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大运河联系着王朝的经济命脉，明代的二十多个染织局中半数以上设立于运河沿线。清代设立的北京、江宁、苏州、杭州等著名织造局也均在运河沿线。明清运河上的商贸税收占全国关税收入的三到五成。由于运河在王朝中的显要地位，明清两代对大运河十分重视，进行过不少疏浚工作，保障了大运河的通航。
明代利用南北大运河北运南粮，并设漕运总督主管。运到京城的粮粟。最高年份达到450万石。明代运河的航道与元代基本相同，大致是:首先利用江南运河;然后由镇江过长江。经过扬州、高邮、宝应，渡过高宝诸湖，穿过淮河，入黄河;又经元朝所开的济州河、会通河，出卫河、白河，最后溯通惠河，到达北京。明代运河粮粟的运输采取军民分担转运的办法。在运河沿线的重要河港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地建造粮仓，政府置备船只，多到三千余艘。宣德四年(1429年)规定江西、湖广、浙江等地民运粮274万石，集中于徐州仓、江苏、安徽等地民运粮220万石，集中于临清仓，然后由官军接民运到北京。开封、彰德、卫辉等地粮粟运集德州仓。当时从事嘈运的军卒和民夫“驾舟背纤，盘驳过闸，艰辛万状，往返儿年”，所受苦难也就可想而知了，并且也易误农时。
由于每年要由东南各省向京师运送漕粮众多，因而对南北运河的畅通一直非常注重。明代对大运河的疏浚工作主要有:疏浚江都县瓜洲坝河道，修筑高邮湖堤岸，修理淮安清江浦二闸.引汶水接济运河，开清江浦河道，建筑淮安五坝，疏浚沙河故道，筑宝应、汜光、白马诸湖长堤，开扬州白塔河，筑高邮湖堤和淮安运河堤，增设平水闸至23座，等等。
《乾隆南巡图》记述了乾隆南巡时的的沿途运河景致，是清中期运河的生动写照。康熙和乾隆两个皇帝都曾先后六次南巡，也不全是为了游山玩水，视察河工、督修运河也是目的之一。清代运河全线所经地区由地方官分段管理，责任分明。运河管理官员先后置有巡漕御使、河道总督、漕运通判、管河州同、管河千总等，夫役有铺夫、捞浅夫等。

清代对大运河的治理主要注重了两点:一是疏浚山东省境内的大运河，而又以从临清到南旺的一段更为重要;二是注重江苏省境内大运河的安全通航，特别是保护里运河的堤防，使它不受洪泽湖及高宝湖下来的洪水威胁。清顺治八年(1651年)开始发动民工，大挖山东境内运河;顺治十年(1653年)，又规定临清到南旺间一段运河每年小浚一次。每隔一年大浚一次.以维持通航;后又修驻闸坝，加修堤岸。其中康熙帝对大运河最为重视，多次亲身前去实地调查。总结了不少经验。在江苏境内，首先继续培修洪湖大堤。做到“蓄清刷黄”，即在洪泽湖内蓄积起大量清水，用来冲刷黄河河道，使大运河通过淮河部分畅通无阻。另外，为了抗拒高宝湖水，又加高了运河的大堤，使淮河经过弯曲狭窄的水道，南下流人长江。
大运河上航运非常繁忙，容易因为争先超船而发生争执。因此朝廷发布诏令规定漕船先行，余船尾随，不遵约束者治罪。
元代以前，中国王朝的都城大都建在中原和关中地区，居天下之中，靠运河转输比较便利。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与南方富庶之地相隔遥远。仅靠大运河转输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因此。从元代开始就已经从沿海进行海路运输漕粮了，元代的漕运主要靠海运。走运河的大约只占十分之一。
到了清代中叶，太平天国兴起，洪秀全在南京建立了政权，占据东南，并且派兵北伐，河南、河北、山东一带，战火弥漫，阻断了江南财富通过运河北运的通道。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向北流入渤海，盛极一时的京杭大运河由于黄河改道的影响而淤塞断航。咸丰以后，清朝政府转向依靠海路运送漕粮，才“海运为常”。
津浦铁路通车以后，所经线路与大运河大体相当，完全取代了大运河的转输，京杭大运河逐渐走向衰废。到了民国时期，除厂江南地区全部及苏北地区和河北地区的局部河段尚可通航外，通惠河及其余河段全都逐渐埋废，京杭大运河变得有名无实了。
现在的运河污染严重。水道缺水，水运不畅。即将动工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将利用运河之床，运长江之水到华北缺水地区，以前运漕粮的运河终于又可以复活。或许有一天人们还可以从北京乘上游船，经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到平望，然后折向西经过湖州的运河西线，可以直接到达杭州，从而饱览这沿途的风光民俗。

    为了解决南粮北运的运输问题和加强对江南富庶地区的控制，元世祖忽必烈开通了从大都到杭州纵贯南北的大运河。
    元代从大都到杭州。有几条现成的水道可以利用:在长江以南和淮河以南、可以利用隋唐以来的江南河和扬州运河(邗沟);淮河以北清口(今淮阴)至徐州一段，可以利用黄河（原为泗水下游，1194年为黄河南徙所夺)。徐州以上，则循泅水至山东。河北境内，天津以南，可以利用御河（隋代永济渠。今卫河）；天津以北，则利用流经大都以东道州的白河(今北运河)。这样，不能通航的地段就只剩下了大都和通州之间的25千米一段及御河和泗水之间的约200千米的一段了。
    为了彻底打通南北漕运，元政府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在山东境内开挖了济州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开挖了会通河，济州河从须城安山（今山东东平)到济宁，接泗水，入黄河;会通河从山东临清到须城安山，接济州河。约长一百二十五千米。这样就沟通了御河及泗水。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又在大都和通州之间开挖了通惠河。这样，北起大都(今北京)南到杭州全长一千五百多千米的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而且不再绕道开封了。它比隋朝的南北大运河缩短了九百多千米的航程。这条运河奠定了现在京杭大运河的基础。
一、郭守敬与通惠河
    通惠河是由元朝杰出的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主持开挖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开始选线施工。从大都城北面约二三十千米的昌平到大都之间的地面高度、自西北向东南由海拔60米左右下降至海拔50米左右。而沙河和清河从西山山麓分别向东和东北流，会合后向东注入白河。这样，在昌平与大都之间存在着两条河谷低地，这两条河谷低地不利于引导昌平、西山一带的泉水向东南流贯大都。郭守敬通过实地考察和精确勘测，选定了一条路线。可以克服不利地形的限制而取得丰富的水源，这就是在昌平东南白浮村神山(即今天的凤凰山)筑堰截住向东南流的白浮泉泉水，开渠绕神山南麓向西行，然后转而南下。避开河谷低地，沿途拦截百泉、虎眼泉、一亩泉、马眼泉、冷水泉等，注人瓮山泊(又称七里泊，即今昆明湖)。沿渠所筑堤堰就是著名的白浮堰。再从瓮山泊开凿河道，与源出今西直门外紫竹院公园向东流的古高梁河相连，经今德胜门西水关入大都城，汇人积水潭(今什刹海、后海、前海)。再从积水潭开凿河道向东南流出文明门(今崇文门北)，过大通桥，沿金代的闸河故道向东行20千米，至通州高丽庄与白河相接。这就是通惠河的全程路线，自昌平神山山麓至高丽庄，全长八十多千米。以瓮山泊和积水潭为通惠河的调节水库。今天我们在昌平城东南的凤凰山下。可以见到九个石雕的龙头，在数十年前还有汩汩泉水从龙口口中喷出，汇成一个大池。可惜今日已不见流水涌出来了。还能见到龙泉岛石碑。这里就是郭守敬开挖通惠河引白浮泉水为源的遗迹。分天京密引水渠的下游，从白浮经过阳坊、温泉到昆明湖的渠道和七百年前的这条引水渠走向也是一致的。

