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周国都：丰京与镐京
　　周族是兴起于陕西渭水中游以北的一个古老部落。西周时期的丰京与镐京，是西安地区最早出现的都城，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这里有一个传说：相传周的始祖叫名弃，是一个富有农业生产经验的部落首领，弃的母亲姜在旷野里践踏了巨人的足迹后怀孕生下了他。周族迫于戎狄的扰掠，一直迁徙，在杰出的领袖古公父的率领下，南迁到岐山周原定居下来。
　　 文王姬昌也是一位出色的领袖，他注重发展生产，任用贤能。在一次在游猎的途中，文王遇到了在渭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发现他颇懂治国方略，于是对姜子牙委以重任。 为了向东发展，文王将都城迁到了今西安市以西的沣河西岸，建立了丰京，又在沣水东岸营建镐京。文王死后，其子武王继承父志，亲自率兵讨伐无道的商纣王，相传两国曾在牧野展开激战，战争以商朝的灭亡而告终。武王灭商以后，建立了一个南至长江以南、西至甘肃、东临大海、东北至辽宁的疆域广大的国家——西周。这个国家就以丰镐为都城。丰京是周族祭祖的地方，镐京则是周王处理政务的所在。这就是被称为宗周的二京。周天子是天下的宗主，诸侯向周天子朝贡财货、玉帛、珍玩和各地的土特产等等。
　　 在三百年后，西周的王位传给了周幽王。而周幽王是一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昏君。他宠爱貌美的妃子褒姒，为了立她为后，不惜废掉太子和太子母亲申后。相传褒姒天生不笑，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后有人给他出了一个荒唐的主意，就是所谓的“烽火戏诸侯”。周幽王命人点燃骊山上的烽火台，各地诸侯望见狼烟，以为周幽王有难，纷纷前来救援，结果发现是周幽王设下的骗局。看见诸侯们狼狈不堪的样子，褒姒果然大笑。从此，周幽王多次戏点烽火台。不久，被废申后的父亲为了泄恨，乘机引来犬戎之兵讨伐周幽王。周幽王在惊恐之中，再次点燃烽火台，多次上当的诸侯没有一个前来救援。周幽王最后被杀死在骊山脚下，西周灭亡。丰京与镐京也在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丰、镐二京的建立开创了西安地区长期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格局。湮没于萋萋芳草之中的丰镐二京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不懈探索，渐露真容。今天的人们才能从丰富的地下出土文物中遥想它们昔日的繁荣，以此知道那个以礼仪著称的时代曾经在这片沉寂的土地上闪耀大放光芒的人文异彩。

第三节 翻山越岭秦凿渠
灵渠又名灵渠，也称秦凿渠、兴安运河或湘桂运河，位于广西东北部兴安县境内。它是秦统一六国后，为进一步完成对岭南的统一，利用湘桂谷地而开凿的一条连接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古老运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经历十年之功，消灭了六国，统一中原地区，接着又向岭南进军。但是战争并不像预料的那样顺利。五岭的险峻地形，使行军极度困难。粮草的运输主要靠人背牲口口驮，消耗巨大，到达营地时已经所剩无几了。更麻烦的是，行进在崇山峻岭的运粮队伍往往容易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粮草问题，更直接的说是运输问题，要是不能得到解决，作战根本无法取得胜利。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出巡到湘江上游，为了解决南征部队的粮饷运输问题，决定派监御史禄“凿渠运粮”在五岭之上开一条运河。五岭山脉中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有一个谷地，谷地中有两条自然河道，一条属于长江水系，是湘江上游的海洋河，在今广西兴安县城东向北流；另一条属于珠江水系，是漓江上源的一条支流始安水，在今兴安县城北向南流。在这里开凿运河，从工程上说，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海洋河和始安水的距离很近，最近处只有1.5千米；不利的是海洋河和始安水之间横亘着高约二三十米、宽约三五百米的小山阜，而且整个谷地地势的坡度也较大。为了兴建这条运河，数十万秦军和民工开石劈山，经过五年多的努力，排除了许多困难和干扰，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这条长33公里的运河终于挖成了。
灵渠主要由分水工程、南渠、北渠三部分组成。

灵渠的关键是分水工程。分水工程建在海洋河上，引湘江水入灵渠。湘江上游的海洋河水量比较丰富，在海洋河上建立分水工程，就可以使灵渠保持充足的水量，便于船只从海洋河通过分水工程进入运河。分水工程的具体位置在今兴安县城东南约两千米远的分水村。虽然这里并不是距离始安水最近的地方，但是此处海洋河河床较高，大体与始安水的海拔高度相当，便于把水引入运河。所以也就舍近求远，把分水工程选择在此。
分水工程是“L”形，似木工的曲尺，角尖对着海洋河的上游。这座曲尺形的分水工程，后人称为人字堤，就是今天大小天平的前身。平时，它拦截海洋河，使旧道不再通水，把海洋河水分成两部分，七分进入北渠，三分入南渠。进入北渠的水，从人字坝向北，经过约3.5千米的渠道，到今洲子上村附近回到湘江故道；进入南渠的水，经过人工开凿的4.5千米的渠道，引入灵渠，作为运河的主要水源。故有“三分漓水七分湘”之说。人字堤属于滚水坝性质的工程，来洪水时，大水可以翻越大坝流入海洋河旧道，以减轻天平本身及南、北渠道的压力。唐代在人字堤的顶端前面又建铧嘴，以提高分水功能和保护天平。
南渠可分为上下两段，上段自小天平向西北走向，到兴安县北，接始安水，长约4.5千米。这一段系凿岩成渠，全部由人工开成，宽度虽然只有7-14米，但工程比较艰巨。下段沿始安水、零水向西，至今溶江镇附近接漓江，长约30千米，是在始安水和零水的基础上拓展而成的，宽约10-60米。南渠全长30多公里，落差29米，水面“坡度”很大，渠道上不设辅助工程，不便舟楫上下。船要“爬”山，对水面“坡度”就要有一定的要求。水面的“坡度”在航行术语上叫做“比降”。现代科学证明，适合于航行的比降应在小于1/3000以下的范围，即在长3000米的水面上水位升高或下降不得超过一米。比降越大，水流越急，对航行越不利。而湘江水面和漓江水面的水位差很大，即使用筑堤的办法来提高水位，比降还是太大，离要求还是差得很远。后人推测，为了便于通航，可能已在沿渠建有原始斗门。
北渠在湘江的北部，是指从大天平向右过北陡，直至汇入湘江的人工河段。北渠经过的地带是个山间小平原，这里的地面虽然沟壑较少，但坡度偏大，采用直线渠道，与南渠一样，就会流水过急，不便航行。为了减少这段渠道比降，古代工匠们开挖渠道时有意让河道迂回曲折，多拐几个180度的大转弯。这样，原来直线距离仅为2.3千米的河道被延长成了3.5千米的人工河道，当然比降—也就是水面的“坡度”就相应变小了，船“爬”山也就容易多了。
灵渠从秦开凿始，历代都在使用，尤其在唐宋两代达到使用的高峰期。由于灵渠在军事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历代都非常重视它的维修和治理，使之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隋唐以前，灵渠的维修都与封建中央政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有关。隋唐以后，一般的管理和维修有地方官吏承担。自宋以后，灵渠的日常管理和维修在史料中都有明确记载，《明实录》中就明确地记有：灵渠“向系五年大修，三年小修”。到清代，设渠长一人，渠目一人，每陡设陡夫二人对灵渠实行日常管理。

