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禹会诸侯于涂山的传说
表面看来将安昌的历史一育追本穷源到传说中的大禹时代，似乎有些勉强。因为4000多年前虽经海进与海退的反复轮回，“海水离开南部丘陵山邃向北退去”.海面逐渐下降，“全新世时还是一片浅海的会稽山地以北(大致相当于今山会平原)随之涸出，并“一直基本处于今天的高度上，中问短期小幅波动不会超过2米爹但仍展遭潮水倒恶、山洪暴发之害水患频仍一片沼泽。囚卷转虫海进迁徙至会稽、四明山地的人类尚在原地活动，“人民山居”，“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很明显此时的安昌仅作为会稽山地以北浅海沼泽地的一部分，既无人类的活动，更缺乏文字资料，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既无可能，也没必要。局限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当时/类的活动宪全依赖生产和生活的自然环境，而裹现为对育接影响生产和生活的自然环境的执著崇拜。面对这片水泛频仍的浅海沼泽地，人们梦寐以求出现神化了的英雄，整治滔滔洪水，让重回故土的愿望马上变成现实。“越族居民在会稽、四明山地的山麓冲积扇顶端，俯视这片茫茫大海，面对着这块他们祖辈相传的、如今已经为洪水所弄噬的故土，当然不胜感慨。他们幻想和期待着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明，能驱走这滔滔洪水，让他们口到这块广裹、平坦、富庶、美丽的平原上，于是，大禹的传说应运而生了。
大禹其人及其在会稽的活动历来颇有争议，即有关其人其事的真伪辨。但传说自有传说的价值，通过传说，隐隐约约可窥见当时人类生产和生活之一斑。神话和传说本来不必如同历史一样的认真对待，但应该承认，他们仍然是值得研究的。其实，对于上古历史，特别是经过儒家们的打扮并且统一了口径的上古历史，他们与神话、传说的差距有时实在不大。在这个意义上将安昌的历史追溯到大禹时代，应该无可非议。
大禹与会稽的关系，根据记载，至少可归纳为五件大事:宛委得书、娶妻涂山、功成了溪、会诸侯于涂山、崩葬会稽。其中娶妻涂山、会诸侯于涂山两事，与安昌有较密切的关系。
娶妻涂山。大禹致力于治水，及三十仍未娶。行至涂山，娶涂山氏之女为妻。其妻十月后生子启。在《尚书•益稷》中，大禹称：“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唯荒度土功。”《吴越春秋》也说厂禹一十来娶行到涂山恐时之菩，欠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取辛壬赘甲。禹行十月，女娇牛子启。”记载中出现地名“涂山”。涂山在何地？容后再叙此不赘言。
禹会诸侯于涂山。大禹治水成功以后，会诸侯于会稽。《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吊者万国。说到大禹会诸侯于涂山时，不能不说防风氏，因为他被杀于涂山。《国语•鲁语下》谓:“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戳之。”开会迟到竟招杀身之祸，的确十分罕见。有人分析这是大禹为树立自己的权威所采取的措施。而后唐马缟在《中华古今注》中提供了另一种说法，“昔禹王集诸候于涂山之夕，忽大风雷震，云中甲马及九十一千余人，中有服全甲及铁甲;不被甲者，以红绢袜其首额。禹王问之，对曰:‘此袜额盖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为卫队，乃是海神来朝也，。‘一云风伯雨师。”有人推测这是防风氏所率军队形成的海市魔楼。涂山若是临海，以此解释防风氏被杀的原因.也有一定的道理，而非无的放矢。
那么，涂山究竟位于何地?向来说法甚多。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谓:‘涂，会稽山，一曰九江当涂也”;晋杜预注《左传》时，已有寿春东北之说;东晋常琢在《华阳国志》中称禹娶于涂山……今江州徐山是也。所以，庸苏鄂在《苏氏演义中综合上述几种说法:“涂山有四:一者会稽;二者渝州即巴南，旧江州是也……三者濠州。一四者文字音义云涂山……今宣州当涂县也。”
