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河南安阳殷墟遗址
第一节封邦建:商周时代的都城
一、 商都殷墟
 殷墟的发现十分偶然。一百多年前，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一片熬制中药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断定它们是商代的文字。商代甲骨遂成为震惊20世纪的考古发现，并且早就了一门全新的学问—甲骨学。甲骨文这种古老而系统的文字，也因此与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印度文字并称世界四大文字体系。生活于商代的先民们对于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或无法预测的重大事件，往往问卜于神明以趋吉避害。这些卜辞不仅包括殷商时代的政治、军事、农业、历法，还包括生育、田猎、贡纳、祭祖等内容，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商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与考证，学者们最终确信殷墟正是自盘庚迁都至商纣灭亡的商代王都遗址。
考古学家在太行山麓、洹水侧畔的遗址上，发现了用石或铜作柱础的大型宫殿基址、分布井然有序的手工业区、墓葬区和普通居民点。象征权力的青铜礼器、表示征战的车马器，随着它们显贵的主人，安眠于此已有3000年之久。
著名的妇好墓也在这里被发现。妇好，是商王武丁之妻。她的丈夫武丁统治的时期史称“武丁中兴”，是商代的鼎盛时期。武丁在位59年，励精图治，复兴社稷，使商王朝成为一个四方拥戴的强国，武丁的成功应该离不开妇好这样一位贤内助。在妇好的墓中放置了精美的青铜器和雕刻工细的玉器，我们可以从中领略这个不凡的女性生前受到的尊崇和逝后繁缛的礼遇。
到商纣王时期，商朝统治开始出现危机。据说纣王能言善辩而且用武有力，天资过人，但却刚愎自用，又喜好纵酒淫乐。公元前11世纪，商朝终于被周武王所灭。武王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此，想实行“殷人治殷”，不料武庚联合武王之弟管叔和蔡叔发动叛乱。叛乱最终被镇压下去，为消除后患，周人甚至连这里的殷遗民也一同迁走了。从此后，殷墟日渐荒芜，长久堙没于郊野之上。

 河南安阳的花馍
二、 耐人寻味的传统面食习俗
中国北方盛产小麦，过去人们日常也以面食作为主食，各类面馍、面饼和汤面在很长时期内曾经是北方地区居民的主食，并逐渐成为有着浓郁地域特色的北方食品。中国北方许多面食品长期以来已经深深地渗入了当地的风俗礼仪之中，因此遇有传统礼仪场合常常还会见到这类面食的身影，面馍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北方民间面馍主要包括两类：花馍和礼馍。花馍是配合岁时节令祭礼或上供用的馍，如中原民间的枣馍；礼馍则是伴随着诞生、婚嫁、寿庆等人生仪礼而制作的馈赠物品，如山西河东地区的礼馍。在中原民间，过年民谣中流传着“二十八，蒸枣花”的说法，指的是春节前的蒸年馍习俗。枣馍的种类很多，有枣花、枣山、枣卷等，乃根据馍的不同形状而命名。除了祭祖用之外，面馍还可以当作节日礼品。在山西晋南平原，每当婴儿满月时，婴儿姥姥家都要蒸一种又圆又大、中间空心的花馍馍送礼。这种花馍馍俗称“囫囵“，呈圆圈形，直径一尺五寸（0.5米）左右，上面满是面捏的花样造型，有的还染上各种颜色，精巧质朴，陕西关中和延安地区民间同样也流行制作花馍，那里的人们称之为面花，其中类也更加多样，有婚寿送礼花馍、丧葬祭奠花馍、婴儿满月花馍、节日陈设花馍，等等。结婚时蒸制的礼馍上要用大梳子的木齿戳印上“喜”字或花卉图案，祝寿时则蒸制寿桃和“寿”字花馍，丧葬祭奠花馍分为两头做成盘花图案的“拐头”花馍和“莲花”馍等。小孩满月时，则要蒸制圈馍，即馍形一圈套一圈，像盛开的牡丹一样，祝孩子像花一样旺盛成长。陈设花馍主要用于春节、元宵节等重大节日时家中陈列，以增添欢乐喜庆气氛。这种花馍有“鱼馍”和“鸡馍”等造型，以此象征“吉庆有余”之意。

澄城民俗手工艺花馍
面馍的吃法除了以菜佐餐外，还可以有其他方式，陕西的羊肉泡馍就是其中一种。除了各种面膜之外，提起中国的面食品人们一定还会想到长长的面条，而西北地区的面条食品在中国向来是占有一席之地的。甘肃兰州的清汤牛肉面远近闻名，天水的鸡丝碎面则是中国西北地区民间的有一种风味面食。不但如此，陕西的哨子面，甘肃的泾川罐罐馍、静宁锅盔、平凉砂子馍，新疆维吾尔等民族的馕、馓子、油香、拉面、拌面、烤包子及类似馄饨的“确曲儿”，过去都是当地人最常用的面食品。

贺兰山岩画
       岩画是早期人类刻画在石头上的图画。它作为古代先民记录在石头上的形象性史书，一诞生便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生产、宗教、信仰等交织在一起，积淀着人们虔诚的情感、观念和心态，成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式世界上岩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岩画的国家。早在三万年以前，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先民就开始使用图画记录生活、传达信息、表达感情、交流思想，今天的岩画成了窥视远古先民生活的万花筒。据考古分析，北方岩画的最早年代可以推至三万年之前，南方岩画如广西左江和云南沧源的年代上限大致为距今2000-4000年。
中国岩画早在5世纪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有过记载，之后的一些史籍也对此有过不同程度的记载。但中国岩画的发现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50年代广西左江崖壁画的调查，60年代对云南沧源岩画的系统调研，70年代内蒙古阴山岩画的发现以及80年代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宁夏贺兰山、青海天峻岩、新疆阿尔泰山等处岩画的发现和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促成了中国岩画学的正式发端。
迄今为止，中国已有17个省（区）的六十多个县发现了岩画的存在。主要分布地有：黑龙江的牡丹江，内蒙古的百岔河、乌兰察布、阴山、阿拉善，山西的吉县，宁夏的贺兰山，甘肃的黑山、祁连山，青海的青海湖畔、格尔木市野牛沟，新疆的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西藏的阿里和藏北加林山，四川的珙县、昭觉，云南的沧源、耿马、麻栗坡，贵州的盘江沿岸、清水江边，广西的左江流域，福建的华安，广东珠海，台湾万山，江苏连云港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其总体的分布范围：东起黄海之滨，西至昆仑山口，北抵黑龙江畔，南达澳门、香港。而这些岩画的分布，又北方多于南方，少数民地区多于汉族地区，周边区域多于中原区域，基本分布在北方草原、西北高原、西南山地和东南沿海等地。
由于岩画形成的时间较早，有人称之为“沉默的语言，远古的史诗”，有人称之为“高度浓缩化了的密码”，因而记录了较多被流逝了的早期村落的信息。

曼德拉岩画
一、 内蒙古曼德拉山岩画中的帐篷村落
  在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根布拉格苏木往西不远的地方，是一座拔地而起的平顶山，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曼德拉山岩画所在地。
曼德拉山岩画分布在山前丘陵地和山顶。在3公里X4公里范围内密集排列着四千多幅各式岩画，内容丰富，涉及村落、舞蹈、狩猎、放牧、畜圈、栅栏、建筑物、马术、自然景物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分布之密集，在全国也不多见。
在曼德拉山各式岩画中，帐篷岩画是一种最醒目的题材，达数十种之多。它们或单个存在，或三三两两并行排列，或混杂于其他题材之中，充分表现出先民对居住生活的深刻认识。
在曼德拉山一块巨石上，凿刻着一幅由18个帐篷组成的草原村落。正中间是一个最为高大的帐篷。其左侧分布着上下两排小帐篷，上排3座，下排4座，共计7座；其右侧也分布着上下两排帐篷，上下各5座，共计10座。正中的大帐篷，是这个村落的主体建筑和核心空间，是部落酋长的居所，也是氏族首领召开会议的地方。两旁的帐篷是氏族成员的住房。帐篷之间的空地上绘有大人和小孩。画面下方有一骑者，后面有三个简略的人形。画面左下方，有三个看似从外面放牧归村的骑者，马颈下系着铃铛，仿佛能听到它们悦耳的叮当声。全部帐篷用木杆搭就，立杆有多有少，从结构上看，很像居住在大兴安岭深山老林中的鄂伦春人的原始住屋—斜仁柱（俗称撮罗子）。反过来，从鄂伦春人的生活中，也能想象出当年活动于曼德拉山并居住在这个村落中的古老居民的生活情景。
实际上，这一带的岩画除了曼德拉山之外，还发现了很多。比如在哈日德勒、苏海赛、阿日格椤台，布敦苏海、夏拉玛、笔其格图山、纳仁高勒、布勒特、海日罕山、布德日根、阿日戈善山、桃花山、哈日根纳高勒等地均有丰富多彩的岩画，虽然在内容上并未超过曼德拉山，但从不同侧面表现出先民们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而且许多内容中均有帐篷或村落的场景。这说明今日干荒凉的曼德拉山，当年事树木繁茂的原野，是雨水充裕、山泉流畅、马羊遍野的丰美之地。山的西麓用石板围成的一座座古墓，是当年作画人的长眠之地。古墓群东侧有一条干涸了的河床，反映了当年生态环境的良好状况。调查得知，当地直到几十年前，还是大批盘羊、黄羊、青羊出没之地。可见，北方辽阔的草原，确实出现过大量的帐篷村落。这种既简便又实用的建筑式样，在亚洲和北美有着同样的分布，而且延续时间也很长。美国著名史学家罗伯特.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一书的第九章中指出：“从拉伯兰一路经过西伯利亚到北美洲，向南直到德克萨斯州，全部有形式相同的帐篷—圆锥形，用兽皮或树皮做成。在北部西伯利亚拍一张照片，与北部加拿大拍的一样别无二致。”这种既便于支起和收下，又便于搬迁的住宅形式，是生活在北亚和北美草原的古代猎牧民族长期居住的重要形式。今天只能从加拿大平原著名的黑脚丫印第安人的蒂皮帐篷和中国北方草原的蒙古族帐篷、哈萨克族帐篷以及大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族“斜仁柱”（一中有圆锥形架子的住屋）中知其概貌。

沧源壁画
二、云南沧源岩画中的佤族村落
云南省是西南地区岩画分布较多的省份。这里山地高原占全省面积的93%以上。其岩画区主要有西南部的沧源岩画群、耿马大芒光岩画、怒江匹河与蜡斯底岩画，南部有老银山崖刻画、元江它克岩画、西弥狮子山岩画、麻栗坡大王岩岩画，中部有宜良阿陆龙岩刻画、石林岩画、邱北狮子山岩画、弥勒金子洞岩画等。其中以沧源岩画最为集中，内容也最为丰富。
沧源县位于云南边陲，西面、西南面与缅甸掸邦毗邻。全境多山，岩画主要集中在县境东北部。各式各样的彩色岩画，遍布于崇山峻岭之中，成为文物学者眼中的文化瑰宝，探险旅游者眼里一杯浓浓的烈酒，文学家眼中的一卷壮丽的诗篇。