郭守敬选定的引水路线因地制宜，极其科学地利用了水源和地形条件，解决了金代开挖闸河时所不能解决的沙多、水少、流急的难题。他引白浮泉水，西经神山山麓再东南流，水清、量大、地平、流缓。因为大都比通州地势高得多，必须建立水闸才能蓄住水，以控制水位高低。郭守敬又在大都和通州之间建了十一个闸门。通惠河从l292年开工，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全部完工了。
通惠河开挖时，征调了军卒近二万人，工区水手八百五十余人，入官的囚奴一百七十余人。此外，忽必烈还下令在大都的各级官吏一律参加劳动。通惠河这一名称也是忽必烈给起的，含有漕运畅通的意思。
二、济州河和会通河
    在临清和济州之间的运河，元朝分两期修建，先开济州河，再开会通河。济州河南起济州(今济宁市)南面的鲁桥镇，北到须城(在今东平)的安山，长75千米。人们利用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以汶水和泗水为水源，修建闸坝，开凿渠道，以通漕运。会通河南起须城的安山，接济州河，凿渠向北，经聊城，到临清接卫河，长125千米。它同济州一样，在河上也建立了许多闸坝。这两段运河凿成后，南方的粮船可以经此取道卫河、白河，到达通州，不必再绕道洛阳和开封了。
    不过，由于山东境内运河水源不足，南北分水地点不当，岸狭水浅，船只不能重载，所以在元朝，通过海路运送漕粮一直占据主要地位。运送粮食的船只从长江口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市东北浏河口)出海北上，沿着山东半岛绕过成山角、刘家岛、沙门岛，经莱州(今山东莱
州市)至界河口(今大沽口)人海河，北循白河至芦沟河、白河汇合处的张家湾，再将漕粮转运通州，最后再通过通惠河或由陆路运到大都。

京杭大运河
北宋定都汴京(今开封)的原因之一就是想充分利用运河，以便更紧密地把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与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起来。为了加强与全国各地的经济、政治联系，修建了一批以汴京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运河，形成了新的运河体系。向南沟通了淮水、扬楚运河、长江、江南河等，向北沟通了济水、黄河、卫河(其前身为永济渠。但南端己东移至卫州境内)。赵宋运河体系中著名的是汴京四渠：汴河、广济河、金水河、惠民河。
    北宋政府对南方粮食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汴河成为北宋南粮北运的最主要水道。汴京每年调入的粮食高达600万石、其中大部分是取道汴河的南粮。据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统计，汴河每年运江、淮米300万石，菽100万石，成为北宋王朝的生命线。北宋的汴河基本上继承了隋唐时代的通济渠。它从孟州河阴县(今河南荥阳市西)南面开始，引黄河水，东流到汴京城下;再从汴京城东疏浚汴河，宽广五丈(16.67米)，一支东过曹州(今山东曹县)、济州〔今山东济宁)，到梁山泊（今山东东平湖)。以通齐、
鲁漕运;一支东南流过宋州(今河南商丘)、徐州，由泗入淮，以通江、淮的漕运。
    汴河不仅保障了汴京的粮食供给、而且汴河所经各城市的商业交通等也都得到相当的发展。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清明时节东京附近汴河及其两岸的场景，可作为整个北宋时期汴河沿岸商业交通高度繁华的缩影。

    
       汴河引黄河水为水源.黄河水含沙量大，从隋朝以后，经过几百年的泥沙沉积，汴河河床已高出地面，极易溃堤成灾。因此，北宋政府特别重视对汴河的维修和治理。北宋政府按期挑浚和加高培厚河堤以维持汴河通航。政府对治汴工程丝毫不敢马虎，组建了一支
专业维修队，负责平时汴河的维修和养护，还多次发动沿河百姓对汴河进行大修。每逢汴河发生大讯，就立即出动禁军防汛。并在汴河两岸理设了六百里木柱排桩，将汴河束窄，以巩固堤防和利用汴水冲刷河中积沙，开后来“束水攻沙”的先河。北宋灭亡以后，汴河也就迅速淤塞不通了。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楼钥出使金国，其亲眼所见，灵璧汴河断流，宿州(今宿州市)河道堙塞几乎与岸相平。汴河河底已成为陆行大道，并开辟农田和盖有房屋，昔日那种舳舻相接的繁荣景象已完全被荒凉的村落所代替。
北宋初年动工修建的惠民河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以蔡河(已湮)支流水(今浍河)为水源，开渠引向汴京;下段自汴京向南流，对蔡河干流改造而成。惠民河是北宋时期仅次于汴河的重要河流，淮水流域的大部分税粮可通过此河调入京城。广济河前身是唐朝开的湛渠，因河宽五丈左右，又称五丈河。它与白马沟和济水相连，可沟通齐鲁，也可为汴河分洪。金水河是北宋初年新凿的一条河道，它以郑州、荥阳间的几条小河，如京水、索水、须水等为水源，凿渠向东通往汴京。它从汴河上架槽通过，既可以为广济河补充水源，还可以为京城提供比较清澈的生活用水。
    为了改善漕运，北宋还分别在江淮和江汉间修整疏浚了几条运河。
    扬楚运河南接江南运河，与汴河一起构成了北宋政府的主要粮道，北宋主要产粮区太湖流域的税粮运往京城的水运路线依次是江南运河、扬楚运河和汴河。江南运河的航道良好，但扬楚运河水枯河浅，不便于大船通航。水道西部的洪水威胁也很严重，经常冲断航道: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北宋在高邮湖北筑了一条长达100千米比较坚固的石堤，以保护航道.并在堤上设置十座石闸，有控制地排水。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市)、扬州等地，利用当地自然湖泊，改造成为运河的水柜，以接济运河用水。原来汴河与扬楚运河之间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淮河河道，而这段河道滩多水急，不便航运。
北宋前期，先后进行了三次施工，在这段淮河的南岸，从楚州北面的末口，到盱眙东北的龟山镇，凿了长约75千米的龟山运河，避开了这段险滩。