其实对涂山的争论，.早在越工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孔子就有过结论。《国语•鲁语下》曰:“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戳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此事在《孔子家语•辨物》、《史记•孔子世家》中均有类似记载。而晋杜预注《左传•哀公七年》时.则否定了涂山在寿春东北的说法，说:“涂山在寿春东北.非也。又在引述《孔子家语》中孔子论大骨的记载后说;“盖丘明亲丞圣旨，录为实证.臾。又案刘向《说苑.辨物》，王肃之叙孔子世孙孔猛，所出先人书《家语》，并出此事，故涂山有会稽之名。考校群书及方士之目，疑非此矣，盖周穆之所会矣。此外.《水经注•淮水》基本上也全文引用，肯定涂山应在会稽之说。
限于资料尤其是出上文物的印证，有关涂山在何地的争论仍将继续进行，一年半载难以形成定论。但据已有的资料分析，涂山在会稽的可能将大于气其他诸地。
今天的涂山是一海边的小山丘。《越绝书》载：“涂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县五十里。”嘉泰《会稽志》云:，“涂山在县西北四十五里.旧经云禹会万国之所。亦称西底山或旗山。明诸万里《於越新篇》记载;“涂山一作西，谓禹负底朝诸侯处。是帝工宫殿上所设户之间的屏风，大禹以山为，大会万国诸侯，西由此得名。又因山坡由西向东略成四十五度，远望似三角形旗，故名旗山。涂山之顶原有禹庙，《郡国志》云：“《十道四番志》:圣姑，从海中乘石舟，张石兜帆至此，遂立庙。“秦始皇庙，在县西一里。会稽记石:始皇崩……像乃诉流而上。人以为异，兹庙遂废。”嘉泰《会稽志》谓:“东海圣姑，弃石、张石帆至，二物见在庙中，盖江北禹庙也。”
庙中溢汀北禹庙也。 有周时乐器，于，铜为之，形似钟，有颈映水，用芒茎拂之则鸣。《太平寰宁记》曰:“。宋武修庙，得古，梁初又得青玉印。”相传，明初刘伯温为破旗山帝王风水，令庙迁移山之永南麓。据明代万历年问《绍兴府志》载：山阴大禹庙在涂山南麓，宋、元以来咸祀于此。国朝始会稽山陵庙致祭，兹庙遂废。山之东另有斩将台，乃斩防风氏处。相传.防风氏被斩后，鲜血流至山下河中.染红河水，故有’“红桥”之名。宋代潘江《红桥》诗日:
略钓横溪畔，何缘独着名;
九州称甸服，.多士号公卿。
跋扈诚无益，征诛非不平;
余波属玷秽，千载未澄清。
小溪上横跨着无数简陋的独木桥，.为何唯有红桥大名鼎鼎，那是因为防风氏的传说。千百年来，流水潺潺，仿佛看淡人间烟云，不停地洗刷着防风氏飞扬跋扈的骂名。
沧海桑田后的今天.过去的许多情境都被无情地替换，禹庙、红桥、斩将台等都已荡然无存，慢慢地离现实远去。幸.好传说尚在民间，历史之笔也忠实地记着传说中的是是非非，而让我们又触摸到了4000多年前的安昌。
二、后白洋村的古文化遗址
传说自然美丽动人，广泛流传，如傅斯年所说：“禹的踪迹的传说是无所不在的，北匈奴，南百越.都说是禹后。而龙门、会稽、禹之迹尤著名。即在古代僻居汶山（岷山)一带不通中国的蜀人，也一般的有治水传说。”之所以如此，或许基于一定的科学依据，而非凭空臆想、信口开河。但传说毕竟是传说，绝非信史。对安昌的研究，仍应借用考古资料。
1994年3月因基建发现后白洋村古文化遗址，经勘探分布范围约1000平方米。同年5月，文物部门组织力量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计450平方米，掌握了遗址所处位置、文化内涵、分期年代等基本信息。该遗址位于安昌后白洋村金沟、银沟两台地，与马鞍、壶瓶山古文化遗址相接壤;高出稻田1米之多，文化层叠压于距高地表面约2.5米以下，有文化层一层，厚0.2-0.8米，出土石器、陶器和原始青瓷器等类遗物，其中石器有石镞、石锛、石箭头、破土器、半月形石刀，陶器系列由夹砂红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印纹硬陶组成，器种有敞口折沿圆锥或扁锥足鼎、敞口折颈鼎、敛口孟、高足杯、三足盘、支座、器盖、罐和盆等， 器表纹饰有方格纹、米字纹、云雷纹、叶脉纹、绳纹和条纹，原始瓷器较少，仅见碗与豆两种器皿。根据器物特征推断，年代相当于西周晚至春秋初期。
