀问鼎中原之志的楚人在楚文王熊赀时将都城从偏远的丹阳迁到这里。楚国的22代国君,历时411年,在此实践着他们的政治理想。直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纪南城才被废弃。
 
   根据在城内发现的400多口水井估算,这座繁华的城市在战国中期养育了至少30万人。史书记载,楚都南郢,可见马车一辆接一辆地驶来,过往人群川流不息,摩肩接踵,城里的道路如此拥挤,以致于早上穿了新衣进城,傍晚已磨损得破旧不堪了。其人口之稠密,市井之繁华,只有“挥汗成雨,举袂成云”的齐都临淄才能与之媲美。今天,风雨依旧,山河有灵,只是楚人那匆忙纷沓的足音,却再也唤不回来。
   南郢是一座具有浓郁生活情趣与文化气息的城市。在400余年的和平盛世中,楚人在南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艺术成就。错金银龙凤鸟纹铁带钩、彩绘小座屏、最早的金币——郢爰,衡制完备的砝码以及不计其数的丝织品、楚简、青铜器和陶器……充分展示了楚人纵横驰骋的想象力和无与伦比的手工业成就。南郢还是当之无愧的乐乡。在纪南城外,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5件饰有金线的彩绘编磬和中国现存最早的定律器,在纪南城外的天星观一号墓也出土了钟、磬、瑟、笙、鼓等多种楚乐器,楚王甚至还制作了一枚巨大的钟送给他的恩人曾侯乙作随葬用。楚国的贵族宋玉曾对楚王说,居住在下里的巴人善歌,有人在郢都领唱,城内数千人随声附和,“下里巴人”的传说由是流传下来。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这片土地上产生以老聃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许行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和以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学。
   楚都的繁盛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而以都城为中心的广大的南方地区又是楚国进取中原的有力支持。楚国从一个筚路蓝缕、崛起于山林之中的小国发展到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与楚国迁都南郢的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所以古人评价说“楚人都郢而强,去郢而亡”。关于楚国的灭亡,众说纷纭。秦国的强大、楚与六国的决策失误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另一方面,随着人文的极盛和物质生活的富足,楚国奢靡之风日炽,昔日尚武进取的精神也有所丧失。且不说“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的传说有几分可信,从楚墓出土的丰富的随葬品,就足以窥见这个曾经骁勇善战的民族是如何沉迷于享乐。攻占郢都的秦将白起曾这样评价南郢,“城池不修,又无守备”,作为楚国大后方的南郢虽宫垣城郭阔达,宫垣衣绣,但不足以抵御秦人的入侵。当秦人的铁蹄之下,楚国只能被迫迁都陈郢,从此走上亡国之路,最终为强秦所灭。
   公元前278年,屈原被昏庸的楚怀王流放途经南郢,看到昔日的国都成为一片废墟,他悲愤地写下了《哀郢》这一著名的诗篇。诗人的哭泣渐远,南郢作为一代名都也从此失去了都市的风采,长眠于原野之中。
   5. 魏都大梁:从李悝变法到马陵之战
   魏国的大梁在今开封西北部。春秋时期,这里本是郑国的土地,郑庄公叫人在这里筑城,取开拓疆土之意,将此地命名为开封,当时开封是郑国囤粮储粟的地方。战国时期,这一带成了魏国的地盘。公元前361年,魏国的第三代惠王将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到开封,取名大梁,魏惠王也称梁惠王。大思想家孟子到大梁游历时,曾说服梁惠王采纳他的政治主张,这些精彩的对话录被收集到《孟子》一书中。
   魏国是战国中期独霸中原的强国。三家分晋以后,魏国得到了原来晋国基础最好的部分国土,即今山西西南部的河东地区,凭借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魏国较赵、韩有一个较高的起点。魏文侯是魏国的第一代国君,也是当时最有声望的诸侯。同这一时代许多贤明的君主一样,魏文侯的身边也是人才济济,如中国最早的法学家李悝、无神论者西门豹、军事家乐羊。后来到楚国官至令尹(相当于相国)的改革家吴起,这时在魏国还只能算得上二流人物。李悝在魏国的改革是战国时代较早进行的改革,后来商鞅在秦国的改革,吴起在楚国的变法,诸多内容都以李悝为蓝本。李悝在魏文侯、武侯两代进行的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年的一个强国,连西邻的秦国也受到它的进攻而丢失了土地。
   到魏惠王(梁惠王)时,魏国更加强盛。魏惠王对攻城略地的兴趣很大,也打了许多胜仗,甚至主持召开了有十二国诸侯参加的国际大会,名噪一时。但公元前341年发生的马陵之战,魏国惨败,从此国力大衰而失去了称霸天下的地位。马陵之战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役。魏国在这次战役和先此的桂陵之战的失败,都是孙膑和庞涓斗智斗勇的结果。孙膑是东周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裔,他和魏国大将庞涓曾有同窗之谊,但庞涓十分妒忌孙膑的才智,用诡计致残孙膑,后来两人分别在魏国和齐国供职。在桂陵之战中,孙膑以围魏救赵之计,败了庞涓;在马陵之战中,孙膑用减灶诱敌之计,使庞涓战死。这两则战例被后人总结到兵法三十六计中,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
   战国时期的魏国都城大梁,是一座繁华的大都市,也是魏国方圆千里国土上的政治中心,大梁作为魏国的国都,长达130余年,经过了六代国君。大梁还是一座富庶的商业城市。在它的周围满布着农庄和田园,人口稠密,车马众多,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它同赵国国都邯郸、秦国咸阳和齐国临淄一样,在当时是闻名遐迩的大城市。尽管两千多年前的大梁城早已掩埋于现代都市脚下,但它的历史和在这片土地上建功立业的人们永远留在了后人的记忆中。