   
       为便于调运四川和两湖地区的税粮入京，北宋政府还打算穿凿第二条江淮运河。按照设计计划，这条水道从江陵向东凿渠，在潜江境与汉水汇合，然后利用汉水及其支流白河两条自然水道，在白河与淮水支流澧水之间再凿一条运河，江船便可循淮水另一支流蔡河直达汁京城下了。这一工程只完成了一部分，凿通了江陵与汉水之间的渠道，大大方便了江汉之间的水运交通。但因为地势稍高，在白河与澧水之间虽然进行了经过两次施工，但只能做到通水，而不能通航，功亏一篑。
宋代后期，金兵入主中原，宋室偏安江南，运河断航，战乱迭起，运河的整体性受到破坏、北方的经济、文化一度凋敝。
湮灭的运河码头
柳孜唐宋大运河码头遗址位于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
唐宋时汴河流经淮北市濉溪县境四十余千米，历隋、唐、宋三代五百余年，南宋时河道淤塞废弃，至解放前已形成了高出地面二三米的槽子路。楼钥出使金国时想必此码头已深藏地下了。近年来，由于耕种和水土流失，逐渐将两边的河堤夷平，河道建成了泗永(安徽泗县到河南永城)公路。1999年配合公路建设发掘了这个遗址，清理出一座完整的宋代运河石筑码头，并发现八艘古代沉船，出土了唐宋时期南北方十几个窑口的大批瓷器。

       隋朝国祚短促，大运河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大运河充分发挥作用是在唐宋时期，就是《元和郡县志》中所说的“隋氏作之虽苦，后代实受其利”。
唐朝把大运河视作生命线.大运河的主要作用是嘈运租调，运输各地粮帛进京。当时都城所在的关中地区经常遭受水旱灾害，粮食不足以供应京师，而淮南一带则是全国最大的谷仓。因此，通过从扬州到洛阳的运河运送嘈粮便成为唐朝中央的中心任务之一。
唐代的大运河主要是连接扬州与洛阳的通济渠以及山阳渎。它们把长江、淮河、黄河、渭河连在一起，东起扬州、西至长安，长达一二千千米。通济渠在唐朝称为汴河。是由汜水‘今河南汜水)开始，引河水入汴，东流经汴州(今河南开封)、商丘、萧县、徐州人泗水;再由泗水入淮。山阳渎则由山阳(今江苏淮安)开始。经常丰堰、白马湖、宝应、高邮、扬州入长江，基本上利用了隋代运河的故道。中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基地，因此，保证汴河的通航成为维持唐王朝统治的关键所在。唐朝在汴州东面凿了一条水，名叫湛渠，与另一水道白马沟相连，而白马沟又沟通了济水，这样，齐、鲁一带大部分郡县的租调就可以沿着济水、汴河运到洛阳。
此外，唐代还开有广济渠。上游利用唯水，下游利用蕲水，经过虹县(今安徽泗县〕，至淮阴北9千米入淮。
唐朝对永济渠运输量较大的南段加以扩展，渠道加宽到十七丈（56.7米)，浚深到二十四尺(8米)，航道更为通畅了:另外还在永济渠两侧凿了一批新支渠，如清河郡的张甲河、沧州的无棣河等，以便于深入粮区，充分发挥永济渠的作用。

  大运河大大促进了沿线许多商业城市的繁荣。如扬楚运河（即隋朝的山阳渎)南端的扬州和北端的楚州(治所在山阳)，汴河上的汴州和宋州(今商丘市)，永济渠上的涿郡等。扬州是南北商人的集中地，南北百货的集散处。它“十里长街井市连”，在全国州一级的城市中位列第一，超过成都和广州，人称“扬一益二”。注州位于汴河北段，经过济水，东通齐鲁;经永济渠，北联幽冀;经黄河，可达秦晋，迅速发展成为黄河中下游的大都会。后来，梁、晋、汉、周、北宋五代都建都于此，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水运方便的繁华城市。
广通废后漕渠兴
广通渠在隋文帝时对缓解关中的粮食紧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在隋炀帝时，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到了洛阳，关中对粮食的需求大减，于是广通渠失修，逐渐湮废;唐朝定都长安。起初对东粮西运的需求并不大，通过渭水每年西运几十万石粮食就可以了。后来，长安人口增加，官府膨胀，漕粮逐渐供不应求。于是，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决定重开广通渠。新水道由韦坚主持修建，次年修成，取名漕渠。仍然以渭水为新渠的主要水源，并在咸阳附近的渭水河床上修建了一座兴成堰，以节水。同时，还引来了源自南山的沣水、水，增加了漕渠的水量。漕渠在憧关西面的永丰仓与渭水会合，长一百五十多千米。漕渠修成后，每年可运漕粮粟400万石。
当时黄河中三门砒柱对运粮船的威胁仍然很大。大约在漕渠重修的同时，陕郡太守李齐物组织人力，在三门山北侧的岩石上施工，打算凿出一条新的航道，以避开艰险的旧航道。大约苦干了一年左右，凿出了一条名叫开元新河的水道。但因石质坚硬，新河河床约深度没有凿够，在黄河大水时还能通航，但是平时不能过船。三门险道的威胁仍然没有解决。