灵渠大规模的维修从唐代开始，在唐朝的多次维修中，825年观察史李渤对灵渠进行的一次大修是奠定灵渠今天所见规模的一次大的行动。宋代灵渠也有过多次修整，比较重要的是1058年由刑部都水监李师中主持的维修。这次工程有两项重点，其一是加宽了渠道；其二是将唐代的18陡门增至36个，对不利渠段的控制能力大大的加强了。至此，灵渠完成了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规模。直到明清时期，灵渠仍被称为“三楚两粤之咽喉”。元、明、清三代和民国时期对灵渠都有维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相继建成，灵渠才让位于现代化交通工具。并在1956年最后停运，改作农田灌溉和城市供水工程。在“大跃进”年代，北渠一度被垦为稻田，完全失去了原来的面貌，改革开放后再次恢复原貌。现在的灵渠仍灌溉着周围的万顷良田，并成为桂林地区重要的名胜古迹，供人参观游览。
灵渠构造上巧夺天工，航运上舟行便捷，处处闪烁着古代工匠们的聪明才智。宋代诗人范成大曾作诗赞道：狂澜既奔倾，中流遇铧嘴。分为两造开，南漓北湘水。至今舟楫利，楚粤径万里。人谋夺天造，史禄所经始。
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闸运河，也是最早的跨越山岭的运河。在国外，最早的船闸直到1735年才在欧洲的荷兰出现。这种利用船闸的行船技术一直沿用到今天，20世纪初建成的巴拿马运河仍然使用这种技术。

江西宜春市中心城南明月山栈道
二、栈道
栈道即阁道，是在深山峡谷中的悬崖陡壁边缘开凿的人工通道。阁道或栈道这种交通道路形式的普遍应用标志着交通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在我国山区居多的地理条件下，各地区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和文化交往，凭借这种道路形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史记》和《战国策》都有秦昭王时“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的记载，秦汉时期都曾进行了修复和整修。汉武帝时又兴修了通往西南夷的道，东汉时修建了三门栈道及其以东至今新安、济源的黄河栈道。
修在不同地段的栈道，有不同的结构形式，例如有梁有柱的称栈桥，有梁无柱的称千梁无柱，修在偏于河谷一侧的称偏桥，等等。

中国河南安阳殷墟遗址
第一节封邦建:商周时代的都城
一、 商都殷墟
 殷墟的发现十分偶然。一百多年前，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一片熬制中药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断定它们是商代的文字。商代甲骨遂成为震惊20世纪的考古发现，并且早就了一门全新的学问—甲骨学。甲骨文这种古老而系统的文字，也因此与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印度文字并称世界四大文字体系。生活于商代的先民们对于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或无法预测的重大事件，往往问卜于神明以趋吉避害。这些卜辞不仅包括殷商时代的政治、军事、农业、历法，还包括生育、田猎、贡纳、祭祖等内容，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商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与考证，学者们最终确信殷墟正是自盘庚迁都至商纣灭亡的商代王都遗址。
考古学家在太行山麓、洹水侧畔的遗址上，发现了用石或铜作柱础的大型宫殿基址、分布井然有序的手工业区、墓葬区和普通居民点。象征权力的青铜礼器、表示征战的车马器，随着它们显贵的主人，安眠于此已有3000年之久。
著名的妇好墓也在这里被发现。妇好，是商王武丁之妻。她的丈夫武丁统治的时期史称“武丁中兴”，是商代的鼎盛时期。武丁在位59年，励精图治，复兴社稷，使商王朝成为一个四方拥戴的强国，武丁的成功应该离不开妇好这样一位贤内助。在妇好的墓中放置了精美的青铜器和雕刻工细的玉器，我们可以从中领略这个不凡的女性生前受到的尊崇和逝后繁缛的礼遇。
到商纣王时期，商朝统治开始出现危机。据说纣王能言善辩而且用武有力，天资过人，但却刚愎自用，又喜好纵酒淫乐。公元前11世纪，商朝终于被周武王所灭。武王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此，想实行“殷人治殷”，不料武庚联合武王之弟管叔和蔡叔发动叛乱。叛乱最终被镇压下去，为消除后患，周人甚至连这里的殷遗民也一同迁走了。从此后，殷墟日渐荒芜，长久堙没于郊野之上。