中国古代都城–商周都城(三)东周都城

 三、东周都城:雒邑
   雒邑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为了避免犬戎的威胁,公元前770年,在郑、秦、晋等诸侯国的护送下,周平王迁都洛雒,建立了东周王朝。洛阳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都。
   周王朝对雒邑的经营早在西周时期就开始了。平定武庚叛乱以后,成王把象征王权的九鼎从殷迁到雒邑。接着,派周公和召公营建城池。周公在营建雒邑时修筑了两座城,今涧河西边一座叫王城,东边一座叫成周城。王城和成周城建好以后,周成王派周公长期在这里镇守。尤其是成周城,这里迁入了被征服的商朝贵族们,当时称他们为“殷顽民”。周公率重兵在此严加把守,唯恐他们再次叛乱。此后,商朝遗民在政治上不再有所作为,转而发挥他们在商业贸易上的天赋。据说后人把从事买卖的人叫作商人,与这段历史有着很大的关系。
   东周以王城为首都历时五百多年。东周时期是中国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力量也大不如从前。与此同时,诸侯的力量却日益强盛。周平王时,雒邑附近方圆三百公里的范围都属于周王的统治区,称王畿。到了战国末年,周王统治区被蚕食得只剩下十分狭小的地盘,连一个普通的诸侯国都不如。诸侯们早已不来进贡了,周王财政吃紧,以至于向诸侯们伸手借贷。到了周赧王时期,更是每况愈下,据说他为了逃避债主的追逼,躲到王宫的高台上不敢下来,“债台高筑”的成语便是由此而来。
   与西周丰京与镐京一样,周王城这座经周公精心规划的洛阳第一都,千百年来已难寻踪迹。最后考古学家在洛阳市涧河与洛河交汇处发现了东周王城城址。城址内,夯土宫殿基址、粮仓、手工业作坊井然有序,城外的护城河清晰可辨。这一发现证实了史书上关于周王城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古代都城–商周都城(二)西周国都

二、西周国都:丰京与镐京
  周族是兴起于陕西渭水中游以北的一个古老部落。西周时期的丰京与镐京,是西安地区最早出现的都城,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这里有一个传说:相传周的始祖叫名弃,是一个富有农业生产经验的部落首领,弃的母亲姜在旷野里践踏了巨人的足迹后怀孕生下了他。周族迫于戎狄的扰掠,一直迁徙,在杰出的领袖古公父的率领下,南迁到岐山周原定居下来。
   文王姬昌也是一位出色的领袖,他注重发展生产,任用贤能。在一次在游猎的途中,文王遇到了在渭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发现他颇懂治国方略,于是对姜子牙委以重任。 为了向东发展,文王将都城迁到了今西安市以西的沣河西岸,建立了丰京,又在沣水东岸营建镐京。文王死后,其子武王继承父志,亲自率兵讨伐无道的商纣王,相传两国曾在牧野展开激战,战争以商朝的灭亡而告终。武王灭商以后,建立了一个南至长江以南、西至甘肃、东临大海、东北至辽宁的疆域广大的国家——西周。这个国家就以丰镐为都城。丰京是周族祭祖的地方,镐京则是周王处理政务的所在。这就是被称为宗周的二京。周天子是天下的宗主,诸侯向周天子朝贡财货、玉帛、珍玩和各地的土特产等等。
   在三百年后,西周的王位传给了周幽王。而周幽王是一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昏君。他宠爱貌美的妃子褒姒,为了立她为后,不惜废掉太子和太子母亲申后。相传褒姒天生不笑,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后有人给他出了一个荒唐的主意,就是所谓的“烽火戏诸侯”。周幽王命人点燃骊山上的烽火台,各地诸侯望见狼烟,以为周幽王有难,纷纷前来救援,结果发现是周幽王设下的骗局。看见诸侯们狼狈不堪的样子,褒姒果然大笑。从此,周幽王多次戏点烽火台。不久,被废申后的父亲为了泄恨,乘机引来犬戎之兵讨伐周幽王。周幽王在惊恐之中,再次点燃烽火台,多次上当的诸侯没有一个前来救援。周幽王最后被杀死在骊山脚下,西周灭亡。丰京与镐京也在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丰、镐二京的建立开创了西安地区长期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格局。湮没于萋萋芳草之中的丰镐二京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不懈探索,渐露真容。今天的人们才能从丰富的地下出土文物中遥想它们昔日的繁荣,以此知道那个以礼仪著称的时代曾经在这片沉寂的土地上闪耀大放光芒的人文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