徐州泉山岩画
沧源岩画笼罩在一片神雾之中。由于地形作用、光线照射的时间差异等原因，许多岩画时隐时现，仿佛观看者也步入一种虚幻与神秘之中，因而，当地佤族人称岩画所在地为仙人显灵的神岩，只有重要节日才会祭拜。傣族人也基本如此。
沧源岩画与北方岩画不同之处在于其画面以人物为主，占70%以上，而不像北方岩画以动物为主；而且沧源岩画为颜料岩画，多为赭红色或铁红色，而北方岩画多为凿刻或刻绘而成。
沧源岩画中的房屋至少有干栏式和树上两种形式。其干栏式房屋又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房身画成三角形，代表房顶双斜面轮廓分明的干栏，今天的佤族干栏建筑就属于此种；一种是房身呈椭圆形式半圆形，代表房身略呈椭圆形的干栏，今天的傣族干栏建筑即为此种；还有一种是房身成倒梯形，脊长于檐的古老干栏式，在云南出土的青铜器和铜鼓图案中常见。干栏式房屋上层住人，下层养畜，安全防潮，故有“楼居”之称，南方地区较为普遍。
在沧源岩画的二号地点有一幅很有趣味的村寨图，里面有十余座干栏式房子，大小各异。村外画了几条表示道路的线条，弯弯曲曲，以表示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路上时熙熙攘攘的行人，或肩上扛着物品，或赶着猪羊等牲畜，从不同方向走向村寨。村寨内有人在忙于舂米，或忙于干活，好像村寨内即将举行一次盛会。村寨外有一所小房子，估计是守护者的住所，这正是古代山区村寨的写照。今天的阿瓦村寨仍能见到类似的情景。有人认为这幅岩画表达的是本村寨在一次战争胜利后，人们带着战利品凯旋归来的场景。从村落布局来看，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组织。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位于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殷墟路北端，距安阳市中心5公里。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夏朝本是生活在豫西、晋南一带的部落。《史记.夏本纪》说夏族是黄帝的子孙，大禹——上古时期的治水英雄，即是夏族首领。由于大禹治洪有功，被推举为天下之共主，这样，遍布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众多小国被大禹统一起来。
夏朝的都城在哪里?史书上零星的记载告诉我们,大禹曾在阳城这个地方建过都,但阳城在今天什么地方，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据说夏朝曾经七次迁徙都城，大约都在今天的黄河中游地区的豫西与晋西南一带，但将它们与今天的考古发现一一对号，实在是太困难了。不过，1959年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一处距今4000年左右的宫殿遗址，基本上可以断定这里就是夏朝晚期的都邑。

商朝的统治时间约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商族原生活在夏族的东方，为东夷族的一支。商的先祖契，在帝尧时期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军事领袖，传说他因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为司徒。公元前1600年，商族杰出的领袖成汤灭掉了夏朝，建立了商朝。史载在成汤以前，商族曾八次迁都。成汤灭夏以后，又经历了五次迁都。这样频繁地迁徙都城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些学者从商代遗留的数量巨大的青铜器中找了一个答案—迁都是寻找青铜矿源的需要。冷峻、森严的青铜器在商代主要是作为王权的象征而存在的，得青铜者得天下，为了铸造更多更好的青铜器，商王不得不依靠已有的矿物学知识，不断地在富矿区附近建立新都。
《汉书.地理志》曾指出河南偃师尸乡沟就是商王成汤的都城。城址北依邙山，南临洛水。遗址中央正好有一条叫尸乡的小河流过。从发掘所获的遗物分析，众多学者认为这里应该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成汤所谓的“西毫”。在郑州，另一座商代城址被发掘出来，在这里，巨大的夯土城墙围绕着房屋与宫殿台基，城的外围分布着大型手工业作坊遗址。研究者认为它应成为汤时期的都城—毫。

中原地区已发现的多处商代城址，其年代与性质多存争议，只能根据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做一些推断。位于河南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却是一座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商代后期都城。《古本竹书纪年》说，商代自盘庚迁都至殷，一直到武王灭纣，273年中再也没有迁都。盘庚迁都是商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盘庚起，这里一共居住过商代的八代十二王。或许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开始形成定都的观念。殷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座稳定的都城，也堪称世界文明史上一座著名的古典城邦。我们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巡礼将从这里开始。

古语云：“民以食为天”。饮食习俗自古至今也一直是中国各民族的重要民俗,它不仅是人们延续生命的必要手段,也体现着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了解中国各个民族风情的重要方面。通过对满族食品和中国北方地区的面食的了解，即可略见一斑。
一、 风味特别的满族传统食品
在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满族的饮食习俗是极富特色的。白肉血肠是满族人有名的肉食，从制作到享用都充满浓郁的满族民族风情。满族人食用白肉血肠的习俗与其早年的祭祀习俗有着密切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食物已经成为一道远近闻名的满族名菜佳肴。白肉的制作，需选用新鲜的连皮带骨猪肉，煮熟之后抽出猪骨，趁热切成薄厚适中的薄片，呈阶梯状码在盘内。吃的时候蘸着腐乳、韭菜花、蒜泥和辣椒油，味道鲜嫩浓香。血肠是用新鲜的猪血灌入猪肠中制成，分为清血肠和混血肠两种，煮熟后用刀切成段蘸酱食用，风味别具一格。如果血肠切成薄片汤煮之后，血肠便呈蘑菇状，加上葱、姜丝、香菜、香油、胡椒面和肉汤，更是异香扑鼻。在今天的东北满族村中，品尝白肉血肠的机会已经不如过去多了，但人们仍然保留着过年杀猪做白肉血肠并邀请亲戚邻里共同品尝的传统习俗。这种招待的规模已经赶不上昔日满族人举行的“吃肉大典”，但那种有福共享、诚信待人的朴实待客习俗和亲朋邻里之间亲如一家的关系，也着实令许多现代都市人感动和羡慕。

用粘耗子包的苏子叶饽饽
自从满族人学会了种植五谷，小米逐渐成为他们的主食，但他们更喜爱吃的却是黏食。这类食物被他们统称为“饽饽”，其种类和式样名目繁多，味道更是各有千秋。满族人制作黏食的原料有大黄米、小黄米、黏高粱、黏糜子，制作的方法也随着季节而变换：春天用黄米面加豆面蒸制豆面饽饽；夏天用黏高粱面裹上小豆馅再包上椴叶或苏子叶蒸成椴叶或苏子叶饽饽；秋季制作打糕；隆冬季节则把黄米面和成面团与小豆馅层层平摊叠起蒸成年糕饽饽，或用黄米面团包上豆馅做成“黏团子”。除了上述几种之外，数上名的还有馓子、淋浆糕、洒糕、盆糕、驴打滚、牛舌头、水团子、拉拉饭，俗称“萨琪玛”的金丝糕更是远近皆知，深受人们喜爱。后来，这些满族传统食品也逐渐流传到了京津翼地区，成为这些地区常见的风味小吃了。

陈志岁《鸿沟》诗：“一水曾为楚汉垠，风云变化利刘军。若非就势过沟去，会见中华久两分。” ，“鸿沟”这个名词到了今天，就引申为两个人在思想上有分歧，价值观有距离等。如称界限分明为“划若鸿沟”。
由于楚汉相争时曾经划鸿沟为界,后来“鸿沟”一词就成了彼此隔绝、不相沟通的同义语，其实鸿沟起初是为了沟通黄、淮之水而开凿的。
鸿沟开凿于战国中期。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地当中原，占据今河南大部和山西南部地区。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并于次年开凿鸿沟。
鸿沟以大梁为中心，是沟通黄、淮两大水系的水运枢纽。这一工程经过两次大规模施工才告完成。它开工于公元前360年，当时主要的工程是从荥泽（位于今河南原阳县北）引黄河水南下，穿过济水，注入大梁西面的圃田泽（位于今河南中牟县与郑州市之间，已淤），称为大沟。

鸿沟
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魏国对鸿沟又作了大规模的扩展，引圃田泽水东流，把大沟运河延伸到大梁城，经过大梁城北郭到城东，折而南行，注入沙水，利用了一段沙水河道至于陈（今河南淮阳县）北，再向南与淮水重要支流颍水会合。这段从大梁到颍水之间的运河，史称鸿沟，又名沙河水道。鸿沟沟通了宋、郑、沉、蔡、曹、卫诸国之间的水运。鸿沟从大梁南下时，一路上又沟通了淮河的另一批支流，如丹水（汴河上游）、睢水（已淤）、（今浍水）等。
鸿沟凿成后，引来了丰富的黄河水，不仅鸿沟本身成为航运枢纽，而且丹水、睢水、、颍水等也因为补充了水量，航道比较畅通了，内河航运有很大的发展。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越国赠送一批魏国需要的物资，其中除500万支箭杆外，还有300艘船只。赠箭、赠船分贝反映当时魏国在战争和航运两方面，对这些物资的需要都在增加。鸿沟水系不仅改善了魏国的水上交通，而且可以灌溉农田，促进了魏国农业的发展，鸿沟和丹水、睢水等流域成为战国后期最主要的产粮区之一。

楚霸王
自春秋以来，邗沟和荷水两条运河的穿凿，对于经济、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来说，水道的位置毕竟有些偏东，与南方各地交往未免过于绕远。鸿沟凿成后，中原地区可以通过鸿沟本身及丹、睢、、颖等水径直入淮，与南方吴、楚等地的水上交通，远比以前方便了。鸿沟的穿凿，也使中原地区对其他各地的水上交通有所改进。它可以循济、丹等水，东通卫、宋和齐、鲁；还可利用黄河，北通赵、燕，西连韩、秦。
邗沟、鸿沟等运河的开掘，使江、淮、黄河三大流域的水上联系建立起来，交通便捷了，物资交流和文化交流频繁了，工商业发达，城市随之兴起，宛如雨后春笋。在航运发达的河流沿岸，特别是在两河的会合点，更容易形成名城大邑。如鸿沟与汴河（丹水）之交的大梁（开封），睢水边上的睢阳（今河南商丘南），荷水与济水之交的陶（定陶），汴水与泗水之交的彭城（今徐州），沂水与睢水之交的寿春（今安徽寿县），长江与邗沟之交的广陵（今江苏扬州），濮水之边的濮阳（今濮阳南），颍水之边的阳翟（今禹县）等，或是国都，或是重镇。其中之陶，且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之地。还出了许多以经商致富的著名人物，范蠡和子贡成为生意人所崇拜的偶像。洛阳和阳翟也成为战国后期非常活跃的商业城市，当时著名的大商人白圭和吕不韦便分别为上述两地人。

汉王城上看黄河
鸿沟干渠上的大梁及引黄河水附近的荥阳，临水建有敖仓。敖仓在鸿沟引黄河口附近，东南输赢粟多囤积于此，再向关中转运，秦汉为东西方向水运粮食的转输要地。敖仓积粟可以看作鸿沟粮运的总结。楚汉战争时仍然“藏粟甚多”，说明这条航运线路在秦时运输效能之高。
鸿沟西汉时称为狼汤渠或蒗荡渠，魏、晋时的蔡河也是鸿沟的一部分。鸿沟水系之所以能盛极一时，一方面是由于有黄河丰富的水量作为水源；另一方面也因由荥泽、圃田泽两大湖泊作为水柜调节水量，保证舟楫畅通。但是鸿沟水系毕竟距离黄河很近，必然受到黄河的威胁。西汉时起黄河下游的河患又日趋严重，大约在两汉之际，鸿沟已被淤塞，鸿沟水系也因此解体。之后虽然也常有疏浚加工，但都只是小规模局部的恢复了。“鸿沟”今日只有彼此隔绝、不相沟通的含义，而起初的沟通作用却永远消失了。