大运河
隋代开凿的大运河分为五段: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和广通渠。黄河以北的永济渠利用沁水、淇水、卫河等为水源，引水通航，在天津西北利用卢沟(永定河)，直达琢郡。通济渠是在洛阳附近引黄河水，向东南进人汴水，以沟通黄河与淮河之间的水运。山阳渎是在邗沟的基础上拓宽、裁直修成的，形成大运河的中段。而江南河的雏形也早已存在并用于漕运，隋朝对它进行进一步的疏浚，使之成为大运河的南段。广通渠从长安向东通到黄河的新渠。隋朝的大运河，史称南北大运河。运河水面宽30-70米，长约二千七百多千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隋朝漕运到长安的主要路线是:沿江南河到京口(今镇江)渡长江，再顺山阳渎北上。进而转人通济渠，逆黄河经广通渠向上，最后抵达长安。
一、东粮西运广通渠
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之后，隋文帝杨坚重新完成了全国统一，新建大兴城（今西安)作为都城。隋朝为了向长安运送槽粮。又在长安黄河间重开新渠。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郭衍被任命为漕渠大监，开始了凿渠工程。这条渠引渭水为水源，经过大兴城(长安城)北，向东到潼关，全长一百五十多千米，名日富民渠。因工程仓促，富民渠渠道浅窄。航运能力有限，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东粮西运的需要。隋开皇四年(584年)，由杰出的工程专家、大兴城的设计者宇文恺主持，又对它加以改建。宇文恺在动工之前，先派工匠巡视渠道，察看地形。新渠仍以渭水为主要水源，从大兴城到潼关，全长一百五十多千米，被命名为广通渠。这条水渠当时是用来运输华州(今陕西华县)广通仓的粮食到都城长安，因而得名。广通渠的槽运量大大超过旧渠，缓和了关中粮食的紧张情况。
大业元年(605年)，为了避隋炀帝杨广的名讳，又改名为永通渠。这条渠的开通，既解决了国都长安的粮食问题，又便利了沿途百姓的往来，所以又称富民渠。
从潼关以东运粮入关，在进入广通渠之前有一段水路经过黄河。黄河中有三门砥柱，非常险要。砥柱是两个石岛，兀立河心，堵塞航道，形成神门、鬼门、人门三条险道。神、鬼二门无法过船，人门虽然勉强可以航行，但风险很大，经常船沉人亡;这大大影响了东粮西运的效率。于是，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年)下令“凿砥柱”。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凿砥柱”的工程没有能够取得成功，只好半途而废。

二、南通江淮的御河
    隋炀帝即位后，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洛阳，很需要改善黄河、淮河、长江间的水上交通，以便南粮北运和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大业元年(605年)，命宇文恺负责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丁200万人。同时，又命令尚书右丞皇甫议。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民工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此外，还征调淮南民工十多万，扩建山阳渎。
    通济渠可分东西两段。西段在东汉阳渠的基础扩建而成，西起洛阳西面，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为水源，穿过洛阳城南，到堰师东南，再循洛水入黄河。东段西起荥阳西北黄河边上的板渚 清，以黄河水为水源，向东流入汴水至浚仪(今开封市)，经过今杞县、睢县、宁陵到商丘县东南，又经过夏邑、永城等地，再向东南，穿过今安徽宿县、灵璧、泅县以及江苏的泗洪县，至盱眙县城的对岸注人淮水。通济渠全长1000千米。既避开了由汴入泗，径直入淮，缩短了运河的航程，又绕开了徐州附近的徐州洪、吕梁洪之险。
    山阳渎北起淮水南面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市)，径直向南，到江都(今扬州市)西南接长江。隋文帝开皇年间。因为讨伐南朝陈国的需要，曾经疏通邗沟，将邗沟入淮移至山阳，因而邗沟又被称为山阳渎。这条修整后的邗沟全长150千米，水面加宽，河身也比以前直一些，不必再像春秋时那样绕道射阳湖。
隋炀帝把通济渠和山阳渎合称御河，两渠都是按照统一的标准开凿的，“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并且两旁种植柳树，修筑御道，沿途还建离宫四十多座。通济渠与山阳渎的修建与整治是齐头并进的，施工时虽然也充分利用了旧有的渠道和自然河道，但因为它们有统一的宽度和深度，因此，主要还要依靠人工开凿。工程浩大而艰巨。可是历时很短，从三月动工到八月就全部完成了，创造了中外工几程史上的奇迹。
三、纵贯太湖平原的江南河
    江南河从京口引长江水，绕太湖之东。直达余杭，长四百余千米。这条运河经过江南最富庶的地区，湖泊纵横、水道交错。由于水源充足，江南运河开凿以后，始终畅通无阻，成为我国东南地区一条重要的航道。
    太湖平原修建运河的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时的吴国，即以都城吴（苏州市)为中心，开凿了许多条运河，其中~一条向北通向长江，一条向南通向钱塘汪，这两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水道就是最早的江南河。这条河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进行过多次整治，到了隋隋炀帝时又下令作进一步疏浚，将原有的河道加以施工整理，将它拓宽浚深。《资治通鉴》记载:“大业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四、北通涿郡的永济渠
永济渠的作用和其他几段并不完全相同。在完成通济渠、山阳渎之后，为了加强北方兵力，便于转输粮秣，隋炀帝决定在黄河以北再开一条运河，即永济渠。
大业四年(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黄河，北通涿郡。永济渠大部分利用了天然河道，即把黄河左岸的支流沁水与清水、淇水、屯氏河、清河及沽水等河流连接起来。这段运河主要工程是引沁入淇。沁水、淇水原来互不相通，隋炀帝时施工凿渠沟通沁、淇二水，在今河北武陟县北使二水直通，然后循着曹操所开的白沟故道北达临清(今河北临西县)，向东北开凿渠道，利用黄河旧道由清州向北至东光进入清河。在今清河至静海县北独流镇之间，又利用曹操所凿的平虏渠故道，到达今天津后。北溯潞河(今北运河)而上，至今武清县折入桑干河(今永定河)到达涿郡郡治蓟县城南(今北京)，全长一千余千米。永济渠建成后，来自河南通济渠的船舶穿过黄河，由沁口溯水而上、再经永济渠进人河北平原。
永济渠一也可分为两段:南段自沁河口向北，经今新乡、汲县、滑县、内黄(以上属河南省)、魏县、大名、馆陶、临西、清河(以上属河北)、武城、德州(以上属山东)、吴桥、东光、南皮、沧州、青县(以上属河北)，抵今天津市;北段自今天津折向西北，经天津的武清、河北的安次到达涿郡(今北京市境)。南北两段都是当年完成的。
永济渠与通济渠一样，也是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据载全长九百五十多千米。深度多少，虽不见文字。但因为它也是一条可通龙舟的运河，因此大体上说应与通济渠相当。
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永济渠和江南河等渠道。虽然不是同时开凿而成，可以算作各自独立的运输渠道。但是，这些渠道都以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辐射，形成完整的体系。同时、它们的规格又基本一致.都要求可以通航方舟或龙舟。而且互相连接，所以又是一条大运河。在以上这些渠道中，通济渠和永济渠是这条南北大运河中最长最重要的两段，它们以洛阳为起点，成扇形向东南和东北张开。洛阳位于中原大平原的西缘，海拔较高，运河工程充分利用这一东低西高、自然河道自西向东流向的特点，开凿时既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航行时又便于船只顺利通过。特别是这两段运河都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黄河之水，使水源有了保证。这两条如此之长的渠道能这样好地利用自然条件，证明当时水利科学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开凿这两条最长的渠道，前后只用了六年的时间。