在古代宁绍地区.人类选择生产和生活的空问位置往往是逐水向阳避风的小山头下、当时海拔高度在2米左右的平缓坡地。这或许是人类选择生产和生活自然环境的第一原则。逐水而居，可以在人类活动完全依赖生产和生活的自 然环境的低级阶段，仅仅依靠陶罐等小件容器，解决必要的水源问题;向阳避风，具有相对独立的小气候条件，人类可以依据区域内的各类资源，垦殖土地，发展农业，获得生存;平缓坡地，地势相对高于四周，显得干燥，可以避免水患，有利于定居农业的发展。据后白洋村古文化遗址考古发橱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初步认识:一是人类已经选择安昌作为生产和生活的某一空间，从发掘到的生产、生活遗物看，此地已形成沿海聚落，且系至今为止安昌最早之村落;二是人类凭借宽阔、平缓、温暖、湿润的近海台地作为立足点，已垦殖了若干土地，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三是人类逐水而居.仍依靠陶罐等小件容器储水受后白洋村古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现状的限制，当时安昌 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许多特征并不十分清楚，基本上是一个谜，至于聚落要素则更欠缺，而未发现墓地、道路、窑场、活动广场等聚落要素构成的聚落整体形态，遗物仅呈现出生产和生活最粗浅的线条。要解读安昌此时此刻的历史，应该继续寻找相关的古文化遗址。
三、安昌地名的由来与变迁
当我们还津津乐道后白洋村古文化遗址所传达的安昌人类早期活动的某些信息时，距此仅18公里的今绍兴城一带即将筑起一座国都。事情的来龙去脉很复杂，此仅作简单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同俗并土的吴越为谋自身生存和发展，刀光剑影，争战不休。’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越国战败求和，许为属国，越下勾践被迫于吴国国都姑苏（今苏州）服了两年多的苦役，期满归国后卧薪尝胆，择种山〔今府山，或称卧龙山)东南麓兴建小城，“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陆门四，水门一”。又在小城以东建筑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陆门三，水门三”。立国建都是越国灭吴的基础，更重要的则是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供应。而此时的山会平原仍于后海(今杭州湾)相连，“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浚流，沉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即有时，动作若惊骇，声言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垦殖土地、发展生产，首先必须北御咸潮、中蓄淡水、南截山洪。改造水土成为势所必然，越王勾践采纳大夫计倪“饥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的建议，立足于逐水向阳避风的平缓坡地，围堤筑塘，蓄淡拒咸，兴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著名者有吴塘、练塘、石塘、苦竹城(塘〕、富中大塘、山阴古水道等，使都城附近少数水患频仍的浅海沼泽地，慢慢成为可以垦殖的农田.提高了粮食产量，足以供给越国30万人口之需。
此后鉴于人口增加、土地垦殖的需要.山会平原的水利建设获得了深入、持久的发展，经历了从两汉魏晋点状、零散的水利建设，到唐宋主干水利网络的初步形成，再到明清区域水利格局的最终定型的道路。该地区的水利建设，“大体可以隋唐为界，分为两个阶段、隋唐以前要以拦蓄为主，偏重于利用洼地兴建湖陂，用以蓄淡御咸，抗洪抗旱，是于越居民从山麓冲积扇聚落及孤丘聚落向平原聚落发展过程中采用的手段;隋唐以后，转向侧重于外阻内泄水利工程的建设，外阻即建立海塘防御下程，内泄即疏治平原上的河网。正是在山会平原水利建设尤其是海塘修建的背景下.安昌被纳入到该地区发展的枢架之内。
唐代以前，山会平原北部已有零星的海塘，并呈现出建设的两个趋势:一是由点状向线状发展;二是由南向北推移;但史书中的正式记载却从唐代开始。唐垂拱二年（686），在山阴与萧山交界处的后海沿岸，筑成长50里、宽9尺的海塘.因位于两县交界处，称作界塘。开元十年（722），在会稽东北40里.李俊之增修海塘，“至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蓄水溉田”，捍卫了整个会稽的北部海岸。大历七年（755）和大和六年（832），皇甫温、李左次先后两次修筑会稽防海塘。《新唐书》有关防海塘的记载，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增修” 之说，表明海塘早已有之，此时不过是加固与连接罢了;二是山会平原的开发正向海岸延伸，修筑防海塘主要是为了防御潮水泛滥，故多建在海岸地区，塘身低薄，高1-2米.且为土塘。而直到宋元时期，整个山会平原北部的海塘休系才告基本形成，那时，普遍.采用石塘.抵御潮水冲击，李左次修筑海塘的基本情况，史籍记载相当稀疏，根据推测，当凭借白洋山海拔125.2米的有利地形，以修筑海塘，白洋山由此易名大和山。大和山右安昌北部，濒钱塘江,表明安昌在此时或许更早的时候已开始修筑海塘。海塘有效地阻隔了安昌与后海的潮水.加快了把此地浅海沼变成垦殖土地的进程。