古往今来，服饰总是各个民族风俗习惯的最明显标志之一。从亘古久远的荒洪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华夏大地上的各个民族的服饰已从穿树叶裹草茎发展到西服革履，时尚衣饰更是层出不穷。在此期间，中国各个民族的服饰习俗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有的服饰习俗从古老年代流传至今，有的已成为历史陈迹，还有的则在沉寂多年后又东山再起，展现出古老而又现代的文化魅力。下面所述虽然只是中华民族众多古老服饰习俗中的很少部分，但仍可管窥到中国民族大家庭服饰文化的不同侧面。
一、源远流长的汉族服饰
在历史上，中国汉族的服饰曾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但对中国历代少数民族的服饰习俗，而且也对其他一些国家的服饰习俗，产生过明显甚至是巨大的影响。从韩国人传统婚礼上的新郎新娘礼服，人们可以找到汉代服饰的印记；而日本人引以为荣的和服，更是与唐代服饰的流传密不可分。今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国许多地方都日益时髦现代化，已经很难看到地道的中国汉族传统服饰了。正因如此，在中国一些地区依然保存的汉族传统服饰习俗往往会令许多中外游客感到新奇。
在陕北地区，头扎白羊肚手巾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汉族男子头饰了。白羊肚毛巾并非以羊皮制作，而是当地妇女们手工织成，因其看上去洁白柔软，毛绒蓬松，如同羔羊的肚皮毛而得名。中国人头上戴巾的风俗据考证源出于商代。汉代蔡邕的《独断》篇这样记载：“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所服也。”帻即古代的巾，南朝梁大同九年顾野王所撰《玉篇》解释说：“巾，佩巾也，本以拭物，后人著于头”，可见古代人就已如此着用。不过头巾的颜色是随着朝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于是就出现了秦时的“黔首”、西汉末年的“苍头”等不同称呼。中国百姓头巾尚白，据说是从三国时开始的。秦汉时代的头巾戴法和今天陕北农民用白羊肚手巾包头的方法已基本一致，汉代刘熙所著《释名》中就记载了当时人的束头巾方法：“绡头……或曰头，言其从后横陌而前也”，这和如今陕北人缠戴白羊肚手巾时由后向前在前额上挽疙瘩花的方式几乎是如出一辙。陕北农民喜爱白羊肚手巾，首先是它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许多方便：暑天擦汗，冬日御寒，风天挡尘，田间洗手擦脸，白羊肚手巾随时都可以派上用场。不仅如此，普普通通的白羊肚毛巾在当地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中也发挥着特有的作用，许多陕北年轻姑娘谈恋爱时，都要亲手织几条手巾送给心爱的小伙子，以表示自己纯洁的爱情。有着一物多用功能的巾帻类衣饰并不仅限于陕北地区，广东潮汕地区的农民也喜爱这样一种用品，当地俗称“潮州水布”。但是他们平时并非将其裹在头上，而是扎在腰间。这种水布多用小花格土布制成，相传起源于唐朝，据说是大文豪韩愈任潮州刺史时流传下来的，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水布的用途也是多种多样，既可束腰聚力，又可洗脸擦身，还可当头巾、围巾或用来捆扎、包裹物品，真是方便无比。
除了头饰腰带，在中国一些地区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些风格明显的汉族服饰。在一些汉语辞典中，可以查到“汗儿”这个词。这是夏天贴身穿着的一种中式小褂，在过去可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汉族“时装”。然而如今许多中国人，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国沿海地带的居民，对这种服装已经非常陌生了。幸运的是，在青海省的河湟地区，仍可在许多汉族人身上看到这种式样的衣服。炎热的夏季，看着河湟地区人们身穿各种不同式样的“汗儿”，一身暑气似乎也会马上减轻许多。当河湟地区天气转凉时，又会有一种中式服装进入人们的眼帘，这就是“主腰”。“主腰”实际上就是常说的棉袄，在中国问世的时间也很早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名著《金瓶梅》和《红楼梦》中，都曾提到过它，就是很好的证明。河湟地区的“主腰”式样过去也是斜襟右衽，如今则多改为对襟立领。男子所穿“主腰”颜色多为黑色，妇女的“主腰”则色彩多样，就连婶子大娘们也不例外。年轻姑娘媳妇们就更不同凡响了，她们不但专门挑选颜色艳丽的布料做“主腰”，而且不像其他人那样在“主腰”外面加一件罩衣，而是直接把漂亮的主腰穿在外面，从而显得那么娇艳俏丽，楚楚动人。2001年在中国上海召开的APEC成员国峰会上，与会的领导人相聚时穿上中国政府给他们准备的色彩鲜明、图案喜庆的对襟立领“华服”，那浓郁的中国传统服饰风格不仅让外国来宾赞不绝口，甚至使许多中国人眼睛为之一亮，马上使它成了流行的“时装”。然而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这种“华服”与河湟地区居民世代穿着的“主腰”大同小异。

女式服装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文化中一向是最为夺目的部分，中国汉族妇女的服饰也是如此。要想一睹这方面的风采，大可到福建泉州、惠安去看看那里汉族妇女的服饰的不同韵味。惠安妇女奇特装束主要集中在衣、裤、裤带上的银裤链、头巾和斗笠上。惠安女的头巾把脸包得只露出眼、鼻、口等狭小的一部分，而斗笠又戴得很低，如果不仔细辨认，就是熟人也很难一下子认出斗笠下的人是谁。虽然她们无论冬夏总是把头包紧，但却要露出肚皮，裤子也非常肥大，所以有人把惠安妇女服饰的特点形象地总结为“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在泉州街头，当看到惠安女风姿绰约地与自己擦肩而过时，立刻会感到一股强烈的南国风韵扑面而来。见识过福建惠安妇女的服饰，再去观赏一下江苏苏州吴县前戴村妇女们极具江南特色的服饰，会使人更有新的感受。前戴村地处吴淞江北畔，是个典型的水乡村落。前戴村妇女历来以梳头、扎包头巾、穿拼接衫裤、束裙为主要服饰装扮，世代承传，相沿成习，素有“苏州少数民族”之称。前戴村妇女腰部的装束最具特色，由三部分组成：裙、腰头和穿腰。裙束在罩衫外面，一般是两幅布前后叠压做成，两侧多用丝线绣裥。腰头用两种颜色的布分三块拼成，两边用纽扣与穿腰相连，是束在裙外面的围裙。穿腰是与腰头相连的腰带，上绣各种图案花纹，是服饰中的重要装饰物。前戴村的妇女服饰，既保护身体以利于生活和劳动，又注重展示水乡妇女的人体美，把她们的俏丽身姿衬托得美不胜收。
二、风格独具的鱼、兽皮服饰
自然环境物质条件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往往会产生明显影响，然而能像东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那样善于充分利用本地天然资源解决服饰问题的，在中国也属少见。其中最具典型性的，莫过于东北地区的赫哲族人了。
过去，赫哲族人主要从事捕鱼生产，他们不仅以鱼为主要食物，而且在服饰上也充分就地取材，穿鱼皮，饰鱼骨，这在中国各民族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难怪历史上曾被称为“鱼皮部”。在清代早期傅恒编纂的《皇清职贡图》、清末曹廷杰所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以及民国时期郑士纯等编修《桦川县志》等典籍中，都对赫哲族人的服饰有所记述，足见赫哲族人的鱼皮服饰影响之久远。赫哲族人制皮用的鱼，都是重达几十斤甚至几百斤的大鱼。制皮时先将鱼皮整张剥下，去鳞后晒干，再经过揉搓、木锤捶砧等“熟皮”工序，使鱼皮变得像布料一样柔软，并用红、黄、蓝、绿等色彩鲜艳的野花等植物染料将其染上各种颜色。经过拼接、剪裁，再用特制的鱼皮线连缝，一件鱼皮衣服便初步成型了。接着再在襟沿、口边镶缝上用染上不同颜色的鹿皮剪裁而成的各种云纹或其他吉祥图案，使得衣服既有浑朴粗犷的风格，又有美观大方的色彩。此外，衣服上还要饰以贝壳、铜钱、鱼骨扣和其他各种鱼骨饰品，从而更加雅致耐看。赫哲族人可以用鱼皮制成各种式样的衣着，如鱼皮长衫、鱼皮上衣、鱼皮套裤、鱼皮围裙、鱼皮腰带、鱼皮手套，甚至还可制成轻便耐磨又保暖的鱼皮。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外人是很难相信毫不起眼的鱼皮也会有这样大的用场。虽然赫哲族人从20世纪初时已经开始使用布匹、绸缎等其他纺织材料缝制衣服，但风格独特的鱼皮衣装，仍被赫哲族人视为自己的传统服饰。若能目睹赫哲族妇女熟练地熟制鱼皮的过程，触摸一下鱼皮衣装，在如今已实属难得了。
除了鱼皮服饰之外，赫哲族人还喜欢穿着各种兽皮衣装，这与他们兼事狩猎生产活动不无关系。赫哲族人穿用的兽皮衣饰主要有狍皮大衣、狍皮裤、狍头皮帽、狍皮被褥、狍皮手套、狍皮袜，以及野猪皮、熊皮等。然而兽皮衣饰却不是赫哲族人所独有的，东北地区许多民族都是制作兽皮衣装的高手，其中鄂伦春族人更是胜人一筹。他们喜爱的兽皮衣装有男女狍皮袍、鹿皮裤、狍头皮帽、狍皮鞋、鹿皮或犴皮高腰皮靴、布腰皮底鞋、狍皮袜、各式狍皮手套，以及兽皮制作的口袋、帐篷、背包、荷包、马褡、帽饰等等。在这些兽皮衣饰的装扮下，鄂伦春族猎人们个个显示出骁勇、英武的本色。

四川青城山后山的龙隐峡栈道，龙隐峡栈道为古代入金川驿道之必经险道，古时为木桩穿岩铺板，现为钢筋混凝土仿木重建，整个栈道全长约600米长。
据历史文献记载,商、周的王畿内已有“通于四方”、“其直如矢”的交通干道。它们应是驿道邮路的雏形。全国统一的驿路网始建于秦汉时期，历代逐步完善。秦代的驰道和直到是驿道的特殊形式。驰道是皇帝的专用御道。一般官员和使节只能在旁道上行走，不能进入中央三丈。《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在汉代元始元年（元年）以后归入驿道的系统之中，其建筑形制对后来的驿道邮路有明显的影响。直道是秦代专门修建的用于运兵布防的交通干道。它以咸阳为起点，向北方临近匈奴活动的区域延伸，后来亦归入汉代的驿道网内。中国古代的驿道邮路一般较宽阔，两旁植树，用以标里程、避开烈日。驿道沿途设置驿站，派有驿夫，配备驿马。官方的使节驿吏可以再驿站食宿、换马，将政令传向远方。