功过是非隋炀帝
隋代从隋文帝到隋炀帝这短短的28年中，先后开掘和疏浚了广通渠、山阳渎、通济渠、汴渠、永济渠及江南河等六条运河，总计长度约为三四千千米，这实在是一项非常伟大的水利工程。这项伟大的工程，代价极其高昂，是当时数以百万计的劳苦丁夫和士兵在鞭笞、饥饿和疾病等的折磨下完成约。在凿渠和造船过程中。役丁死者有十之四五。
隋炀帝消耗财富，奴役人民，大开运河，可以说是“运河皇帝”了，“辛苦又伤财”的隋炀帝怎么也料不到因为修运河导致官逼民反，最终自己也亡国殒身，死在扬州。但是运河修成后，对南北交通的改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政治上的统一，却起了广泛的作用。客观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开河事业反而成了他的一条罪状。皮日休曾写了《汴河怀古》一诗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而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论禹功不较多。”这首诗一分为二地评论了隋炀帝开运河的功罪，假如隋炀帝不穷奢极欲南游享乐，他开河沟通千里航运，这种功业也是可以和夏禹治水相比的。

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自首都北京开始,直达杭州。它从北向南贯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全长1 782千米.也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它和万里长城一样，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世界著名运河中。巴拿马运河总长只有八十多千米，苏伊士运河全长也不过160千米，前者还不及京杭大运河总长度的1/20，后者也不过1/10。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沟通江、淮，这条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的肇始，是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后来。秦、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又相继延伸了河道。隋代以前是京杭大运河的草创期，各段己经分别有所建设。如汉初吴王刘濞就开凿过邗沟，自扬州茱萸湾通海陵仓及如皋蟠溪。这条运河是现在通扬运河的一部分，但它只是大运河的支流，还不是大运河主干;西汉的狼汤渠(蒗荡渠或莨荡渠)、东汉的汴渠，实际上是隋代通济渠的前身;东吴孙权时期开凿的破岗渎实为隋代江南运河的起源。南朝的汴渠为隋代江南运河的前身。隋炀帝时大兴土木，集前代之大成，将各分段加以疏浚连接，又新开了一些干渠，运河规模初成。唐宋是运河的发展时期，运河作用凸现。到了元代，新开通惠河、会通河及济州河，运河经过裁弯取直，已经初定型为今天的规模。是今天的京杭运河的前身。元代南北运河虽已成型但已有衰败之势，明清时期运河逐渐衰落。

在太行山以东。渤海以西，燕山以南，黄河下游的北面，是一马平川的河北平原。这里奔流着许多河流:黄河故道从河北平原的西南流向东北;中部是源出太行山的河流，自西向东流;北部是发源于燕山的河流。自北向南流但是这些河流流程都短，水量少。不便于航运。不过。如能凿渠将它们沟通、连缀起来，对水源加以调剂和集中，就能克服水量少的缺陷，大大提高航运效益。东汉末年，曹操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先后凿成白沟、干虏、泉州、新河、利槽等五条运河，把河北诸水连缀了起来。
    东汉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了袁绍，袁绍逃奔河北，一命呜呼。袁绍之子袁尚盘踞邺城(今河北磁县东南)，负隅顽抗。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亲自率领大军渡过黄河北征袁尚。为了便于运送军粮，曹操在河北首先建成了白沟运河。其主要工程是筑堰逼淇水(今淇河)北流。淇水发源于太行山，向东南流，分两道注人黄河。曹操在淇水上筑有大小二堰:小堰称石堰，用石材建成，用于堵塞小河，以便将全部淇水集中于正流;大堰叫仿堰。以大仿木为主、参用木、铁、石等材料，故名。因为淇水水量不丰富，不能像灵渠在海洋河上那样建分水工程，因此枋堰建于淇水正流汇人黄河处不远，堵住淇水，使其全部北流。这样，船舶在黄河和淇水之间来往都必须盘坝。（所谓盘坝就是将货物从船上卸下，拉空船沿坝的斜坡过坝，再将货物装船继续航行。）在仿堰北面又穿凿渠道，把淇水引人另一自然河道白沟。白沟下游与黄河故道古清河相连.清河向北到今天津境与沱（滹沱河)汇合。白沟运河虽有盘坝之劳，但毕竟改善了黄河南北的水运。

    在曹操的猛烈攻势下。袁尚一败涂地，仓惶投奔辽西乌桓。为了彻底剪除后患，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北伐乌桓。为了开辟通向辽西的水路，曹操命令董昭组织力量开凿了平虏、泉州、新河三条运河来运送军粮。平虏渠位于今天津市静海县境内，南起沱水.北到水。后来大清河的人海河段大体上就是以水下游为前身的。泉州渠因位于泉州(治所在今武清县西南)境内而得名。它沟通了水下游与鲍丘水(潮白河)。新河则连接了鲍丘水和濡水(今滦河)。
    经过自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渠道，由黄河可以通滦河，形成黄河以北的南北向运河骨干。后三条渠道由北转向东，和渤海海岸基本平行。这几条运河都是为战争服务的，但除了白沟之外，似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用，到北魏时就已经干涸无水了。
    除了上述出于军事需要开凿的四渠以外，曹操还从政治需要出发开凿了利嘈渠。曹操在消灭袁氏势力之后。将政治中心由许都(今河南许昌市)北迁到邺城。为了发展邺城的水陆交通，建安十八年（213年) 曹操兴建利槽渠。它引漳水为水源，经过邺城向东流，到今馆陶县西南与白沟衔接，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对幽燕中北部的控制以及与黄河以南地
区的联系。漳水水量比较丰富，引人白沟后，使白沟的航道更为通畅。
    在今天河北省中部和白沟直接间接相通的还有三国曹魏时开的鲁口渠，沟通滹沱河和水，另外还有白马渠沟通滹沱河和漳水。北魏时，还开凿了阿难渠。沟通白沟和漳水，南自今馆陶县西，北至威县境入漳水。
  