唐末，中央大权旁落，地方藩镇割据，狠烟四起.万民疲敝、绍兴很快被卷人到城头大王旗不断变换的动荡政局。在争夺和厮杀中，安昌不经意地走进了历史。
唐乾符二年（875），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起兵反唐，攻掠浙东、浙西诸州。董昌时戍石镜镇(今临安)，遂以捍卫乡里为名，募集土团军，并平王郢，以功擢石镜镇将。乾符五年（878）又与余杭县陈晟、於潜县吴文举、盐官县徐及、新登县杜凌、唐山县饶京.、富春县文禹、龙泉县凌文举等合建杭州八都兵，自任石镜都将。中和三年（883），董昌闻朝廷任路审中为杭州刺史，十分不满，率先攻入杭州，称都押司。镇海军节度使周宝见无法控制局而，表请任董昌为杭州刺史。光启二年(886〕，董昌派麾下钱谬消灭了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徙镇越州(今绍兴)，称知越州军讨事，后朝廷进为义胜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在越初期，治政尚廉，后则残暴酷虐，百姓稍有过错，即遭诛族之罪，以致“血流刑场，地为之赤”。又因朝廷未封越王，于乾宁二年（895）据越州自立，国号“大越罗平”，称“圣人”，铸“顺天治国”银币。镇海节度使钱谬奉唐昭宗之命发兵征讨，大败董军，执董昌还杭州，至西小江、董昌觉无颜见人，投江自杀〔一说途中被杀)钱谬为彰显自己的功绩，名俘获董昌地羊石寨为安昌，《羊石山石佛庵碑记》谓：“大唐中和间，武肃王谬以八郡(都)兵屯羊石寨，平刘汉宏及获董昌，因名其乡为安昌焉。”是安昌地名之缘起。
钱谬大获全胜以后.建吴越国.定杭州为吴越国西府，越州为东府、钱谬偏安东南一隅，”保境安民”，.惨淡经茸.同时崇尚佛教，致使杭州寺院林立，宝塔遍布，梵音不绝，“九厢四壁，诸县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数之.且不能举其目矣”，始有“东南佛国”之称。而在吴越宝正五年(930)安昌竞也破天荒地兴建了两处寺院。一处叫福安院，又名福安寺，后称西涂山寺，在西山东麓寺前村。嘉泰《会稽志》谓:“福安院，在县西北九十二里，后唐长兴元年，于古栖隐寺基上建，号“资福院”。治平元年改赐今额。明嘉靖年间，因营造尚书何诏墓，迁寺于眠牛溪东岸，额曰“涂山古刹”。占地面积近15亩，黄墙黛瓦，山门巍峨，计有正殿、禅房、斋堂等200余间，为附近寺院之冠。明诗人罗欣《咏福安寺》诗曰:
密密松篁覆古阡，入林方见宝幢悬。
楼听潮汐三江近，山引沧洲七寺连。
楼鹃枝头传粥鼓，眠牛溪上起炉烟。
老僧尽日岩扉底，迎客唯供禹并泉。
据传，乾隆帝下江南时，曾赐该院经本多部。兴盛之时。当地佛事，曾汇集过一千尼姑和八百僧众、另一处叫安康教寺，在安昌东市街河南岸、嘉泰《会稽志》曰:“安康院，在县西北九十三里。后唐长兴三年建。嘉庆《山阴县志》则谓：安康教寺，在县西北四十五里清风乡，地名安昌。后唐长兴元年.僧普安创建，初本号安昌院。《纲鉴易知录》载:为建寺，五代后唐郭崇韬后人舍毛基地十三亩，故寺之住持僧每岁首，辄至郭氏，拜崇韬灵座。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据传因赵构避难至此，始称安康寺。清顺治间重建,康熙年间又扩建。山门额题“天路云虹”和娄大任狂草“西方圣人”，寺内楼阁，黄墙雕甍，气势恢宏，有禅房、配飨房、香积厨和斗坛等近百间。观音阁旁有假山、荷花池，景色幽雅。清末民初，佛事颇盛。一度曾做警察分局、伤兵疗养院等。
千余年问，寺院修修建建.死死生生，接纳过真命天子的恩典垂青，也饱尝过黎民百姓的顶礼膜拜;既领教过权的无理干涉，也经历过战火的狰狞惨烈，如今更被掩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坍塌不存，但观照其兴衰的命运，几乎与安昌的历史不谋而合。叙述安昌的过去，少不了吴越王钱谬，更无法抹去曾经香火火缭绕的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