广州从化市太平镇钱岗古村落
中国有江南村镇的小桥流水人家，有徽派民居式的粉墙黛瓦和牌楼戏台，还有桃花源式的村落，也有依山就势的黄土高原的窑洞村落。　有些人认为古村落作为一种传统聚落类型，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中国古村落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生态型聚落，是中国乡土文化活动的载体，对中国古村落的研究，可为现代的人居环境学和人居文化学提供丰富的范例。
第一节 深埋地下的远古村落
一、 从西安半坡村落遗址说起
古村落是人类早期聚落的形态，早期形态是氏族村落，原始人类在走出自然洞穴并从事原始农业之后，人们在江河两岸或者湖泊沼泽周围以及其他开阔而安全的地点兴建的聚居场所，不同的氏族聚居地形成一个又一个的“聚”。形成于距今为止五六千年的西安半坡村落，就是早期氏族聚落的典型例子。半坡聚落遗址位于西安城以东六公里处的河二级阶地上，既便于生活取水，又避免了洪水的侵袭；既便于下河捕捞，又便于上山采果和狩猎，而且聚落周围采用水或壕沟与外围隔离，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半坡聚落遗址面积约五万平方米，呈南北略长、东西较窄的不规范的圆形。聚落本身由三个性质不同的区域组成，即居住区、氏族公墓区、陶窑区。

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宝镜古村落，已有三百多年历史。
西安半坡氏族原始村落形成于母系氏族时期，属于仰韶文化。当时的聚落形态已较为完备。在其遗址中发现，居住房屋和大部分经济性建筑，如贮藏粮食等物的窖穴、饲养家畜的圈栏等设施，集中分布在聚落的中心，构成一个占地约三千平方米的居住区，成为整个聚落的重心。在居住区的中心有一座供集体活动的大房子，门朝东面开，是氏族首领及老幼成员的住所，氏族部落的会议、宗教活动等估计也在此举行。大房子及广场，是整个聚落布局的中心。
广场上分布着46座小房子，小房子均已中心的大房子为朝向，大房子成为整个居住区的几何中心和心理中心。这是中国原始聚落规划思想的重要表现。居住区周围挖了一条长而深的防御沟（壕沟）。沟北面是氏族的公共墓地，考古发现，几乎所有死者都是头朝西、脚朝东。居住区壕沟的东面是烧制陶器的窑场，即氏族制陶区。居住区、公墓区、制陶区的明显分离，表明半坡原始聚落已有了规划布局的理念。
无独有偶，离半坡遗址不远的临潼姜寨聚落，从其考古的结果来看，其总体布局与西安半坡聚落如出一辙，周围是壕沟，中心是广场，居住区集中于广场上，沟外分布着氏族公墓和制陶区。足见仰韶时期关中地区原始聚落空间形态与布局有明显的趋同性。

二、“东北第一村”及其趋同表现
在辽宁的营口、本溪、大连等地，分别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文化遗址，但多数处在自然山洞里。大概到了新石器时代，东北先民才从自然洞穴中走出来，建造氏族村落和房屋。辽宁阜新蒙古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被认为是辽宁乃至东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聚落遗址，距今约八千年，被誉为“东北第一村”。
村落遗址坐落在一个向阳山坡（即南坡）的低缓处，周围地势开阔。遗址南缘已被水沟毁蚀，现存面积1.5万平方米。在已发掘的1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排列较为有序的房屋遗址有55座，还有一些灰坑和两条水冲沟。
房屋遗址群的平面布局似东、西成行排列，每行约两到三座房址，约有6行。房屋朝向基本一致，即朝南面、稍偏西。

石家庄市井陉县吕家村
房址排列很密集，最近距离约0.8米，皆为半地穴式，直接辟凿于花岗岩内。平面形式多为方形圆角，南北“进深”稍长于东西“面阔”，无门道。每座房址中分布着较多的柱洞，洞较粗深，且多为圆形、直壁、平底，显然是房屋立柱的位置，分内外两圈排列。日常生活所用的陶器、石器主要摆放在内、外两圈柱网间的居住面上。灶址位居每座房址的正中，周围很少有陶、石器物，大致是居室的主要活动空间。
阜新查海遗址中的房址没有“门道”的做法，这种“门道”曾经在兴隆洼遗址、新乐遗址中发现过。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至少在中国东北地区，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房屋时不设门道的，大约到了距今六七千年，房址中才发现了门道。沈阳市北郊新乐工厂家属区发现的新乐聚落遗址，就发现了门道，它是辽宁中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典型代表。遗址分上、下两房，经测定，上层距今六千八百年左右，下层距今七千三百年左右。
遗址下层共发现房址四五十座，分大、中、小三种类型。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大型房址多位于遗址中部，中型房址分布在大型房址的外圈，小型房址发现最多，主要是围绕在中型房址的周围。房址结构为半地穴式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以木柱支撑木构架屋顶，这方面的特征与阜新查海原始聚落特征基本一致。
从大、中、小不同形制的房址状况及其相互依靠的关系来看，新乐聚落遗址是由若干个“小家庭”和“大家庭”构成的氏族聚落遗址。

桥梁作为渡河或者跨越其他沟壑的凭借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就现有的桥梁研究常识来看，踏步桥可能是最早的人工桥梁建筑，它的成因简单而又原始：抛石入水，作为踏步过河的凭借物而成桥梁之功用。另外，在天然的岩石底、人造的石滩或者石堰上，整齐的排砌或者嵌上块石，也可以成为过河凭借的踏步桥。一般的山间浅水河道，一年四季中，除非遭遇大雨和洪水，踏步桥基本上都能起到助人涉水、畅行无助的功用。在踏步桥之后，出现了梁、桥、梁桥、桥梁。
梁、桥都从木，原意都是木梁桥，但“梁”早于“桥”出现。秦以前历史上的桥梁称为“梁”或“桥”，大多是梁桥。西汉以后，桥梁的结构形式增多。那么“梁桥”和“桥梁”有什么差别呢？简单来说，桥梁是各种桥式的总称，梁桥不过是桥梁的一种。
据文献记载，秦汉以前的桥多半是梁桥。当时有名的梁桥是陕西蓝田县的蓝桥。《贾志》说，蓝桥在“县东南五十里蓝峪水上”。《史记.苏秦传》里记载：“尾生与女子期于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讲的是一个叫尾生的男子与一位女子相约在蓝桥下见面，但是女子爽约未到，尾生一直在桥下等，直到大水冲来也不离开，最终抱着桥柱淹死在水里。苏秦曾将这个故事讲给燕王听，借尾生的守信来游说燕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信息：其一，尾生抱柱而死，说明蓝桥一定是木梁木柱桥，因为粗大的石柱是抱不住的。其二，至少在战国时期梁桥就已经普遍出现在黄河流域了。

山西太原也有一座有着感人故事的梁桥—汾桥。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智伯被赵襄王杀害之后，其门人豫让决心为智伯报仇。于是，他埋伏在汾桥下边准备偷袭赵襄王。但是，赵襄王的马走到汾桥边就不肯前行了，赵襄王说：“豫让一定藏在桥下。”命人下去搜查，果然找到了他。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汾桥在山西太原晋阳县东一里的汾水上，该桥长75步（约135米），广六丈四尺（约19.2米）这是一座规模比较宏大的木桥。
此外，文献还记载了一些著名的梁桥，比如《诗经》中记载的淇桥，《史记.殷本纪》中所提到的武王伐纣，“发巨桥之粟以赈殷之饥民”的巨桥，以及周穆王东巡到过的雀桥等等。
秦汉时期，中国结束割据状态，进入封建大一统时期。全国的统一对于桥梁建筑的发展史一个促进。当时，桥梁建造是统治者对地方官吏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秦汉的桥梁从数量、样式等方面都要比先秦时期更多更好。
秦汉时期桥梁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梁桥的种类和数量不断丰富和增加。梁桥按材料可以分为木、石两种；按结构可以分为简支、伸臂、有柱有墩三种。然其形式却是变化万千。

第一节 秦梁汉柱
秦汉时期梁桥的种类和数量不断丰富和增加，历史上有“秦梁汉柱”之说，可见，在秦汉时期梁柱式桥梁是比较多的。这里我们选取几个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桥梁作为典型，解析秦梁汉柱的建筑艺术之美。
一、 灞桥烟柳
在秦汉时期，桥梁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古灞桥。灞桥坐落在古城西安以东十公里处，它不仅是现代西安至潼关公路的重要关口，在古代也是联系关东和关中地区的纽带。由于这座桥横跨在“关中八川”之一的灞水之上，人们称之为灞桥。灞水是渭水的一大支流。
“灞陵桥边多古柳，春风披拂，飞絮如雪，赠别攀条，黯然神伤。”这是清朝《西安府志》中所描述的灞桥风景。灞桥附件的河堤上种满了垂杨柳，每逢谷雨时节，柳枝青青，柳絮纷飞、微风轻扬，如烟似雾，景色朦胧，遂成西安十二景与关中八景之一—灞桥烟柳。自古以来就为文人墨客反复吟咏哦叹，属文作赋以记之。
灞桥，在历史发展中，在历代文人的吟咏下，承载了多愁善感的文化内涵，因此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有了“销魂桥”的称谓。因为灞桥是出入长安的必经之地，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在此地迎来送往的习惯，于是这里年复一年地上演着许许多多肝肠寸断的伤别离场面，这样的场面逐渐被文人概括成“灞桥伤别”的主题。在历代文人的作品中就有不少关于灞桥伤别的诗句：李白《忆秦娥》中的“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王之涣《送别》中的“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进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王维《渭城曲》中的“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这些诗篇都是用柳（与“留”谐音）来烘托出伤别主题。李白的《劳劳亭》中用“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之句，描写了春风不忍折柳送别的意境，从而曲折底婉地道出了离别之苦。

灞桥有着近两千年悠久历史，但具体的修建年代则无从考证。据北魏的《水经注》记载：“灞水古名滋水，秦穆公更名以显霸功。水上有桥，谓之灞桥。”按文义分析，这座桥似乎在秦穆公时就已经存在。但是，这种说法仅此一条证据，缺乏足够的旁证。《初学记》中说“汉作灞桥，以石为梁”，此外还有多种记载可以佐证，似乎灞桥始建于汉朝的说法比较可信。至少在西汉时，灞桥就以木梁桥的形式存在。因为《汉书.王莽传》记载，22年，由于居住在该桥下边的贫民生火煮饭时不慎失火，火势很大，灞桥烧为灰烬，于是王莽派人重新建桥，以石易木，并更名“灞桥”为“长存桥”。《初学记》所称“汉作灞桥，以石为梁”，应该就是这座桥。王莽兵败之后，“长存桥”又改回“灞桥”。不管灞桥以何种名字存在，灞河特殊的水文条件决定了它的重要性，因此虽然屡遭破坏，但又很快屡次复建。