漕河瓜洲古渡段
西汉建都长安(今西安),自黄河西上可由渭水通关中。西汉初年,每年从关东地区经黄河、渭水向都城长安漕运粮食不过几十万石。经过文景之治以后，国家逐渐富庶。到汉武帝时期，由于京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机构迅速膨胀，汉武帝又外事边防，内多兴作，政府对粮食的需求大大增加，对漕运的依赖也日益严重，漕运量猛增到上百万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政府一方面在关中大修水利，以便于发展当地农业，就近取粮；
另一方面改善水运条件，以便从当时主要产粮区的东部地区调运更多的粮食进京。
西汉从关东运粮入京，本来取道渭水西运。但渭水多沙，水道迂曲宽浅，险阻甚多，运输功能很差，急需另觅途径解决运粮问题。因此，大司农郑当时向汉武帝建议在渭南凿一条径直的运粮渠道。他认为：从关东漕运粮食经过黄河、渭水到长安要6个月才运完，水道长四百五十多公里，险阻很多。其中渭水迂回曲折，需要改善。他建议自长安引渭水，沿终南山北坡、东至黄河，开槽渠一百五十多公里，这样漕运可以三个月完成，运输兵卒可以减少，还可以利用余水灌溉漕渠旁民田万余顷。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经过齐人水工徐伯负责勘查、测量、定线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发动军工数万人动工修建漕渠。渠首在长安城西北，以渭水为水源，经过长安城南再转向东，与渭水平行，沿途又引入水（皂河）、水、灞水，这些水道发源于南山，含沙量少，大大增加了漕渠的水量。漕渠穿过霸陵（治所在今西安市东北）、新丰（治所在今临潼县东北）、郑县（治所在今华县）、华阳（治所在今华县东南）等县，到渭水口附近与黄河汇合，全长一百五十多公里，历时三年完工。

京杭运河
漕渠的通航能力很高，它一直是西汉中后期东粮西运的主要渠道，一般每年运输量在400万石左右，最高年份达到600万石，约为渭水运量的十倍。除航运外，它还有灌溉农田之利，溉田面积约1万顷上下，比白渠多一倍以上，约与成国渠相当。西汉灭亡后，关中对漕粮的需求大减，东粮西运的工作不再继续，漕渠因年久失修而逐渐湮废。
东汉迁都洛阳，东方漕运至首都的路线是由黄河入洛水，有洛水通过阳渠道洛阳城。阳渠为人工渠，相传是西周时周公旦所创建。洛阳虽有洛水可通黄河，但洛水大部分河段河床很浅，不便航运。为了使粮船直达京师，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河南尹王梁主持兴建运河，引洛水支流谷水注入洛阳城下，向东入巩川。由于谷水水量不足，运河线路设计亦不太妥当，运河虽然凿成，但是并不通水。又过了19年，到建武二十四年（48年），大司空张纯受命在京师附近再次修建运河。他吸取了王梁失败的教训，增加了运河水源，除谷水外，还引来了洛水干流。另外它还重新设计了运河线路，运河从宜阳东部向东延伸，环绕洛阳城的西面、南面和东面，再向东流，到堰师附近注入洛水。这一次修渠非常成功。这条运河被命名为阳渠。南方、东方、北方等地的粮船，经过邗沟、汴河、黄河等航道，沿着洛水、阳渠，就可以在洛阳城下靠岸了。
东汉最大的运河工程是对汴河的治理。从荥阳到泗水，汴河全长400公里。从西汉后期到王莽统治时期，由于黄河一再决口，鸿沟水运体系已经支离破碎，有些运道完全断航，汴河航道也经常受阻。从全国各地运入京城洛阳的粮食多来自豫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等地，这些州的粮食运到洛阳往往要走汴河。因此，东汉朝廷非常重视汴河的治理，其中永平十二年（69年）由王景、王吴主持的治河、治汴工程最为重要。汴河堵塞的根源在于黄河的泛滥，要治汴，得先治河。治汴工程主要包括改造渠口和筑堤、浚渠等。
    汴河引黄河水为水源，但是黄河主流在河床中不停摆动，单个引水口不能稳定地引入河水。为此，王景、王吴不仅修复了旧的水门，还建了新水门，实行多口引水。黄河是著名的多沙河流，又有丰、枯水期交替现象。要在黄河中取得足以保障航运的水量，同时又不至于失去控制导致漫溢，取水口工程至为关键。修建水门的技术在秦汉时期有所改进。西汉前期，水门只用木与土。东汉则垒石为门，以控制渠口，称作石门，更加坚固可靠，可以有效地调节引水的流量了。黄河洪水流量很大，即使汴口设闸控制，仍然会有过量的洪水进入汴河，汴河仍然会决堤成灾。为了增加汴河的安全系数。王景、王吴又在其.上游浚仪渠，用  “流法”将涌入的过量的水，有控制地排出堤外。他们还大规模地建筑河堤，深挖河床。经过这次治理，、汴河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