 河南安阳的花馍
二、 耐人寻味的传统面食习俗
中国北方盛产小麦，过去人们日常也以面食作为主食，各类面馍、面饼和汤面在很长时期内曾经是北方地区居民的主食，并逐渐成为有着浓郁地域特色的北方食品。中国北方许多面食品长期以来已经深深地渗入了当地的风俗礼仪之中，因此遇有传统礼仪场合常常还会见到这类面食的身影，面馍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北方民间面馍主要包括两类：花馍和礼馍。花馍是配合岁时节令祭礼或上供用的馍，如中原民间的枣馍；礼馍则是伴随着诞生、婚嫁、寿庆等人生仪礼而制作的馈赠物品，如山西河东地区的礼馍。在中原民间，过年民谣中流传着“二十八，蒸枣花”的说法，指的是春节前的蒸年馍习俗。枣馍的种类很多，有枣花、枣山、枣卷等，乃根据馍的不同形状而命名。除了祭祖用之外，面馍还可以当作节日礼品。在山西晋南平原，每当婴儿满月时，婴儿姥姥家都要蒸一种又圆又大、中间空心的花馍馍送礼。这种花馍馍俗称“囫囵“，呈圆圈形，直径一尺五寸（0.5米）左右，上面满是面捏的花样造型，有的还染上各种颜色，精巧质朴，陕西关中和延安地区民间同样也流行制作花馍，那里的人们称之为面花，其中类也更加多样，有婚寿送礼花馍、丧葬祭奠花馍、婴儿满月花馍、节日陈设花馍，等等。结婚时蒸制的礼馍上要用大梳子的木齿戳印上“喜”字或花卉图案，祝寿时则蒸制寿桃和“寿”字花馍，丧葬祭奠花馍分为两头做成盘花图案的“拐头”花馍和“莲花”馍等。小孩满月时，则要蒸制圈馍，即馍形一圈套一圈，像盛开的牡丹一样，祝孩子像花一样旺盛成长。陈设花馍主要用于春节、元宵节等重大节日时家中陈列，以增添欢乐喜庆气氛。这种花馍有“鱼馍”和“鸡馍”等造型，以此象征“吉庆有余”之意。

澄城民俗手工艺花馍
面馍的吃法除了以菜佐餐外，还可以有其他方式，陕西的羊肉泡馍就是其中一种。除了各种面膜之外，提起中国的面食品人们一定还会想到长长的面条，而西北地区的面条食品在中国向来是占有一席之地的。甘肃兰州的清汤牛肉面远近闻名，天水的鸡丝碎面则是中国西北地区民间的有一种风味面食。不但如此，陕西的哨子面，甘肃的泾川罐罐馍、静宁锅盔、平凉砂子馍，新疆维吾尔等民族的馕、馓子、油香、拉面、拌面、烤包子及类似馄饨的“确曲儿”，过去都是当地人最常用的面食品。

贺兰山岩画
       岩画是早期人类刻画在石头上的图画。它作为古代先民记录在石头上的形象性史书，一诞生便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生产、宗教、信仰等交织在一起，积淀着人们虔诚的情感、观念和心态，成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式世界上岩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岩画的国家。早在三万年以前，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先民就开始使用图画记录生活、传达信息、表达感情、交流思想，今天的岩画成了窥视远古先民生活的万花筒。据考古分析，北方岩画的最早年代可以推至三万年之前，南方岩画如广西左江和云南沧源的年代上限大致为距今2000-4000年。
中国岩画早在5世纪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有过记载，之后的一些史籍也对此有过不同程度的记载。但中国岩画的发现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50年代广西左江崖壁画的调查，60年代对云南沧源岩画的系统调研，70年代内蒙古阴山岩画的发现以及80年代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宁夏贺兰山、青海天峻岩、新疆阿尔泰山等处岩画的发现和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促成了中国岩画学的正式发端。
迄今为止，中国已有17个省（区）的六十多个县发现了岩画的存在。主要分布地有：黑龙江的牡丹江，内蒙古的百岔河、乌兰察布、阴山、阿拉善，山西的吉县，宁夏的贺兰山，甘肃的黑山、祁连山，青海的青海湖畔、格尔木市野牛沟，新疆的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西藏的阿里和藏北加林山，四川的珙县、昭觉，云南的沧源、耿马、麻栗坡，贵州的盘江沿岸、清水江边，广西的左江流域，福建的华安，广东珠海，台湾万山，江苏连云港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其总体的分布范围：东起黄海之滨，西至昆仑山口，北抵黑龙江畔，南达澳门、香港。而这些岩画的分布，又北方多于南方，少数民地区多于汉族地区，周边区域多于中原区域，基本分布在北方草原、西北高原、西南山地和东南沿海等地。
由于岩画形成的时间较早，有人称之为“沉默的语言，远古的史诗”，有人称之为“高度浓缩化了的密码”，因而记录了较多被流逝了的早期村落的信息。