王莽将灞桥建成石桥之后，隋、唐、宋时都对该桥做了修缮。据《长安志》记载，隋时新建的都城距离汉灞桥很远，于是在灞桥以南不远的地方造了一座新桥。时隔一百多年后，唐玄宗登基前两年，在汉、隋两灞桥原来的地方重新修建南北两座灞桥，南桥又称灞陵桥。唐末宋元以来，战争频繁，北桥在战火中被毁。北宋柳永《少年游》词中说：“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此时或者南桥仍在。
在元朝，灞桥也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据元骆天骧所编的《类编长安志》卷七记载，山东人刘斌在经过灞桥时，目睹同伴被暴涨的洪水溺死的惨状，于是发誓重建灞桥。1266年刘斌在灞水之滨结庐居住，着手修建灞桥。在建桥期间，官府士绅甚至元世祖忽必烈都被刘斌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感动，纷纷捐金、助役，终于在1278年竣工。该桥长六百尺（约198米），广二十四尺（8米），两边有护栏，下设15个桥洞。
但是建好的这座灞桥并不牢固，在大水冲击之下，经常损坏。于1343年又经历一次大修，重修后的灞桥“共十五虹，长八十余步，阔二十四尺，中分三轨，旁翼两栏，筑堤五里，载柳万株”。虽然1470年又对灞桥进行了修缮，但是不久因为沙土壅塞，桥又被毁。这种情况在灞桥的历史上是屡屡发生的。
那么，为什么灞桥这么容易被毁坏呢？据专家分析，这与灞水的水文条件有很大的关系。灞水源出于蓝田县东南秦岭倒回峪，该地植被久遭破坏，土壤极易流失，尤其是夏秋山洪爆发之际，大量泥沙随流而下，淤积在河道中。天长日久淤泥越积越多，河床越来越高，桥下空间越来越小，致使洪水激流不仅冲击桥墩，甚至对桥面也造成了极大威胁。另外，洪水水势浩大，屡屡冲决堤岸致使河面不断变宽，久而久之，原桥之长不及河宽，不得不屡屡延长。自元至正三年到清道光十三年的近五百年中，桥长就由原来的130米增至近400米。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这是灞桥的转折点。在这一年，结束了灞桥屡遭倾毁的历史。在陕西西安西南40里（20公里）有一座善济桥，历经160年仍未损坏。于是人们吸取这座桥的成功经验，参照它的样式和技术，并结合灞水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设计施工，最终经过九个月的艰苦施工，建成了一座坚固结实的新桥。这座灞桥长近400米，共67跨，各跨长6米左右不等，桥宽约7米。新灞桥落成后，有人赋诗记载了新桥的壮观：“……水翻鲸浪从澎湃，路转羊肠便往来。高树贞珉垂不朽，终南山色共崔嵬。”这次重修灞桥所参照的善济桥所参照的善济桥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主要在于这座桥具有可靠的下部结构。它的桥墩用护底、柏木桩、石盘、石柱和盖梁等组成，彼此之间联系紧密而结实。每个桥墩由六根石柱组成，每根石柱由四层石轴叠砌而成，在桥墩底部有石盘承接。这个石盘的作用很大，不仅具有支撑作用，而且扩大了承压面积。石轴之间以及石轴与石盘之间都凿有阴阳卯口，卯中心留有铁柱洞，卯眼内填充石灰等物。然后，石轴与石轴、石轴与石盘之间的阴阳卯口互相套接。卯眼内的填充物很有讲究，把糯米汁、牛血和石灰等物拌和在一起，再进行捶打使之融合在一起。经过这样处理的石灰具有更大的粘结性。

这种石轴柱桥的关键在于右轴柱和桥梁基础。首先，它的基础全部选用木桩。用作木桩的木料要求非常严格，《灞桥图说》称：“用粗直柏木，色白而绵，冬取者为佳。削去枝节，乘湿带皮用之，则不燥裂。心红而起层者为刺柏，不用”可见，这座桥的基础选用的是上好的柏木桩。其次，柏木桩的排列设计合理。每根石轴柱下都有13根直径15-22厘米的木桩，排列成梅花式。其中，靠近水流上游的那根木桩最长，他穿透石盘，不仅用来承受水的压力，并且还可以防止石盘滑动。石盘的底面紧贴在桩群的顶部，不平的地方就垫上铁皮。最后，在石盘周围，还有八根护桩环卫，目的是为了更加稳固。此外，为了保护桥梁基础，设计者还在石盘之间，以及石盘上下游各四米宽的河床内，“夯”筑了一层厚约一米的石灰三合一土护底，这样不仅可以防止水流冲刷桥基，而且具有抗震的作用。
但是，自明清以来，由于人们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利益，大肆破坏上游林木。由于上游的植被破坏严重，无法储蓄过多的水分，每每造成山洪暴发，因而灞水水势越来越凶猛，裹挟而下的泥沙也越来越多，于是，灞桥屡遭淤没之灾。建国后，元朝灞桥被淤没，清朝灞桥亦淤得只露出最上一层石轴。1957年国家重建灞桥，在原来灞桥的故址挖出了一部分石轴柱，由于原来的柏木桩尚未腐朽，而且石墩牢固，河床上的三合土护底也没有损坏，所以，就在原来的石轴柱上，接高墩身，把石梁换为钢筋混凝土梁。然后在桥两侧，增设栏杆，并拓宽桥面为十米。建国后重修的这座桥共有64孔，长约三百八十九米。建成之后，陆续在灞桥桥头及其数十里长的河堤上栽种了约十万株的杨柳树，暮春时节，重现“灞桥烟柳”之古景，从而吸引了无数前来观光和访古的游人。

中国古桥中的木雕艺术，色彩鲜艳，刻镂精细，美轮美奂。像侗族风雨桥的雕塑彩绘，潮州湘子桥的雕梁画栋，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令人遗憾的是，木桥上的这些艺术品不可能传世久远。不过，能够流传下来的石雕和金属铸造艺术同样精美。中国古桥中的石雕和金属铸造图案多以仁兽仙禽、鲜花瑞草为主，也有人像，但是比较少。
1、桥头神像
咸阳的渭桥是最早在桥头树立神像的。这座神像是传说中的水神忖留。《水经注》中记载修造渭桥时，“……置其（忖留）像于水上，惟背以上立水中……董卓焚桥，魏武更修之。忖留之像，曹公乘马见之惊，又命下之。”因为水神忖留半身立于水中，其相貌极为丑陋，面目狰狞可怕，曹操经过时，坐骑受到惊吓，于是命人搬去神像。自秦始皇设立到魏武帝曹操移去，忖留神像站在渭桥边大概有四百余年之久。

河神是人们期望镇压水怪、保护桥梁的信念的一种表达方式。很多桥梁都在桥头或水中设了水神。河北赵县的济美桥在石拱墙上刻有面目平和的河神图像。赵县另一座石拱桥上也刻有人像，不过看其面目，不像神更似普通人。陕西的蒲津桥桥头树立着四尊牵牛的铁人，从外表来看，是三武一文的官吏。这是目前发现的桥头人像最早的实物，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福建泉州的万安桥也有四尊石像，身高163厘米，放置在石室中，供奉着香火。这些石像原来两两分立在桥头的南北两侧，一老一少，执剑相对。据考察，这些石像是北宋皇佑年间树立的，距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
洛阳桥在明朝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整修，主持者蔡锡功劳不小，堪与建桥的蔡襄相比。关于蔡锡修桥，还有一个故事流传于民间。传说原来的桥石上刻有“石摧颓，蔡再来”的字样，桥塌了就露了出来。蔡锡见了，便认为是上天赋予他的任务，于是他主动承担起修桥的责任。当地人非常感激其功德，就在桥头为他建祠堂立神像，以示纪念。

2.桥头神牛
在桥上雕刻牛的传统由来已久，民间传说大禹治水就曾经雕刻了一座石牛卧在水边。据考察，桥上雕刻的最早是犀牛，后来发展到耕牛。《华阳国志》记载：“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压水精，穿石犀渠于江南，名之曰犀牛里。后转二头在府中，一头在府市桥门，二头沉之于渊。”古人认为洪水泛滥、冲毁桥梁都是水怪兴风作浪的结果，于是人们在桥头、水边雕刻犀牛以镇压水怪。李冰在修都江堰时所刻的这五头石犀牛，大概是石雕中用犀牛的最早例子。现在，岸上的那三头石牛早已不知所终。沉在水中的那两头，其中一头仍在成都望江楼畔的江中，枯水季节可以看见；另一头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被起出来，放在了岸边，“文革”期间被埋在了路基之中。江中那头石牛，全身为红色砂石雕琢而成，其背部以上都已风化，没有头，弯曲四蹄卧在水中。关于这五头犀牛，杜甫曾专门作《石犀行》加以记载：“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压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今年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鬼怪何得参人谋。嗟尔三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祭。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忙。”
桥头河畔所立之牛，不仅仅是石牛，还有铁牛。湖南茶陵县米江岸边就有一头体形巨大的铁犀，长2.1米，宽0.8米，卧高1.1米，重约七千公斤。这头铁犀是南宋绍定年间（1228-1233年）茶陵县县令刘子迈铸就的，其目的也是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来稳定米江的水势。
河南开封东北五里有个村子叫铁牛村。之所以叫铁牛村，是因为村里有明朝于谦所铸的两头“镇河铁犀”。它们足有三蹄，头有二角，呈蹲坐之姿，身形宏伟，体宽约一米，坐高约两米。

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年），人们在都江堰的分水尖上也铸有两头铁犀。据《铁牛记》称：“牛凡二，各长丈余，首合尾分，如人字状，以其锐迎水之冲，高与堰嘴等……记铁七万斤。”
古人为什么会认为犀牛能镇压水中的妖怪呢？这里面是很有讲究的。首先，古人认为“牛角能破水”，犀牛角破水的力量更大；其次，古人根据中国古代五行相克的道理，认为牛可以克水。因此，古人往往在水工建筑物中用牛，尤其是犀牛来做装饰。
荆江大堤和山西霍县石桥头，以及广东潮州广济桥、山西永济浦津浮桥等用的都是铁牛。陕西西安丰桥畔的黄牛雕像是一头石牛。除了石牛、铁牛之外，还有铜牛。云南滇池和北京颐和园十七孔桥用的都是铜牛。
古代桥梁建筑中装饰有牛，不仅表现了人们希望借助牛的威力来镇压水怪的思想，也体现了人们对牛的深厚感情。近现代建筑的桥梁也有用牛装饰的，但是牛不再面向水，而是悠闲地卧伏在桥头，仅仅起一个装饰作用。

3、桥上的龙雕
古代的建桥者还经常在桥头雕刻龙形。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民族图腾意义的神兽。《说文解字》言：“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在我国神化传说中，龙能够在天上兴云弄雨。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龙，龙的形象是人们把好几种动物的特征综合在一起，想象而成的。《尔雅翼》中说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龙也分很多种类，《广雅》中说“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未升天曰蟠龙”。
龙本来是民间崇拜的一种神物，但是后代帝王为了神化自己，维护皇权的合法性，就以真龙天子自称。他们的衣服上绣着金龙，饭碗茶具上绘着各种龙形，总之，皇宫内外到处用龙来象征帝王的统治地位和权力。为了与民间用龙相区别，规定五爪金龙为宫禁专用，民间只能用四爪以下的龙。这种区别在桥梁建筑上也有所体现。比如北京故宫武英殿石桥的栏板上，刻画着两条极其细腻生动的五爪蛟龙；而河北赵州桥上刻的是三爪蛟龙。因此，不同的龙的形象显示了不同的等级地位。

正如《说文解字》中所说，龙是“鳞虫之长”，统领水族。人们在桥上雕龙，是希望龙能够监视水族不要兴风作浪破坏桥梁。龙刻在桥上的位置大有讲究，一般而言，作为压胜的龙，都在离水比较近的地方。
(1) 龙门石吸水兽
在桥梁券脸龙门石上雕刻的龙头，俗称吸水兽。河北赵州桥的隋代吸水兽，怒目圆睁，大有惊天地镇邪恶之态。北京卢沟桥的金代吸水兽，探出半身在桥中，雕刻的比较形象生动。北京八里桥的吸水兽早已残破不全，但是有关书籍记载其雕刻细腻流畅，富有神韵。
(2) 桥墩顶尖龙头
  有的桥在桥墩顶尖雕刻龙头。比如，山东益都的南阳桥、河北衡水的安济桥、陕西西安的元灞桥，以及南京的上方桥等。上方桥的墩尖龙头，一眼看去，似龙非龙，很接近六朝时期的雕刻风格，但令人遗憾的是，它早在几年前就风化严重，如今不知怎么样了。还有的桥墩顶尖雕刻的不似龙头，比如南京郊区的七桥石拱桥，它是一座砖石组合的拱桥，桥墩上有分水尖，在其每一墩脊梁上都雕塑着披鳞的水兽。这个水兽的位置很讲究，既可以作为墩位的标志，又起到降妖伏怪的压圣作用。