第四节  明清古村落缩影
　　在现代社会存留下来的古村落，大多是明清及其以后形成的古村落，它们不仅传承了自古以来中国传统聚落的基本特点，而且成为在时间上离我们最近且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古村落形式。这里以徽州棠樾村和湖南曾国藩故里富托村为例，作简要叙述。
　　一、徽州棠樾村的演变
　　棠樾村位于安徽南部歙县城西南7.5千米的地段，北枕龙山及其支脉后头山，南临徽州盆地，远处有富亭山为屏，中间开阔之地有源于黄山的丰乐河自西向东穿村而过，在形局上符合传统风水说关于“枕山、环水、面屏”的选址模式。
　　棠樾村的建设主要开始于明代，历经明清两代的建设扩展，形成今天所能看到的规模。其实，棠樾村的建设，最早可以上溯到南宋建炎年间（约1130年）。当时住在徽州府邑（今歙县县城）西门的一位以文著称的产业界人士鲍荣，在踏遍府邑四周山水后，发现今棠樾村所在之地绿林阴翳，山环水绕，是造园休闲的理想之地，遂在此建造别墅一座，成为棠樾村最早的建造者，鲍荣也因此而被棠樾人尊为始祖公。棠樾村名的由来，族谱中无明确说明，族谱中只引用有元代咏棠樾诗句“遥想棠阴清昼永”一句，而“棠阴”一词出自《诗经》，后被比作“德政”。“樾”字在《玉篇》中的解释是：“樾……楚谓两树交阴之下曰樾”，也就是说浓浓的树荫之下就是“樾”，说明当时的此地树木葱郁，甘棠绿荫，环境幽静，是居住休闲的理想之所。
　　鲍荣之后，棠樾很长时间都只是作为园林别墅，别无他建。到了四世曾孙鲍居美时，因“察此处山川之胜，原田之宽，足以立子孙百世大业”，遂携家人自府邑迁往此处。此后800多年里，棠樾村便营造不止，成为鲍氏家族的长久聚居地。
　　棠樾村历来以“孝”闻名，建筑布局便深深地体现了这一思想。而“孝”的起因与宋末元初鲍氏八世孙鲍宗岩、鲍寿松父子被盗贼抓后相互争死有关。相传鲍氏父子被盗贼追赶，被抓到后须杀死其中一个人以泄恨，儿子以尊老戴父为由愿替父死，父亲则以香火延续需赖儿子为由争着己死，父子争执不下，感动了盗贼，结果把父子二人均放了。此事正好印证了儒家伦理所谓“父慈子孝”的思想。在儒家伦理中，“孝为百行之首”、“生民之德莫大于孝”。此事相继被收入《宋史？孝义传》、《明史？孝顺事实》、清《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史籍，广为流传。后来鲍寿松做了官，朝廷特给棠樾村鲍氏御制了“慈孝里”石坊一座。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鲍元康在龙山之巅特建慈孝堂，记刻父子争死一事。乾隆皇帝听到此父慈子孝的故事后也很为感动，专门为鲍家祠堂亲笔题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
　　元明时期，棠樾人从村落的总体规划出发，对水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使原有的两股水流改变河道，一条入村后，沿村子南面环绕如带，呈环抱有情状；另一条原仅注入东北的横路塘，改造后从横路塘引出绕村东而出，两股水在东南方的马总步亭附近汇合，再流经七星墩附近的水口，然后再渐渐流走。
　　棠樾村的水口处是一组很有标志性的水口园林。按风水的说法，棠樾水口也处在吉利的东南巽卦之位，乃生气之方。为了弥补此处缺乏锁气之山的缺陷，便在水口附近人工砌筑了七个高大的土墩，称之为七星墩，墩上植有大树以加强关锁之势。水尾处跨水建有石桥一座，桥上原有义善亭。整个水口园林基本保存至今。
　　棠樾村的大发展是在明代。众所周知，明代是徽商发展的重要时期。大批徽商在外经营致富后纷纷回家乡购置田产，修造房屋、祠堂，兴建学堂。嘉靖至万历年间（1529~1578年），棠樾村出了一个大官工部尚书鲍象贤。棠樾在明中后期出现了一个营建村舍的高峰期。
　　明后期的棠樾村已具相当规模。村内有一条名叫“前街”的以青石板铺成的街道，呈东西向延伸。前街中段的北面，工部尚书鲍象贤建有宣忠堂一座。其宅制经皇帝特许，门屋为五开间，檐下悬挂“宣忠匾”，门前竖有一对旗杆；宅深纵向为五进，是村内规格最高的建筑。鲍象贤去世后，因宅为祠，前面作为尚书公家庙，祭祀用；后面仍作住宅。同时在村东大道边，建有尚书坊一座。另为鲍象贤祖父鲍灿建有“孝子坊”一座，为鲍象贤之父建有“监察御史坊”一座。鲍氏祖孙三代的三座宅坊，成为该时期棠樾村的主要标志物。
　　清代棠樾村的建设较之明代有进一步发展。大致在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年）再一次出现建设高峰期。原因仍是与徽商赚钱后大量投入到家乡建设有关。这一时期棠樾鲍氏一家三代出了三个大盐商，即鲍志道、鲍濑芳、鲍均，目前村内遗存的古建筑，大部是这一家人的义举。村内街道由原有的一横道扩展为前后二横道格局，两街之间有数条南北向的小巷相通。大批的建筑、牌坊、祠堂、书院以及豪华住宅等，均兴建于这一时期。在明代已有的尚书坊、慈孝坊、孝子坊之间，又陆续加建了四座石坊，形成按“忠”、“孝”、“节”、“义”排列的七座碑坊群。坊下以长堤一道相贯通，堤侧遍植古梅，间辅以紫荆，具有极强的标志性和可识别性，形成独具风格的村口景观。