曼德拉岩画
一、 内蒙古曼德拉山岩画中的帐篷村落
  在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根布拉格苏木往西不远的地方，是一座拔地而起的平顶山，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曼德拉山岩画所在地。
曼德拉山岩画分布在山前丘陵地和山顶。在3公里X4公里范围内密集排列着四千多幅各式岩画，内容丰富，涉及村落、舞蹈、狩猎、放牧、畜圈、栅栏、建筑物、马术、自然景物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分布之密集，在全国也不多见。
在曼德拉山各式岩画中，帐篷岩画是一种最醒目的题材，达数十种之多。它们或单个存在，或三三两两并行排列，或混杂于其他题材之中，充分表现出先民对居住生活的深刻认识。
在曼德拉山一块巨石上，凿刻着一幅由18个帐篷组成的草原村落。正中间是一个最为高大的帐篷。其左侧分布着上下两排小帐篷，上排3座，下排4座，共计7座；其右侧也分布着上下两排帐篷，上下各5座，共计10座。正中的大帐篷，是这个村落的主体建筑和核心空间，是部落酋长的居所，也是氏族首领召开会议的地方。两旁的帐篷是氏族成员的住房。帐篷之间的空地上绘有大人和小孩。画面下方有一骑者，后面有三个简略的人形。画面左下方，有三个看似从外面放牧归村的骑者，马颈下系着铃铛，仿佛能听到它们悦耳的叮当声。全部帐篷用木杆搭就，立杆有多有少，从结构上看，很像居住在大兴安岭深山老林中的鄂伦春人的原始住屋—斜仁柱（俗称撮罗子）。反过来，从鄂伦春人的生活中，也能想象出当年活动于曼德拉山并居住在这个村落中的古老居民的生活情景。
实际上，这一带的岩画除了曼德拉山之外，还发现了很多。比如在哈日德勒、苏海赛、阿日格椤台，布敦苏海、夏拉玛、笔其格图山、纳仁高勒、布勒特、海日罕山、布德日根、阿日戈善山、桃花山、哈日根纳高勒等地均有丰富多彩的岩画，虽然在内容上并未超过曼德拉山，但从不同侧面表现出先民们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而且许多内容中均有帐篷或村落的场景。这说明今日干荒凉的曼德拉山，当年事树木繁茂的原野，是雨水充裕、山泉流畅、马羊遍野的丰美之地。山的西麓用石板围成的一座座古墓，是当年作画人的长眠之地。古墓群东侧有一条干涸了的河床，反映了当年生态环境的良好状况。调查得知，当地直到几十年前，还是大批盘羊、黄羊、青羊出没之地。可见，北方辽阔的草原，确实出现过大量的帐篷村落。这种既简便又实用的建筑式样，在亚洲和北美有着同样的分布，而且延续时间也很长。美国著名史学家罗伯特.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一书的第九章中指出：“从拉伯兰一路经过西伯利亚到北美洲，向南直到德克萨斯州，全部有形式相同的帐篷—圆锥形，用兽皮或树皮做成。在北部西伯利亚拍一张照片，与北部加拿大拍的一样别无二致。”这种既便于支起和收下，又便于搬迁的住宅形式，是生活在北亚和北美草原的古代猎牧民族长期居住的重要形式。今天只能从加拿大平原著名的黑脚丫印第安人的蒂皮帐篷和中国北方草原的蒙古族帐篷、哈萨克族帐篷以及大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族“斜仁柱”（一中有圆锥形架子的住屋）中知其概貌。

沧源壁画
二、云南沧源岩画中的佤族村落
云南省是西南地区岩画分布较多的省份。这里山地高原占全省面积的93%以上。其岩画区主要有西南部的沧源岩画群、耿马大芒光岩画、怒江匹河与蜡斯底岩画，南部有老银山崖刻画、元江它克岩画、西弥狮子山岩画、麻栗坡大王岩岩画，中部有宜良阿陆龙岩刻画、石林岩画、邱北狮子山岩画、弥勒金子洞岩画等。其中以沧源岩画最为集中，内容也最为丰富。
沧源县位于云南边陲，西面、西南面与缅甸掸邦毗邻。全境多山，岩画主要集中在县境东北部。各式各样的彩色岩画，遍布于崇山峻岭之中，成为文物学者眼中的文化瑰宝，探险旅游者眼里一杯浓浓的烈酒，文学家眼中的一卷壮丽的诗篇。

徐州泉山岩画
沧源岩画笼罩在一片神雾之中。由于地形作用、光线照射的时间差异等原因，许多岩画时隐时现，仿佛观看者也步入一种虚幻与神秘之中，因而，当地佤族人称岩画所在地为仙人显灵的神岩，只有重要节日才会祭拜。傣族人也基本如此。
沧源岩画与北方岩画不同之处在于其画面以人物为主，占70%以上，而不像北方岩画以动物为主；而且沧源岩画为颜料岩画，多为赭红色或铁红色，而北方岩画多为凿刻或刻绘而成。
沧源岩画中的房屋至少有干栏式和树上两种形式。其干栏式房屋又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房身画成三角形，代表房顶双斜面轮廓分明的干栏，今天的佤族干栏建筑就属于此种；一种是房身呈椭圆形式半圆形，代表房身略呈椭圆形的干栏，今天的傣族干栏建筑即为此种；还有一种是房身成倒梯形，脊长于檐的古老干栏式，在云南出土的青铜器和铜鼓图案中常见。干栏式房屋上层住人，下层养畜，安全防潮，故有“楼居”之称，南方地区较为普遍。
在沧源岩画的二号地点有一幅很有趣味的村寨图，里面有十余座干栏式房子，大小各异。村外画了几条表示道路的线条，弯弯曲曲，以表示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路上时熙熙攘攘的行人，或肩上扛着物品，或赶着猪羊等牲畜，从不同方向走向村寨。村寨内有人在忙于舂米，或忙于干活，好像村寨内即将举行一次盛会。村寨外有一所小房子，估计是守护者的住所，这正是古代山区村寨的写照。今天的阿瓦村寨仍能见到类似的情景。有人认为这幅岩画表达的是本村寨在一次战争胜利后，人们带着战利品凯旋归来的场景。从村落布局来看，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组织。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位于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殷墟路北端，距安阳市中心5公里。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夏朝本是生活在豫西、晋南一带的部落。《史记.夏本纪》说夏族是黄帝的子孙，大禹——上古时期的治水英雄，即是夏族首领。由于大禹治洪有功，被推举为天下之共主，这样，遍布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众多小国被大禹统一起来。
夏朝的都城在哪里?史书上零星的记载告诉我们,大禹曾在阳城这个地方建过都,但阳城在今天什么地方，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据说夏朝曾经七次迁徙都城，大约都在今天的黄河中游地区的豫西与晋西南一带，但将它们与今天的考古发现一一对号，实在是太困难了。不过，1959年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一处距今4000年左右的宫殿遗址，基本上可以断定这里就是夏朝晚期的都邑。

商朝的统治时间约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商族原生活在夏族的东方，为东夷族的一支。商的先祖契，在帝尧时期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军事领袖，传说他因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为司徒。公元前1600年，商族杰出的领袖成汤灭掉了夏朝，建立了商朝。史载在成汤以前，商族曾八次迁都。成汤灭夏以后，又经历了五次迁都。这样频繁地迁徙都城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些学者从商代遗留的数量巨大的青铜器中找了一个答案—迁都是寻找青铜矿源的需要。冷峻、森严的青铜器在商代主要是作为王权的象征而存在的，得青铜者得天下，为了铸造更多更好的青铜器，商王不得不依靠已有的矿物学知识，不断地在富矿区附近建立新都。
《汉书.地理志》曾指出河南偃师尸乡沟就是商王成汤的都城。城址北依邙山，南临洛水。遗址中央正好有一条叫尸乡的小河流过。从发掘所获的遗物分析，众多学者认为这里应该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成汤所谓的“西毫”。在郑州，另一座商代城址被发掘出来，在这里，巨大的夯土城墙围绕着房屋与宫殿台基，城的外围分布着大型手工业作坊遗址。研究者认为它应成为汤时期的都城—毫。