（3）金刚墙伏龙
也有一些桥梁在桥头两边的金刚墙上雕刻龙像，而且很多龙刻的惟妙惟肖，生动无比。比如沙河桥上的龙欲跃不跃，八里河桥上的龙伸爪窥探，都很形象。
（4）栏杆头狴犴
在栏杆头端的地方，人们经常刻以兽形，意在对付过往的奸宄之辈。有些桥的栏杆头就雕有狴犴，据说狴犴是龙的变种，威力巨大。明代杨慎《升庵外集》中说“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岳门(狱门)”。其实，威力无比的狴犴不一定只立在监狱门口，也可以立在桥栏杆上，也是取其镇恶之力。
（5）龙门石底团龙
多数桥都在龙门石券脸上刻龙，但是浙江绍兴有些桥却很奇怪，不在券脸上雕刻，而是在龙门石的底面雕刻。比如，阮社太平桥、柯桥、谢公桥等，都是如此。这些桥的龙门石被分成几块，每一块上都有一种浮雕，各种图案都有，其中有些是团龙图案。这种雕刻在龙门石底面的团龙，早已失去了辟邪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装饰而已。
尽管在龙门石底面刻龙比较少见，但是在桥下刻龙的传统古已有之，并不是自浙江绍兴始。《故宫遗录》中说“红门内数十步许有河，河上建白石桥三座……皆琢龙凤祥云，明莹如玉。桥下有四白石龙，擎戴水中甚壮”。这是目前能够查找到的关于桥下刻龙的明确记载。
（6）桥面双龙
南方石拱桥的龙门石上部一般都有千斤石，位于桥正中。因为人们往往在这个位置观赏风景，于是千斤石的装饰就在所难免了。有的桥千斤石上刻有双龙戏珠的图案，精美细致，与水上风景互相衬托。像上海青浦水园的石拱桥，江苏昆山周庄的石拱桥，都是这样。
总之，中国古桥上刻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桥上刻龙的例子举不胜举，但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还是河北的赵州桥。赵州桥上的龙雕刻细腻，形象生动，可谓上乘的艺术珍品。其栏板上的龙瘦骨嶙峋，穿石而过，整个画面布置得活泼生动；其望柱上的龙，下部盘绕，上身直立，怒目圆睁，伸爪波及之势，虎虎生风；龙门石上的龙，仿佛日夜司守、俯首监视桥下的水族，防止其兴风作浪。
赵州桥历经千年风雨，几经修复，如今桥上雕刻已经风格不一了。其栏板望柱只有中间五间是仿照隋朝的雕刻，但是把原来有鳞的蛟龙改为了无鳞龙。其他栏板望柱仅仅凿刻了一些简单的图案，仿的是明代的式样。如果在保护赵州桥的过程中发挥创新精神，在所有的栏板上都雕以各色龙兽，也许赵州桥的艺术价值会更高一些。

4、凤凰于飞
凤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仅次于龙的另一种神物。《大戴礼记》称：“羽虫三百六十，凤凰为之长。”雄的是凤，雌的是凰。《山海经》云：“丹穴山鸟，状如鹤，五彩而文，名曰凤。”与龙是各种动物形态综合物的形象相对应，凤凰也是各种鸟类形态的综合，《广雅》记：“凤凰，鸡头，燕颔，蛇颈，鸿身，鱼尾，并翼五色。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义，腹文信，膺文仁。雄鸣曰唧唧，雌鸣曰足足。昏鸣曰故常，晨鸣曰发明，昼鸣曰日保，皋鸣曰上翔，集鸣曰归昌。”《孔演图》说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从之。”这是凤凰的超凡脱俗之处。可见，凤凰身具百鸟之美。因而，在民间信仰中也常被赋予高贵的品质。
从凤与凰的原始意义上来看，在搭配上以凤求凰，以凰配凤，这是适宜的。如果以凤配龙，就不合适了。但是，在长期的语义衍变过程中，凤与凰的含义区分日渐模糊，甚至有凤与凰通用的趋势。与此相应，民间就开始龙凤合用，有龙凤呈祥之说。反映在桥梁雕刻艺术上，很多桥梁的栏板上既刻有龙又刻有凤。河北的永通桥旧桥栏板中刻有“丹凤朝阳”，广西灵渠石桥和四川平武煽铁桥栏板上都刻有“凤凰于飞”的画面。

5、麒麟献瑞
麒麟，也是传说中的神兽，据说象征仁瑞。《大戴礼记》中称：“毛虫三百六十，鳞为之长。”有人认为，雄的是麒，雌的是鳞。“麒，似鳞而无角”，鳞“麋身，牛属，狼蹄，一角”。人们之所以认为麒麟是仁瑞之兽，是因为人们觉得“鳞信而应礼，以足至者也”，并且虽然鳞头上长角，但角上有肉，以表示“有武不用”。
雕刻有麒麟的栏板并不多见。我们知道的有河北赵州的安济桥、济美桥、永通桥。如果按照角数来区分，那么永通桥上刻的是麒，安济桥上刻的是麟，济美桥上的雕刻最为精致生动，却有双角，介于龙与鳞之间。不过都可以统称为麒麟。
6、狮子守桥
狮子是最为人们所喜爱的桥梁雕刻之一。不过，图像雕刻中的狮子与实际的狮子外形相去甚远，它是艺术化的形象，而往往被赋予了民族文化的特点。用狮子守桥，目的是借助它的威力，起震慑洪水怪兽的作用。宋代临海的中津浮桥就有石狮子守卫，连接各舟节的缆绳都系在石狮子身上。明代贵州的盘江铁索桥也有蹲踞在岸边的狮子守护，铁链自狮子口出，体现出人们希望借助狮子的形象来加强锚石力量的思想。
一般的石桥只在桥梁出入口左右各放一个石狮子。比如，福建泉州的石笋桥，北京北海的积云堆翠桥等都是这样。中国的守桥双狮，必为配偶，雄者弄绣球，雌者抚小狮，其乐融融，好像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也有很多桥梁在桥栏杆每个柱头上都雕有石狮。像山东兖州的泗水桥、济南的大清桥，还有北京的卢沟桥等，都在桥栏杆柱头上雕有狮子形象。其中，以卢沟桥的石狮雕刻最为出众。卢沟桥的石狮子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雕刻艺术品，桥上雕刻了很多狮子吗，有大有小，形态各异，令人观之眼花缭乱，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个狮子。于是，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流传了数百年之久。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也说卢沟桥“左右石栏刻为狮形，凡一百状，数之辄隐其一”。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也说：卢沟桥上的狮子，“数之辄不尽”。现在，文物工作者对石狮子进行了一次编号清点，共计501个。

关于这个数目，还有一个小故事。卢沟桥文物保护所研究人员侯金涛先生说：1988年的一个雷雨之夜，雷电劈掉了桥上的一只狮子，这只石狮子上还有两只小狮子。所以在1988年之后的统计中就没有了这三只，数目为498只。但是1998年，卢沟桥进行大规模的修复，这三只被劈掉的石狮子也被修复，于是，狮子的数量就又变成了501只。
这些石狮子雕刻的不仅细腻，而且非常生动。尤其是望柱头上的狮子，生动形象，姿态各异：有的昂首挺胸，仰望天空上朵朵流云；有的聚精会神，注视桥面；有的侧身转首，两两相对；有的抚育狮儿，表现出慈爱；有的高竖双耳，表现出警惕。还有很多小狮子刻在大狮子身上，也是千姿百态，生动逼真：有的趴在大狮子身下,有的伏在背上，有的躲在耳旁，有的在戏弄铃铛，真是美不胜收！因为栏杆和望柱容易损坏，卢沟桥建成七百多年以来，经过多次修补，造成的后果就是栏杆和望柱上雕刻的狮子形象风格迥异。现在按它们的雕刻风格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金、元时期雕刻的狮子，身躯比较瘦长，面部狭窄，腿脚挺拔有劲。迄今为止，这类石狮只剩为数不多的几个了。第二类是明代雕刻的狮子，身躯稍嫌粗短，脚踩绣球或小狮，现在还剩一百个左右，但是风化得比较厉害。第三类是清朝康熙、乾隆前后增补的狮子，雕刻手法比较细腻，突胸张嘴，头上卷毛高耸，大约有六十个左右。第四类狮子，大约是清末到解放以前修补的，尽管外表比较新，但是雕刻比较粗糙。
7、桥上雕刻的余绪
扩展到整个桥梁或拱桥面的雕刻，被称为余绪。江苏无锡的蠡园有三孔石梁桥，整个梁面上都雕满了缠枝花草，非常美丽。山西的普济桥是一座敞肩圆弧拱桥，其龙门石上雕有吸水兽；小拱券脸上满刻游龙飞云；大拱券脸上，搁有若干块或作盘龙，或作渔猎的浮雕。河南临颖的小商桥也是敞间圆弧拱，大拱券脸上刻的是飞马图案，小拱券脸上刻的是莲花图案，雕刻的遍及全桥，就好像纹身的艺术品。
桥上雕刻的主角，除了代表祥瑞的龙凤、狮子、麒麟等之外，还有十二生肖，尤其是猴、兔、马、羊最为常见。民间艺人最熟悉的是民间戏剧，于是各种民间故事情节都被雕刻在桥梁上。比如，桥上有宣扬孝道的二十四孝图案；有讲求忠义的三国掌故；等等。望柱头上什么都可以刻，诸如宝瓶、葫芦、佛手、仙桃、金钟、石鼓、八角、方胜等，都可以上桥。此外，各种家禽、瑞鸟、灵芝、仙果、瑶草、琪花都可以作为浮雕或图案的题材，刻有这些图案的浮雕，形式美丽，韵味无穷。还有些雕刻内容反映了祈求延年益寿，希望造桥者和桥梁青春长驻的思想。

