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河瓜洲古渡段
西汉建都长安(今西安),自黄河西上可由渭水通关中。西汉初年,每年从关东地区经黄河、渭水向都城长安漕运粮食不过几十万石。经过文景之治以后，国家逐渐富庶。到汉武帝时期，由于京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机构迅速膨胀，汉武帝又外事边防，内多兴作，政府对粮食的需求大大增加，对漕运的依赖也日益严重，漕运量猛增到上百万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政府一方面在关中大修水利，以便于发展当地农业，就近取粮；
另一方面改善水运条件，以便从当时主要产粮区的东部地区调运更多的粮食进京。
西汉从关东运粮入京，本来取道渭水西运。但渭水多沙，水道迂曲宽浅，险阻甚多，运输功能很差，急需另觅途径解决运粮问题。因此，大司农郑当时向汉武帝建议在渭南凿一条径直的运粮渠道。他认为：从关东漕运粮食经过黄河、渭水到长安要6个月才运完，水道长四百五十多公里，险阻很多。其中渭水迂回曲折，需要改善。他建议自长安引渭水，沿终南山北坡、东至黄河，开槽渠一百五十多公里，这样漕运可以三个月完成，运输兵卒可以减少，还可以利用余水灌溉漕渠旁民田万余顷。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经过齐人水工徐伯负责勘查、测量、定线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发动军工数万人动工修建漕渠。渠首在长安城西北，以渭水为水源，经过长安城南再转向东，与渭水平行，沿途又引入水（皂河）、水、灞水，这些水道发源于南山，含沙量少，大大增加了漕渠的水量。漕渠穿过霸陵（治所在今西安市东北）、新丰（治所在今临潼县东北）、郑县（治所在今华县）、华阳（治所在今华县东南）等县，到渭水口附近与黄河汇合，全长一百五十多公里，历时三年完工。

第四节  明清古村落缩影
　　在现代社会存留下来的古村落，大多是明清及其以后形成的古村落，它们不仅传承了自古以来中国传统聚落的基本特点，而且成为在时间上离我们最近且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古村落形式。这里以徽州棠樾村和湖南曾国藩故里富托村为例，作简要叙述。
　　一、徽州棠樾村的演变
　　棠樾村位于安徽南部歙县城西南7.5千米的地段，北枕龙山及其支脉后头山，南临徽州盆地，远处有富亭山为屏，中间开阔之地有源于黄山的丰乐河自西向东穿村而过，在形局上符合传统风水说关于“枕山、环水、面屏”的选址模式。
　　棠樾村的建设主要开始于明代，历经明清两代的建设扩展，形成今天所能看到的规模。其实，棠樾村的建设，最早可以上溯到南宋建炎年间（约1130年）。当时住在徽州府邑（今歙县县城）西门的一位以文著称的产业界人士鲍荣，在踏遍府邑四周山水后，发现今棠樾村所在之地绿林阴翳，山环水绕，是造园休闲的理想之地，遂在此建造别墅一座，成为棠樾村最早的建造者，鲍荣也因此而被棠樾人尊为始祖公。棠樾村名的由来，族谱中无明确说明，族谱中只引用有元代咏棠樾诗句“遥想棠阴清昼永”一句，而“棠阴”一词出自《诗经》，后被比作“德政”。“樾”字在《玉篇》中的解释是：“樾……楚谓两树交阴之下曰樾”，也就是说浓浓的树荫之下就是“樾”，说明当时的此地树木葱郁，甘棠绿荫，环境幽静，是居住休闲的理想之所。
　　鲍荣之后，棠樾很长时间都只是作为园林别墅，别无他建。到了四世曾孙鲍居美时，因“察此处山川之胜，原田之宽，足以立子孙百世大业”，遂携家人自府邑迁往此处。此后800多年里，棠樾村便营造不止，成为鲍氏家族的长久聚居地。
　　棠樾村历来以“孝”闻名，建筑布局便深深地体现了这一思想。而“孝”的起因与宋末元初鲍氏八世孙鲍宗岩、鲍寿松父子被盗贼抓后相互争死有关。相传鲍氏父子被盗贼追赶，被抓到后须杀死其中一个人以泄恨，儿子以尊老戴父为由愿替父死，父亲则以香火延续需赖儿子为由争着己死，父子争执不下，感动了盗贼，结果把父子二人均放了。此事正好印证了儒家伦理所谓“父慈子孝”的思想。在儒家伦理中，“孝为百行之首”、“生民之德莫大于孝”。此事相继被收入《宋史？孝义传》、《明史？孝顺事实》、清《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史籍，广为流传。后来鲍寿松做了官，朝廷特给棠樾村鲍氏御制了“慈孝里”石坊一座。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鲍元康在龙山之巅特建慈孝堂，记刻父子争死一事。乾隆皇帝听到此父慈子孝的故事后也很为感动，专门为鲍家祠堂亲笔题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
　　元明时期，棠樾人从村落的总体规划出发，对水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使原有的两股水流改变河道，一条入村后，沿村子南面环绕如带，呈环抱有情状；另一条原仅注入东北的横路塘，改造后从横路塘引出绕村东而出，两股水在东南方的马总步亭附近汇合，再流经七星墩附近的水口，然后再渐渐流走。
　　棠樾村的水口处是一组很有标志性的水口园林。按风水的说法，棠樾水口也处在吉利的东南巽卦之位，乃生气之方。为了弥补此处缺乏锁气之山的缺陷，便在水口附近人工砌筑了七个高大的土墩，称之为七星墩，墩上植有大树以加强关锁之势。水尾处跨水建有石桥一座，桥上原有义善亭。整个水口园林基本保存至今。
　　棠樾村的大发展是在明代。众所周知，明代是徽商发展的重要时期。大批徽商在外经营致富后纷纷回家乡购置田产，修造房屋、祠堂，兴建学堂。嘉靖至万历年间（1529~1578年），棠樾村出了一个大官工部尚书鲍象贤。棠樾在明中后期出现了一个营建村舍的高峰期。
　　明后期的棠樾村已具相当规模。村内有一条名叫“前街”的以青石板铺成的街道，呈东西向延伸。前街中段的北面，工部尚书鲍象贤建有宣忠堂一座。其宅制经皇帝特许，门屋为五开间，檐下悬挂“宣忠匾”，门前竖有一对旗杆；宅深纵向为五进，是村内规格最高的建筑。鲍象贤去世后，因宅为祠，前面作为尚书公家庙，祭祀用；后面仍作住宅。同时在村东大道边，建有尚书坊一座。另为鲍象贤祖父鲍灿建有“孝子坊”一座，为鲍象贤之父建有“监察御史坊”一座。鲍氏祖孙三代的三座宅坊，成为该时期棠樾村的主要标志物。
　　清代棠樾村的建设较之明代有进一步发展。大致在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年）再一次出现建设高峰期。原因仍是与徽商赚钱后大量投入到家乡建设有关。这一时期棠樾鲍氏一家三代出了三个大盐商，即鲍志道、鲍濑芳、鲍均，目前村内遗存的古建筑，大部是这一家人的义举。村内街道由原有的一横道扩展为前后二横道格局，两街之间有数条南北向的小巷相通。大批的建筑、牌坊、祠堂、书院以及豪华住宅等，均兴建于这一时期。在明代已有的尚书坊、慈孝坊、孝子坊之间，又陆续加建了四座石坊，形成按“忠”、“孝”、“节”、“义”排列的七座碑坊群。坊下以长堤一道相贯通，堤侧遍植古梅，间辅以紫荆，具有极强的标志性和可识别性，形成独具风格的村口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