中原地区已发现的多处商代城址，其年代与性质多存争议，只能根据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做一些推断。位于河南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却是一座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商代后期都城。《古本竹书纪年》说，商代自盘庚迁都至殷，一直到武王灭纣，273年中再也没有迁都。盘庚迁都是商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盘庚起，这里一共居住过商代的八代十二王。或许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开始形成定都的观念。殷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座稳定的都城，也堪称世界文明史上一座著名的古典城邦。我们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巡礼将从这里开始。

古语云：“民以食为天”。饮食习俗自古至今也一直是中国各民族的重要民俗,它不仅是人们延续生命的必要手段,也体现着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了解中国各个民族风情的重要方面。通过对满族食品和中国北方地区的面食的了解，即可略见一斑。
一、 风味特别的满族传统食品
在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满族的饮食习俗是极富特色的。白肉血肠是满族人有名的肉食，从制作到享用都充满浓郁的满族民族风情。满族人食用白肉血肠的习俗与其早年的祭祀习俗有着密切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食物已经成为一道远近闻名的满族名菜佳肴。白肉的制作，需选用新鲜的连皮带骨猪肉，煮熟之后抽出猪骨，趁热切成薄厚适中的薄片，呈阶梯状码在盘内。吃的时候蘸着腐乳、韭菜花、蒜泥和辣椒油，味道鲜嫩浓香。血肠是用新鲜的猪血灌入猪肠中制成，分为清血肠和混血肠两种，煮熟后用刀切成段蘸酱食用，风味别具一格。如果血肠切成薄片汤煮之后，血肠便呈蘑菇状，加上葱、姜丝、香菜、香油、胡椒面和肉汤，更是异香扑鼻。在今天的东北满族村中，品尝白肉血肠的机会已经不如过去多了，但人们仍然保留着过年杀猪做白肉血肠并邀请亲戚邻里共同品尝的传统习俗。这种招待的规模已经赶不上昔日满族人举行的“吃肉大典”，但那种有福共享、诚信待人的朴实待客习俗和亲朋邻里之间亲如一家的关系，也着实令许多现代都市人感动和羡慕。

用粘耗子包的苏子叶饽饽
自从满族人学会了种植五谷，小米逐渐成为他们的主食，但他们更喜爱吃的却是黏食。这类食物被他们统称为“饽饽”，其种类和式样名目繁多，味道更是各有千秋。满族人制作黏食的原料有大黄米、小黄米、黏高粱、黏糜子，制作的方法也随着季节而变换：春天用黄米面加豆面蒸制豆面饽饽；夏天用黏高粱面裹上小豆馅再包上椴叶或苏子叶蒸成椴叶或苏子叶饽饽；秋季制作打糕；隆冬季节则把黄米面和成面团与小豆馅层层平摊叠起蒸成年糕饽饽，或用黄米面团包上豆馅做成“黏团子”。除了上述几种之外，数上名的还有馓子、淋浆糕、洒糕、盆糕、驴打滚、牛舌头、水团子、拉拉饭，俗称“萨琪玛”的金丝糕更是远近皆知，深受人们喜爱。后来，这些满族传统食品也逐渐流传到了京津翼地区，成为这些地区常见的风味小吃了。

陈志岁《鸿沟》诗：“一水曾为楚汉垠，风云变化利刘军。若非就势过沟去，会见中华久两分。” ，“鸿沟”这个名词到了今天，就引申为两个人在思想上有分歧，价值观有距离等。如称界限分明为“划若鸿沟”。
由于楚汉相争时曾经划鸿沟为界,后来“鸿沟”一词就成了彼此隔绝、不相沟通的同义语，其实鸿沟起初是为了沟通黄、淮之水而开凿的。
鸿沟开凿于战国中期。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地当中原，占据今河南大部和山西南部地区。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并于次年开凿鸿沟。
鸿沟以大梁为中心，是沟通黄、淮两大水系的水运枢纽。这一工程经过两次大规模施工才告完成。它开工于公元前360年，当时主要的工程是从荥泽（位于今河南原阳县北）引黄河水南下，穿过济水，注入大梁西面的圃田泽（位于今河南中牟县与郑州市之间，已淤），称为大沟。

鸿沟
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魏国对鸿沟又作了大规模的扩展，引圃田泽水东流，把大沟运河延伸到大梁城，经过大梁城北郭到城东，折而南行，注入沙水，利用了一段沙水河道至于陈（今河南淮阳县）北，再向南与淮水重要支流颍水会合。这段从大梁到颍水之间的运河，史称鸿沟，又名沙河水道。鸿沟沟通了宋、郑、沉、蔡、曹、卫诸国之间的水运。鸿沟从大梁南下时，一路上又沟通了淮河的另一批支流，如丹水（汴河上游）、睢水（已淤）、（今浍水）等。
鸿沟凿成后，引来了丰富的黄河水，不仅鸿沟本身成为航运枢纽，而且丹水、睢水、、颍水等也因为补充了水量，航道比较畅通了，内河航运有很大的发展。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越国赠送一批魏国需要的物资，其中除500万支箭杆外，还有300艘船只。赠箭、赠船分贝反映当时魏国在战争和航运两方面，对这些物资的需要都在增加。鸿沟水系不仅改善了魏国的水上交通，而且可以灌溉农田，促进了魏国农业的发展，鸿沟和丹水、睢水等流域成为战国后期最主要的产粮区之一。