三、桥梁雕塑中的美学原则
石桥上用雕刻作为装饰，其中也渗透着美学原理，唐寰澄先生总结为两个美学原则：
1、 多样统一
       人们生活的世界是多样化的，环境千变万化，人们也习惯于接受不断的变化，因而感官逐渐形成了对多样性的要求。如果我们长期听一种音调，尝一种口味，看一种色彩，就容易产生单调、疲劳和贫乏的感觉。同样，桥梁雕刻也是如此，无论是它的题材还是内容都不能过于单一。不过，多样性是在同一主题之下的内容多样化，而不是不规则的、无条理的杂乱化。换言之，没有有统一的主题，就会使整个画面显得杂乱无章。山西霍县北门外石桥的石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就对该桥做过这样的评价：“霍县石桥的栏板花纹个个不同，或用莲花、如意、万字、钟等纹样。刻工虽不精而布置尚可，可称粗枝大叶的石刻。至于望柱柱头上的雕刻，则动植物、博古、几何形式无所不有，个个不同，没有重复。其中如猴子、人手、鼓、瓶、佛手、仙桃、葫芦、十六角形块，以及许多无名的怪形体，粗糙胪列，如同儿戏，无一不足以令人发笑。”梁思成先生认为霍县石桥各种花纹的栏板，之所以说它布置尚可，是因为它内容虽是多样的，但至少在轮廓几何尺寸上，花纹描画的手法上是统一的，部分的达到了多样性统一的原则。之所以说“尚可”，则是因为花式纹样缺乏统一的主题。类似的桥梁，还有很多。
相反，卢沟桥的雕刻就符合多样性统一的原则。卢沟桥的栏杆柱头不仅有统一的主题内容—狮子及其生活，还有统一的形式—列队和基本尺寸大小；再在其中作出些变化，就成为给人们以及大艺术享受的艺术品。
2、 韵味无穷
桥梁雕刻还要讲究韵味无穷的原则。在文学艺术上，运用曲笔微词，在不言而言中，使读者通过联想领会主旨，会使作品的影响更为深刻。在声音艺术上，如果某个音乐作品能做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那就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了。在图画艺术上，美术作品讲究作画六法，其中气韵生动为第一；生动的画面使人“观之不畅，思之有余”，“绵渺含情，总在烟波未尽”。
卢沟桥的栏杆石狮子就符合韵味无穷的原则。不仅狮子的数目怎么数也数不清，永远带着一个谜；更主要的是石狮子的姿态变化无穷，使人百看不厌。这是卢沟桥的魅力所在，这也是中国古代桥梁符合美学原则的典型个案。

苏州枫桥
中国，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幅员辽阔，江河纵横，桥梁遍布。尤其是在迷人的江南水乡，“水港小桥多”的景象比比皆是。
遍及全国各地的桥梁不仅有各种各样的类别和结构，还有着自己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中国古代桥梁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秦汉以前的产生与早期发展、汉唐的里程碑时代、宋代的鼎盛与元明清的恢宏与庚续几个阶段。中国古桥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在建造技术不断发展完善的同时，也不断吸收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成果。因此一部完整的中国古桥发展演变史包括了古桥建造技术发展史和古桥建筑艺术演变史两个部分。中国的古代桥梁建筑艺术一般分为装饰艺术和主体艺术两大部分。这些桥梁建筑艺术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桥梁艺术美学原则，这样就为中国文化艺术宝库增添了新的瑰宝。

锦溪小桥流水
一、 源远流长
桥梁也是道路的一部分，只不过它是悬空的道路。因此，一般而言，修建桥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交通。
早在远古时代，人类为了生存发展，不得不跋山涉水，狩猎觅食。面对山川的阻隔，人们最初只能望而却步，绕道而行。后来人们受到山上天然的石梁、倒搁在溪涧上的树木或隔溪悬挂的藤萝的启示，逐渐学会了在阻隔交通的山川上搭建桥梁。
除了独木桥等一些比较原始的桥梁之外，一般来说，桥梁都分为两部分：跨空与支持跨空部分。根据跨空部分的不同构造，可以把桥梁分为四种基本形式：梁桥、拱桥、索桥、浮桥。根据建筑材料的不同，又可以把桥梁分为木桥、石桥、砖桥、藤桥、竹桥、铁桥，甚至还有土桥、苇桥、冰桥与盐桥等。我国的古桥到了东汉时，不仅四种基本形式都已出现，而且各种材料的桥也应有尽有。

中国古代桥梁经过漫长的发展和完善，不仅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桥梁建筑风格，并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领先于世界各国的前列。通过各个历史阶段的积累和发展，最后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中国古桥系列并保留至今，那一座座别具风格的桥梁 ，也成为了中国某一阶段历史的缩影。
中国古桥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学会了建筑简单的桥梁。
1954年，考古学家在陕西西安发现了位于河东岸台地上的半坡遗址，它属于新石器时代。在这个遗址上，有四五十座圆形房屋及若干长方形房屋。所有的房屋都为木柱、土壁、木椽、草顶。在这些房屋周围，挖有深宽各约5～6米的大围沟。这些沟可能是当年我们的祖先为了防御野兽与异族侵略而建的。为了方便出入，沟上一定会架设桥梁，可能是可以随时放下与收起的活动式木桥。
由于材料和技术等各种原因，古代的原始桥梁不可能在经历风雨侵蚀、洪水冲击、战争的洗礼后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我们只能从考古发掘、史籍的记载以及石刻壁画等历史遗迹中勾勒出其大致的状况。
一、 周秦时期
在我国古代典籍《诗经》里就有对修桥的描述。周秦时期的高官贵族，还可以“造舟为梁”（所谓“舟梁”，也就是浮桥，它是桥梁的基本形式之一）。但是，对于更宽阔的江河就无能为力了。从历史记载看，周秦时期的河流上的桥梁较为稀少。当时的桥梁大多为结构简单的梁桥或浮桥，并且只能在少数河流的少数地方见得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也能想象出来，当然是由于当时造桥技术的落后、财力匮乏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所致。
不过，周秦时期也有一些名桥集中在秦晋地区。尤其是秦国为了取得霸主的地位，采取了各种改革措施，其中就有重视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秦国终于用武力统一了中国。秦国桥梁的建设都与这个目标有关。兴修水利工程的地方同时也修建了一些桥梁。秦惠王取得巴蜀之后，委派李冰为蜀守。李冰在成都灌县兴修水利，建造了闻名天下的都江堰，从而造福一方。在都江堰的灌溉之下，成都平原河道纵横，水渠遍布。为了方便交通，李冰在渠上修建了许多桥梁，其中最有名的是七星桥。《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直西门江上曰冲里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城南曰江桥；南渡流江曰万里桥；西上曰夷星桥，上曰笮桥；桥从冲里桥西出北折曰长升桥；江上西有永平桥。”为什么七座桥却有八个名称呢？后代有人认为夷星桥就是笮桥（即用竹索作为主要材料的索桥），但说法不一。《史记?滑稽列传》记载：魏文侯时（公元前445～前396年），西门豹为邺令，“发民凿十二渠，引水灌农田”，并在每道水渠上各造一座桥梁。秦时因为商业往来和战争兼并，还造就了很多特殊的桥梁，如古栈道在通过山川河流之处，就要进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工作，这样也就形成了数量众多的专用桥梁。
山区地形复杂，铺路架桥都不方便。但是，无论是军事需要还是贸易往来，在山中行路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解决山中行路难的问题，各国都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在交通要道上铺设木板，建成栈道，以便车马行走。在这些栈道中，最有名的是秦国所修的蜀栈道。秦国早年定都于雍（今陕西宝鸡附近），为了打通秦蜀两地的交通，在秦惠王以前（公元前316年）就已筑有多条栈道。到了秦惠王时，蜀国自己又延修了蜀地境内的重要栈道。之后由于秦国都城东迁，秦蜀之间的栈道也随之向东部发展。《史记》记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由于栈道是木板铺设而成，经不住风雨的侵蚀，如今只剩下石壁上连绵不断的石穴。不过，在今天依山傍水的公园里，偶尔还会见到现代人修建的栈道，可以让我们于休闲中追思古栈道的木铎幽声。
随后，秦人又在栈道的基础上发展出在宫殿苑囿中建造的专供皇帝及其扈从使用的复道，也就是上下都可以通行而且盖有廊屋的陆上长桥，连接于宫殿楼阁之间。后世美丽的廊桥、桥亭都发源于这一时期。
浮桥也创始和发展于周秦时期。史书记载，公元前1127年左右，周文王在渭水下游修造浮桥以迎娶有莘氏之女，这是中国历史中关于浮桥的最早记载。公元前965年，周穆王讨伐楚国，曾在九江建浑脱军用浮桥。公元前541年，秦公子（zhēn）在黄河夏阳津建造了黄河第一座浮桥。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又在这里建造了正式的蒲津浮桥。
秦时的梁桥建筑也初具规模。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前后曾经修造了咸阳渭水桥，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柱或石柱木梁桥，全桥长达四五百米，宽达13～15米，共有68跨。
总之，在周秦时期已经出现了梁桥、索桥、浮桥三种基本桥形，不过形式还比较简单，构造也没有达到尽善尽美。
二、两汉时期
汉朝初年，由于战争频繁，国家大规模修建栈道以运输士兵和军粮等战备物资。在汉朝统治者的东征西战中，栈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栈道对于汉朝的建立和稳定功不可没。汉朝形势稳定之后，统治者也修建了大量的桥梁。在长安渭水上原来只有一座秦代留下的木梁柱桥，到了西汉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人们在东面下游加建了一座；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人们在西边上游又加建了一座，从而使渭水上有了三座木梁木柱桥。因为汉朝的宫门都有阙，因此汉代的梁桥都仿照宫门的建筑式样，在桥两头也都建有阙。汉朝的木桥有的是平桥，两端带坡，有的是骆驼虹桥，即桥面弯曲如虹的木梁柱桥。这些都是两汉桥梁的独特之处。
西汉是中国拱桥的发源时期。考古专家判断，中国墓葬中最早使用砖拱的年代是西汉中期。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间的汉墓画像上出现的一座石拱桥，据后人推测可能是泗水上一座石拱桥的形象。历史记载中东汉末邺城（今安阳东北）和满城的“石窦桥”，以及东汉阳嘉四年（公元135年）所建春门石桥，都是较早的石拱桥。
综上所述，周、秦、汉三个时代是中国古桥的发轫时期，梁桥、索桥、浮桥、拱桥四种基本形式均已产生。