楚霸王
自春秋以来，邗沟和荷水两条运河的穿凿，对于经济、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来说，水道的位置毕竟有些偏东，与南方各地交往未免过于绕远。鸿沟凿成后，中原地区可以通过鸿沟本身及丹、睢、、颖等水径直入淮，与南方吴、楚等地的水上交通，远比以前方便了。鸿沟的穿凿，也使中原地区对其他各地的水上交通有所改进。它可以循济、丹等水，东通卫、宋和齐、鲁；还可利用黄河，北通赵、燕，西连韩、秦。
邗沟、鸿沟等运河的开掘，使江、淮、黄河三大流域的水上联系建立起来，交通便捷了，物资交流和文化交流频繁了，工商业发达，城市随之兴起，宛如雨后春笋。在航运发达的河流沿岸，特别是在两河的会合点，更容易形成名城大邑。如鸿沟与汴河（丹水）之交的大梁（开封），睢水边上的睢阳（今河南商丘南），荷水与济水之交的陶（定陶），汴水与泗水之交的彭城（今徐州），沂水与睢水之交的寿春（今安徽寿县），长江与邗沟之交的广陵（今江苏扬州），濮水之边的濮阳（今濮阳南），颍水之边的阳翟（今禹县）等，或是国都，或是重镇。其中之陶，且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之地。还出了许多以经商致富的著名人物，范蠡和子贡成为生意人所崇拜的偶像。洛阳和阳翟也成为战国后期非常活跃的商业城市，当时著名的大商人白圭和吕不韦便分别为上述两地人。

汉王城上看黄河
鸿沟干渠上的大梁及引黄河水附近的荥阳，临水建有敖仓。敖仓在鸿沟引黄河口附近，东南输赢粟多囤积于此，再向关中转运，秦汉为东西方向水运粮食的转输要地。敖仓积粟可以看作鸿沟粮运的总结。楚汉战争时仍然“藏粟甚多”，说明这条航运线路在秦时运输效能之高。
鸿沟西汉时称为狼汤渠或蒗荡渠，魏、晋时的蔡河也是鸿沟的一部分。鸿沟水系之所以能盛极一时，一方面是由于有黄河丰富的水量作为水源；另一方面也因由荥泽、圃田泽两大湖泊作为水柜调节水量，保证舟楫畅通。但是鸿沟水系毕竟距离黄河很近，必然受到黄河的威胁。西汉时起黄河下游的河患又日趋严重，大约在两汉之际，鸿沟已被淤塞，鸿沟水系也因此解体。之后虽然也常有疏浚加工，但都只是小规模局部的恢复了。“鸿沟”今日只有彼此隔绝、不相沟通的含义，而起初的沟通作用却永远消失了。

古往今来，服饰总是各个民族风俗习惯的最明显标志之一。从亘古久远的荒洪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华夏大地上的各个民族的服饰已从穿树叶裹草茎发展到西服革履，时尚衣饰更是层出不穷。在此期间，中国各个民族的服饰习俗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有的服饰习俗从古老年代流传至今，有的已成为历史陈迹，还有的则在沉寂多年后又东山再起，展现出古老而又现代的文化魅力。下面所述虽然只是中华民族众多古老服饰习俗中的很少部分，但仍可管窥到中国民族大家庭服饰文化的不同侧面。
一、源远流长的汉族服饰
在历史上，中国汉族的服饰曾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但对中国历代少数民族的服饰习俗，而且也对其他一些国家的服饰习俗，产生过明显甚至是巨大的影响。从韩国人传统婚礼上的新郎新娘礼服，人们可以找到汉代服饰的印记；而日本人引以为荣的和服，更是与唐代服饰的流传密不可分。今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国许多地方都日益时髦现代化，已经很难看到地道的中国汉族传统服饰了。正因如此，在中国一些地区依然保存的汉族传统服饰习俗往往会令许多中外游客感到新奇。
在陕北地区，头扎白羊肚手巾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汉族男子头饰了。白羊肚毛巾并非以羊皮制作，而是当地妇女们手工织成，因其看上去洁白柔软，毛绒蓬松，如同羔羊的肚皮毛而得名。中国人头上戴巾的风俗据考证源出于商代。汉代蔡邕的《独断》篇这样记载：“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所服也。”帻即古代的巾，南朝梁大同九年顾野王所撰《玉篇》解释说：“巾，佩巾也，本以拭物，后人著于头”，可见古代人就已如此着用。不过头巾的颜色是随着朝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于是就出现了秦时的“黔首”、西汉末年的“苍头”等不同称呼。中国百姓头巾尚白，据说是从三国时开始的。秦汉时代的头巾戴法和今天陕北农民用白羊肚手巾包头的方法已基本一致，汉代刘熙所著《释名》中就记载了当时人的束头巾方法：“绡头……或曰头，言其从后横陌而前也”，这和如今陕北人缠戴白羊肚手巾时由后向前在前额上挽疙瘩花的方式几乎是如出一辙。陕北农民喜爱白羊肚手巾，首先是它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许多方便：暑天擦汗，冬日御寒，风天挡尘，田间洗手擦脸，白羊肚手巾随时都可以派上用场。不仅如此，普普通通的白羊肚毛巾在当地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中也发挥着特有的作用，许多陕北年轻姑娘谈恋爱时，都要亲手织几条手巾送给心爱的小伙子，以表示自己纯洁的爱情。有着一物多用功能的巾帻类衣饰并不仅限于陕北地区，广东潮汕地区的农民也喜爱这样一种用品，当地俗称“潮州水布”。但是他们平时并非将其裹在头上，而是扎在腰间。这种水布多用小花格土布制成，相传起源于唐朝，据说是大文豪韩愈任潮州刺史时流传下来的，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水布的用途也是多种多样，既可束腰聚力，又可洗脸擦身，还可当头巾、围巾或用来捆扎、包裹物品，真是方便无比。
除了头饰腰带，在中国一些地区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些风格明显的汉族服饰。在一些汉语辞典中，可以查到“汗儿”这个词。这是夏天贴身穿着的一种中式小褂，在过去可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汉族“时装”。然而如今许多中国人，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国沿海地带的居民，对这种服装已经非常陌生了。幸运的是，在青海省的河湟地区，仍可在许多汉族人身上看到这种式样的衣服。炎热的夏季，看着河湟地区人们身穿各种不同式样的“汗儿”，一身暑气似乎也会马上减轻许多。当河湟地区天气转凉时，又会有一种中式服装进入人们的眼帘，这就是“主腰”。“主腰”实际上就是常说的棉袄，在中国问世的时间也很早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名著《金瓶梅》和《红楼梦》中，都曾提到过它，就是很好的证明。河湟地区的“主腰”式样过去也是斜襟右衽，如今则多改为对襟立领。男子所穿“主腰”颜色多为黑色，妇女的“主腰”则色彩多样，就连婶子大娘们也不例外。年轻姑娘媳妇们就更不同凡响了，她们不但专门挑选颜色艳丽的布料做“主腰”，而且不像其他人那样在“主腰”外面加一件罩衣，而是直接把漂亮的主腰穿在外面，从而显得那么娇艳俏丽，楚楚动人。2001年在中国上海召开的APEC成员国峰会上，与会的领导人相聚时穿上中国政府给他们准备的色彩鲜明、图案喜庆的对襟立领“华服”，那浓郁的中国传统服饰风格不仅让外国来宾赞不绝口，甚至使许多中国人眼睛为之一亮，马上使它成了流行的“时装”。然而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这种“华服”与河湟地区居民世代穿着的“主腰”大同小异。

女式服装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文化中一向是最为夺目的部分，中国汉族妇女的服饰也是如此。要想一睹这方面的风采，大可到福建泉州、惠安去看看那里汉族妇女的服饰的不同韵味。惠安妇女奇特装束主要集中在衣、裤、裤带上的银裤链、头巾和斗笠上。惠安女的头巾把脸包得只露出眼、鼻、口等狭小的一部分，而斗笠又戴得很低，如果不仔细辨认，就是熟人也很难一下子认出斗笠下的人是谁。虽然她们无论冬夏总是把头包紧，但却要露出肚皮，裤子也非常肥大，所以有人把惠安妇女服饰的特点形象地总结为“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在泉州街头，当看到惠安女风姿绰约地与自己擦肩而过时，立刻会感到一股强烈的南国风韵扑面而来。见识过福建惠安妇女的服饰，再去观赏一下江苏苏州吴县前戴村妇女们极具江南特色的服饰，会使人更有新的感受。前戴村地处吴淞江北畔，是个典型的水乡村落。前戴村妇女历来以梳头、扎包头巾、穿拼接衫裤、束裙为主要服饰装扮，世代承传，相沿成习，素有“苏州少数民族”之称。前戴村妇女腰部的装束最具特色，由三部分组成：裙、腰头和穿腰。裙束在罩衫外面，一般是两幅布前后叠压做成，两侧多用丝线绣裥。腰头用两种颜色的布分三块拼成，两边用纽扣与穿腰相连，是束在裙外面的围裙。穿腰是与腰头相连的腰带，上绣各种图案花纹，是服饰中的重要装饰物。前戴村的妇女服饰，既保护身体以利于生活和劳动，又注重展示水乡妇女的人体美，把她们的俏丽身姿衬托得美不胜收。
二、风格独具的鱼、兽皮服饰
自然环境物质条件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往往会产生明显影响，然而能像东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那样善于充分利用本地天然资源解决服饰问题的，在中国也属少见。其中最具典型性的，莫过于东北地区的赫哲族人了。
过去，赫哲族人主要从事捕鱼生产，他们不仅以鱼为主要食物，而且在服饰上也充分就地取材，穿鱼皮，饰鱼骨，这在中国各民族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难怪历史上曾被称为“鱼皮部”。在清代早期傅恒编纂的《皇清职贡图》、清末曹廷杰所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以及民国时期郑士纯等编修《桦川县志》等典籍中，都对赫哲族人的服饰有所记述，足见赫哲族人的鱼皮服饰影响之久远。赫哲族人制皮用的鱼，都是重达几十斤甚至几百斤的大鱼。制皮时先将鱼皮整张剥下，去鳞后晒干，再经过揉搓、木锤捶砧等“熟皮”工序，使鱼皮变得像布料一样柔软，并用红、黄、蓝、绿等色彩鲜艳的野花等植物染料将其染上各种颜色。经过拼接、剪裁，再用特制的鱼皮线连缝，一件鱼皮衣服便初步成型了。接着再在襟沿、口边镶缝上用染上不同颜色的鹿皮剪裁而成的各种云纹或其他吉祥图案，使得衣服既有浑朴粗犷的风格，又有美观大方的色彩。此外，衣服上还要饰以贝壳、铜钱、鱼骨扣和其他各种鱼骨饰品，从而更加雅致耐看。赫哲族人可以用鱼皮制成各种式样的衣着，如鱼皮长衫、鱼皮上衣、鱼皮套裤、鱼皮围裙、鱼皮腰带、鱼皮手套，甚至还可制成轻便耐磨又保暖的鱼皮。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外人是很难相信毫不起眼的鱼皮也会有这样大的用场。虽然赫哲族人从20世纪初时已经开始使用布匹、绸缎等其他纺织材料缝制衣服，但风格独特的鱼皮衣装，仍被赫哲族人视为自己的传统服饰。若能目睹赫哲族妇女熟练地熟制鱼皮的过程，触摸一下鱼皮衣装，在如今已实属难得了。
除了鱼皮服饰之外，赫哲族人还喜欢穿着各种兽皮衣装，这与他们兼事狩猎生产活动不无关系。赫哲族人穿用的兽皮衣饰主要有狍皮大衣、狍皮裤、狍头皮帽、狍皮被褥、狍皮手套、狍皮袜，以及野猪皮、熊皮等。然而兽皮衣饰却不是赫哲族人所独有的，东北地区许多民族都是制作兽皮衣装的高手，其中鄂伦春族人更是胜人一筹。他们喜爱的兽皮衣装有男女狍皮袍、鹿皮裤、狍头皮帽、狍皮鞋、鹿皮或犴皮高腰皮靴、布腰皮底鞋、狍皮袜、各式狍皮手套，以及兽皮制作的口袋、帐篷、背包、荷包、马褡、帽饰等等。在这些兽皮衣饰的装扮下，鄂伦春族猎人们个个显示出骁勇、英武的本色。