三、里程碑时代
继汉代之后，先后有三国鼎立、西晋的短暂一统局面，但是不久之后又有永嘉之乱，晋室不得不迁往东南一隅，从而形成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的长期纷争局面。在战争年月，统治者不可能顾及桥梁的建设。不过，在西晋鼎盛时和东晋相对稳定的阶段，也有一些桥梁建设。晋武帝定都洛阳，洛阳就有几座名桥。
《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九月，立河桥于富平津。十一月，立城东七里涧石桥。”书中记载的前一座桥是杜预修建的富平津黄河浮桥，为当时黄河上唯一的浮桥；后一座为旅人桥，是一座石拱桥。西晋永嘉之乱时期，今甘肃鲜卑族的一支中有个叫吐谷浑的人，在黄河上游造河厉（木伸臂梁桥）。从简支木梁桥到木伸臂梁桥，桥跨增长近四倍之多，这是梁桥建筑技术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东晋时由于北方十六国纷争不断，于是浮桥作为一种简便易搭的临时桥梁，成为受欢迎的建筑桥型。比如东晋穆帝永和六年（公元350年），苻坚在洛阳盟津造浮桥。在南北朝时期，南朝六朝时秦淮河上有“二十四渡，皆浮航往来”。秦淮河并不宽广，在三国时还曾造木桥，而到了南北朝却造浮桥这种临时性桥梁，原因就是为了在有敌兵进犯时便于随时拆掉桥梁，抵御侵略。不过，东晋也不只是修建浮桥，在浙江绍兴也修建了一些石桥，比如王羲之题扇的题扇桥，光相寺前的光相桥等。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桥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时代。尽管隋朝历史比较短暂，前后仅三十多年，但是，由于隋炀帝好征发民力、大肆修建工程，建造了很多宫殿，同时也修建了为数众多的桥梁。长安造的灞陵桥，洛阳造的天津桥，以及扬州的二十四桥，都是一代名桥。不过，隋代留下来的最著名的桥，是河南的小商桥与河北的赵州桥。小商桥建于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是一座单孔敞肩圆弧石拱桥。赵州桥建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是一座更大的单孔敞肩圆弧石拱桥，其桥跨之长领先世界水平达一千二百余年之久。自西汉末出现石拱桥到赵州桥建成，不过短短700年，石拱桥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石拱桥的发展是隋朝在桥梁史上留下的最为耀眼的一页。
唐朝由于国泰民安，在基础设施的修建上，尤其是在桥梁建筑方面多有建树。据《唐六典》和《日知录》记载，唐朝桥梁很多，重要的浮桥有四座，分别是蒲津、太阳、河阳、孝义；重要的木柱梁桥是渭水上的三渭桥以及由国家拨款修建的十一座“巨梁”桥。唐朝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志》还记载了很多由地方政府修建的桥梁。蒲津浮桥在今山西永济和陕西朝邑之间。这座桥在秦朝就已存在，不过在隋末的战争中被毁坏，虽然后来又被修复，但是到了唐朝早已破败不堪。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把这座竹索浮桥改为铁索浮桥，并且招募百工铸造精良的铁人、铁牛、铁山、铁柱等来维系固定浮桥的铁缆。
太阳浮桥是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命邱行恭建造的，在今河南三门峡市。河阳浮桥在今河南洛阳市，最初由西晋杜预建造，后来在战乱中被毁，北魏时由董爵重修。在其以后的历史中，河阳浮桥屡遭破坏。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重新修复该桥。
唐代，由于建筑技术的巨大进步，人们把从前的很多浮桥都改为梁桥。比如著名的天津桥和永济桥，都被改为石柱木梁桥。不过，还有一些浮桥因为身处水势险峻之处，不便改建。比如，在洛水的深广之处，修建梁桥对于当时的技术来说几乎不可能，因此仍然修建浮桥，例如孝义桥。唐朝还重新修建了原建于秦的灞桥。灞桥架于灞水之上，位于西安古城以东二十里。原为一桥，到唐朝又增修一桥，形成南北二桥。
由于文人墨客的咏怀而名闻天下的长安三渭桥虽然并非始建于唐代，但却都经历过唐朝的全面修复。在唐朝时期，西渭桥被称为咸阳桥，又称平桥，是古丝绸之路东到长安的最后一站，在贸易往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唐代对栈道交通也十分重视。自关中到汉中，形势最为险峻的骆谷栈道是当时最常走的路线。因为唐代大诗人王维、元稹、李白、杜甫等都曾作诗赋词，对栈道的规模、构造、情境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为后人对唐代栈道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资料。
石拱桥在唐朝亦有很大发展。《唐书?李昭德传》中记载的洛阳中桥，是由唐宗室的画家李昭德改为“累石代柱，锐其前”的尖柱式墩桥。李昭道所绘《洛阳楼图》中有一座五孔尖墩实腹石拱桥。虽然无法判断这座桥是否就是中桥，但还是可以推断出尖墩破水的结构早在唐朝就有。李昭道还有两幅传世名画《曲江图》和《湖亭游骑图》，图中各有一座三孔薄墩薄拱驼峰式石拱桥。可见，今日江南所常见的玲珑联拱石桥在唐朝也已出现。唐宪宗元和十一至十五年（公元816～820年），王仲舒在苏州捐出腰中所束宝带，助建一座多达53孔的拱石桥，人们为了纪念他，将该桥起名宝带桥。
在唐代，石拱已经演变出多种形式，比如唐朝杨升的《雪山朝霁图》中有一座弯板三折边石拱桥；日本僧人最澄的《朝圣图》有一座椭圆形石拱桥；隋唐墓室也有攒尖拱顶方形直边或曲边之结构。据说，后代的尖拱或蛋圆形拱就始于这一时期。
隋唐之际，西南地区修建了大量索桥，包括藤索桥、竹索桥和铁索桥。比较著名的是云南丽江和维西之间的铁索桥。当时，藏族也修有藤索桥和铁索桥。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携有百工，建造了布达拉宫金桥（铁索桥）。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有四川窦圜（huán）山铁索桥。总之，中国古桥发展到隋唐，有了巨大的进步，其辉煌的成就使得隋唐在中国桥梁史上大放异彩，成为桥梁建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四、鼎盛时期
在前代的基础上，宋朝的桥梁建设进入技术全面发展和数量大幅增加的鼎盛时期，技术和构造上多有创新。宋代桥梁多为木桥和石桥，都体现了当时特有的风格。虽然绝大多数宋桥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它们的风采，我们可以从古画中略见一二。据专家分析，北宋画家王希孟所绘《千里江山图》上那座中部有亭的长桥，很有可能就是建于宋朝的吴江垂虹桥。垂虹桥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吴江人纷纷引以为荣。诗人范成大去蜀地做官，就曾感叹蜀桥不如垂虹桥。张择端所绘《龙舟竞渡图》上有一座木梁柱桥，虽然桥的形制和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其造型和工艺水平直追汉唐，毫不逊色。
从古画上可以看出，许多木制长桥都造有桥屋，飞檐斗拱，争奇斗艳，令人叹为观止。这说明宋代的木工造桥技术已经十分成熟，而且秦汉贵族专用的复道形式也不再是帝王将相的专利。宋代普通百姓所使用的道桥就是在对复道技术改造的基础上建成的。发源于东晋山区的木伸臂梁桥也被宋人发扬光大。木伸臂梁桥由单跨变为多跨，由单伸臂变为多伸臂，从而大大增加了桥的跨度。从记载看，闽浙一带有历史根据的宋代木伸臂梁桥达12座之多。其中，年代较早的是南宋乾道初年（约公元1165年）的福建建瓯平政桥。
宋时，福建还修了很多石梁石墩桥。仅南宋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这一年，漳州就修了35座石桥。据《泉州府志》记载，当地宋桥多达110座，有名气的桥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皇五年至嘉四年（公元1053～1059年）建的福建泉州万安桥；最长的是绍兴八年至二十一年（公元1138～1151年）建的泉州安平桥，长达五里；最重的是漳州虎渡桥，石梁重达200吨。因为它们都是石桥，相对于木桥来说，更能经受岁月的侵蚀，所以我们今天还能有幸一睹其芳容。唯一可惜的是虎渡桥破坏严重，已经无法复原。福建的石梁石墩桥构造简单，大部分是在河道入海口沙层比较深厚的地方，用抛石之法或用睡木扩大基础的方法建成的。宋桥还开创了以海生介类粘结基石的“种蛎于础以为固”方法，这是桥梁史上又一技术创新。
石拱桥在宋代已经非常普及，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重修的天津桥和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重修的北京卢沟桥，都是比较著名的联拱桥。
木拱桥是宋代的新生事物，学术上暂名之为贯木拱。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绘汴京虹桥就是我们所知最早的贯木拱。众木贯插为拱，没有桥柱，从而避免了船只碰撞桥梁柱的事故发生。宋代所发明的中国式贯木拱在世界桥梁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索桥在宋代的西南地区被继续应用，建于北宋以前的都江堰安澜桥就是一座多孔连续并列竹索桥。至于浮桥，由于种种原因，宋代建设的浮桥大概是最多的。当时的统治者不但在黄河上先后造过不少浮桥，如保德福桥、安乡和永宁关浮桥、滑州浮桥等等，而且在其他地方的河流上也修建了很多浮桥。在大规模修建浮桥的基础上，宋代浮桥的建筑技术和构造，与前代相比有很大创新。比如，滑州浮桥用脚船逐节升降路面而成通航浮桥；浙江临海中津浮桥采用柱、筏、楗构成活动升降的潮汐浮桥。

五、恢弘与赓续
元明清时代，是中国古桥发展的恢弘与赓续时期。
在元朝统治期间，中国古代桥梁的构造类型已经基本上发展成熟与完备，同时在技术和形式上仍有持续的改进。由于元代造桥的技术和能力增强，大部分木桥都被改建为石桥，这是元代桥梁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比如，宋朝所建的垂虹桥于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改为63孔石拱桥。
明代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在河北邯郸永年县仿照赵州桥修建了一座敞肩圆弧拱桥。虽然这座桥的跨度比较小，但是构造精良，造型精美，可与隋朝赵州桥和唐朝永通桥一比高下。比较长的石拱桥，在明清两代已经不足为奇。栈道的修复在明代非常兴盛，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增修栈阁2275间。宋朝流传下来的贯木拱桥在闽浙山区很兴盛，其中有些桥竟然保存三四百年不坏，至今都安好无恙。风雨花桥在结构上属于木伸臂梁桥，于湘贵山间比较多见，成为该地区的地方民族特色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云贵川地区，索桥遍布。明代所修景东桥就是一座著名的索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留存至今。云南保山霁虹桥是现存最古老的铁索桥，是一个叫了然的和尚在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中年所建。贵州安顺永宁的盘江铁索桥是明末清初朱家民和李芳先所建。这座铁桥的铁链固定在岸边铁狮身上，铁链自狮口而出，造型奇特，可惜已经毁灭于历史长河中，现已不存。因为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而闻名的四川泸定桥，修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该桥因红军在此顽强而艰苦的血战而闻名，并得以作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铁索桥到清末发展为加工安装更为简便的铁眼杆桥。此外，云贵川地区还有很多竹索桥。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还能在四川见到不少竹索桥，其中包括著名的都江堰多孔索桥。
元明清时代，浮桥也有所修建，不过多为军事用桥。宋元交替之际，战事多发，浮桥也往往因此而建。明朝的浮桥建筑也多在军事领域，开国之初，许达引兵攻打河西走廊时就曾建金城关浮桥。到了清朝，曾经在黄河上风云一时的众多浮桥，只剩下金城关浮桥，于是被称为“天下第一桥”。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打武昌时，曾在长江上搭建过三座规模宏大的浮桥。清朝时期，其他地方所修的浮桥也为数不少。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还能见到清代留下的浮桥，几经修缮，仍然在默默地为人们做着贡献。
明清时代，皇帝贵族以及富商巨贾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美丽的园林。中国园林讲究山水，因此，园中人工池塘或湖泊上还修建了许多桥梁。比如，在圆明园，最兴盛时期，各类桥梁多达百余座。江南的私家园林，玲珑秀气，与北方的园林有很大区别。它们或以石取胜，或以水取胜，或以花木取胜，其桥梁也往往各有特色。中国不断进步的桥梁建筑史，到了清末就发生了转折。一方面由于国力微弱，无力建设很多桥梁；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用长枪大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受外国的影响，国内也开始建设公路和铁路。近代公路、铁路因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逐渐削弱了桥梁在交通中的地位。不过，早期的公路和铁路大多是在充分利用原有驿道和桥梁的基础上修建的。因此，古代桥梁，尤其是石拱桥，因其潜力较大，在公路和铁路建设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近代交通工具荷载越来越重，古代桥梁难以承受。于是中国古桥便在近代轰鸣的马达与汽笛声中走向历史的深处，成为往日的辉煌。
历史永不停歇地向前发展，桥梁的建筑技术也不断进步，近代桥梁技术也因其与时俱进而超越古代。但是历史又是延续的，今天的成就是对过去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的古桥，除了因其历史文化价值需要择优予以保护之外，还有不少建筑的技术与艺术内容可以发掘，为现代桥梁的建设能够推陈出新提供历史资源，因此我们在今天仍要珍视这一宝贵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