四川青城山后山的龙隐峡栈道，龙隐峡栈道为古代入金川驿道之必经险道，古时为木桩穿岩铺板，现为钢筋混凝土仿木重建，整个栈道全长约600米长。
据历史文献记载,商、周的王畿内已有“通于四方”、“其直如矢”的交通干道。它们应是驿道邮路的雏形。全国统一的驿路网始建于秦汉时期，历代逐步完善。秦代的驰道和直到是驿道的特殊形式。驰道是皇帝的专用御道。一般官员和使节只能在旁道上行走，不能进入中央三丈。《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在汉代元始元年（元年）以后归入驿道的系统之中，其建筑形制对后来的驿道邮路有明显的影响。直道是秦代专门修建的用于运兵布防的交通干道。它以咸阳为起点，向北方临近匈奴活动的区域延伸，后来亦归入汉代的驿道网内。中国古代的驿道邮路一般较宽阔，两旁植树，用以标里程、避开烈日。驿道沿途设置驿站，派有驿夫，配备驿马。官方的使节驿吏可以再驿站食宿、换马，将政令传向远方。

广州从化市太平镇钱岗古村落
中国有江南村镇的小桥流水人家，有徽派民居式的粉墙黛瓦和牌楼戏台，还有桃花源式的村落，也有依山就势的黄土高原的窑洞村落。　有些人认为古村落作为一种传统聚落类型，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中国古村落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生态型聚落，是中国乡土文化活动的载体，对中国古村落的研究，可为现代的人居环境学和人居文化学提供丰富的范例。
第一节 深埋地下的远古村落
一、 从西安半坡村落遗址说起
古村落是人类早期聚落的形态，早期形态是氏族村落，原始人类在走出自然洞穴并从事原始农业之后，人们在江河两岸或者湖泊沼泽周围以及其他开阔而安全的地点兴建的聚居场所，不同的氏族聚居地形成一个又一个的“聚”。形成于距今为止五六千年的西安半坡村落，就是早期氏族聚落的典型例子。半坡聚落遗址位于西安城以东六公里处的河二级阶地上，既便于生活取水，又避免了洪水的侵袭；既便于下河捕捞，又便于上山采果和狩猎，而且聚落周围采用水或壕沟与外围隔离，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半坡聚落遗址面积约五万平方米，呈南北略长、东西较窄的不规范的圆形。聚落本身由三个性质不同的区域组成，即居住区、氏族公墓区、陶窑区。

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宝镜古村落，已有三百多年历史。
西安半坡氏族原始村落形成于母系氏族时期，属于仰韶文化。当时的聚落形态已较为完备。在其遗址中发现，居住房屋和大部分经济性建筑，如贮藏粮食等物的窖穴、饲养家畜的圈栏等设施，集中分布在聚落的中心，构成一个占地约三千平方米的居住区，成为整个聚落的重心。在居住区的中心有一座供集体活动的大房子，门朝东面开，是氏族首领及老幼成员的住所，氏族部落的会议、宗教活动等估计也在此举行。大房子及广场，是整个聚落布局的中心。
广场上分布着46座小房子，小房子均已中心的大房子为朝向，大房子成为整个居住区的几何中心和心理中心。这是中国原始聚落规划思想的重要表现。居住区周围挖了一条长而深的防御沟（壕沟）。沟北面是氏族的公共墓地，考古发现，几乎所有死者都是头朝西、脚朝东。居住区壕沟的东面是烧制陶器的窑场，即氏族制陶区。居住区、公墓区、制陶区的明显分离，表明半坡原始聚落已有了规划布局的理念。
无独有偶，离半坡遗址不远的临潼姜寨聚落，从其考古的结果来看，其总体布局与西安半坡聚落如出一辙，周围是壕沟，中心是广场，居住区集中于广场上，沟外分布着氏族公墓和制陶区。足见仰韶时期关中地区原始聚落空间形态与布局有明显的趋同性。

二、“东北第一村”及其趋同表现
在辽宁的营口、本溪、大连等地，分别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文化遗址，但多数处在自然山洞里。大概到了新石器时代，东北先民才从自然洞穴中走出来，建造氏族村落和房屋。辽宁阜新蒙古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被认为是辽宁乃至东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聚落遗址，距今约八千年，被誉为“东北第一村”。
村落遗址坐落在一个向阳山坡（即南坡）的低缓处，周围地势开阔。遗址南缘已被水沟毁蚀，现存面积1.5万平方米。在已发掘的1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排列较为有序的房屋遗址有55座，还有一些灰坑和两条水冲沟。
房屋遗址群的平面布局似东、西成行排列，每行约两到三座房址，约有6行。房屋朝向基本一致，即朝南面、稍偏西。

石家庄市井陉县吕家村
房址排列很密集，最近距离约0.8米，皆为半地穴式，直接辟凿于花岗岩内。平面形式多为方形圆角，南北“进深”稍长于东西“面阔”，无门道。每座房址中分布着较多的柱洞，洞较粗深，且多为圆形、直壁、平底，显然是房屋立柱的位置，分内外两圈排列。日常生活所用的陶器、石器主要摆放在内、外两圈柱网间的居住面上。灶址位居每座房址的正中，周围很少有陶、石器物，大致是居室的主要活动空间。
阜新查海遗址中的房址没有“门道”的做法，这种“门道”曾经在兴隆洼遗址、新乐遗址中发现过。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至少在中国东北地区，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房屋时不设门道的，大约到了距今六七千年，房址中才发现了门道。沈阳市北郊新乐工厂家属区发现的新乐聚落遗址，就发现了门道，它是辽宁中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典型代表。遗址分上、下两房，经测定，上层距今六千八百年左右，下层距今七千三百年左右。
遗址下层共发现房址四五十座，分大、中、小三种类型。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大型房址多位于遗址中部，中型房址分布在大型房址的外圈，小型房址发现最多，主要是围绕在中型房址的周围。房址结构为半地穴式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以木柱支撑木构架屋顶，这方面的特征与阜新查海原始聚落特征基本一致。
从大、中、小不同形制的房址状况及其相互依靠的关系来看，新乐聚落遗址是由若干个“小家庭”和“大家庭”构成的氏族聚落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