　　二、湖南曾国藩故里
　　在南岳北侧50公里左右的九峰山南麓，有一块沃野平畴，俯瞰似一片巨大的荷叶，故称荷叶乡，原属湘乡县，今属双峰县，这就是清代重臣曾国藩的故乡。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生于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十月十一日，卒于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二月四日。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先后晋升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诏加“太子太保”，赐封“一等毅勇侯”，授“英武殿大学士”，升“光禄大夫”，卒后谥称“文正公”。
　　曾国藩作为晚清第一名臣，是一个很复杂、有争议甚至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但不可否认的是，曾国藩对晚清社会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他倡导自强救国的洋务运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技术，他在立德、立功、立言以及治国、治军、治学、治家、治身等方面都颇有建树，所有这些对后世不无启迪和借鉴意义。
　　曾国藩故居由出生地白玉堂、青少年时期居住的黄金堂和封侯之后建造的富厚堂三部分组成。白玉堂是曾国藩的出生地，坐落在荷叶乡的天坪村。全屋三进两横，砖木结构，青砖青瓦，双层飞檐，粉壁墨画，颇为壮观。大屋共有48间房，六个天井；大厅中有两个大天井，栽植各种花木，饰为花厅；厅前一大坪，坪前是半月形池塘，有石垣自“月牙”两头延伸，将全屋环绕，构成一个格局分明的居住环境，曾国藩的童年就在此度过。
　　黄金堂是曾国藩青少年时代的住所，坐落在荷叶乡良江村。背靠猫形山，朝向飞鹅山，门前有一口池塘，塘前一脉小河，河前百亩良田。房屋为砖木结构，三进两横，四周古树环绕。曾国藩成婚后，夫人欧阳氏就长住在这里。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曾国藩的读书楼，环境之妙，令人叫绝，后靠威武的官帽山，前有规整的官印山，左右峙山环抱，中有溪水环绕，前方远景开阔，着实是个读书的上佳之地。
　　富厚堂是曾国藩封侯之后为自己将来准备的“退隐之所”，坐落在荷叶乡富托村。整个建筑被半月形鳌鱼山从东、北、西三面紧紧环抱。远远望去，富厚堂恰似坐在一把太师椅中，被认为是当地“第一等屋场”。
　　富厚堂始建于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由曾国潢、曾国荃、曾纪泽经手主持。依照侯府规模建造，历时九年完工。总占地面积四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2.6万多平方米，土石砖木结构。当年正门上悬挂着朝廷赐封的“毅勇侯第”朱底金字直匾，门前花岗石月台上飘着大清龙凤旗、湘军帅旗、万人伞等，景象之壮观，气势之威武，令人叹为观止。
　　富厚堂建筑体系庞大，内外辟有八本堂、求阙斋、归朴斋、艺芳馆、思云馆、八宝台、辑园、鸟鹤楼、棋亭、藏书楼等各种建筑。宅后围墙内还有一片山坡，中植竹木，古樟翠柏，扶疏参天，建筑群掩映在这一片绿林之中。
　　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在《我的家世》中对此建筑群的描述是：“这栋大屋，大体照侯府规制盖的，宅有东西两门，进来是一个半月形石板大坪，半月形大坪外，是一张大塘，也是半月形，有如‘泮宫’，中门因为门楼很宽，所以并不显得很高大，门上有‘毅勇侯第’四个大金字直匾，进了大门，便像北京的四合院。”
　　富厚堂的精华部分是四座藏书楼，通体青砖结构，充分考虑了藏书和阅读的需要，该楼藏书曾达30余万卷，为中南地区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中国近代四大著名藏书楼之一。这里曾经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曾家英杰，如数学家曾纪鸿、外交家曾纪泽、教育家曾宝荪、曾约农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曾国藩家乡荷叶乡这块乡间僻壤之地，清代以来一直是名人辈出的地方，除了曾国藩以外，还走出了曾国荃、曾纪泽、曾广钧、曾约农、曾昭抡、曾昭、葛健豪、唐群英、蔡和森、蔡畅、曾宝荪、曾宪植等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曾国藩五兄弟皆受到皇封，曾国藩、曾国荃二人相继出任两江总督，官至极品。
　　荷叶乡又被称为“中华女杰之乡”。20世纪末在中国举办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国内媒体评选出20世纪“中华百年八大女杰”，出生在荷叶乡或在荷叶乡婆家生活过的女杰就占了四位，她们是秋瑾、蔡畅、唐群英、向警予。伟大的女性葛健豪一家共出了四个中共中央委员，儿子蔡和森是中共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担任过中共中央首任宣传部长；儿媳向警予是中共第一任全国妇女部长；女儿蔡畅担任过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女婿李富春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真不愧是一个杰出的家庭。
　　遗憾的是，曾国藩家乡的古迹破坏严重，除了富厚堂建筑群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之外，其他乡村建筑均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岌岌可危。这些历史文化村落处在急剧消逝之中。

剩山图
宋代山水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论山水画的境界，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说：“世人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显然，可居、可游的画境，是笃爱山水的文人阶层的理想境界。
中国山水画起源较早，东晋时受山水文学的影响有较大发展，但真正走向成熟是在隋唐时期，当时出现了不同的画风与流派，如青绿山水、水墨山水、泼墨山水、工笔山水、写意山水等。特别是宋代，山水画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李成、范宽、郭熙、夏、马远等人为典型代表，而苏轼、米芾、米友仁等的文人画，更为强调神似和意趣，其绘画境界别开生面，呈现出洒脱、朴实、平淡、自然的生活情调。中国古代山水画大多以“小桥、流水、人家”为画面构图内容，表现出至真至美的生活境界。
古代绘画关于村落境界的表达，有些可借助普通的山水画，有些可直接根据村居图，还有一些可参考古代“农耕图”。宋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立意之高、画境之美，是历来公认的。其中画了大大小小几百个村落形态，充分表达出居住之境的引人入胜和优美宜人，成为人们长期追求的理想家园。

中国古村落的境界，还可以从古代诗歌中得到体现。
中国古代诗画同源，常常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肖驰在《中国诗歌美学》中说：“古代山水诗人与山水画家一样，是俯仰上下地区观照宇宙万象的。”稍有不同的是，中国诗学是“以小景传大景之情”，即“以小观大”；中国画学则是“以大观小”。山水诗是时间的艺术，山水画则是空间的艺术。“山水画往往从空间的有限突破以追求无限，山水诗则可以将时空的无限展现为空间的有限”，说明诗与画的追求目标是一致的。古人所谓“古人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李贽《诗画》中说“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对诗画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表述。
东晋名士谢灵运的《山居赋》写道：“抗北顶以葺馆，瞰南峰以启轩。罗曾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因丹霞以赤眉，附碧云以翠椽。视奔星之俯驰，顾飞埃之未牵。”可见诗中有画。
唐诗风格独特，朗朗上口，流传较广。明代人有心将唐诗的意境转化为画境，遂作有《唐诗画谱》。此书为明代黄凤池辑录，书、画皆为明代人据诗境所配，为诗、书、画三美合一的版画图谱。其中大部分属于村落意境之图。
李白的《村居》诗，描绘了一个初春时节的村落的境界：“径曲萋萋草绿，谷深隐隐花红。凫雁翻飞烟火，鹧鸪啼向春风。”
白乐天的《溪村》诗，也为人们展示了一个临溪村落的意境：“蒲短斜侵钓艇，溪迥曲抱人家。隔村惟闻啼鸟，卷帘时见飞花。”
王建的诗作《田园乐》，向人们展现了一个桃花源式的村落境界：“采菱渡头风急，仗策林西日斜。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
张旭的诗作《桃花溪》中写道:“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作者以空灵之心深切地体味自然，又能以清幽婉转之笔触予以表现，从而给人们描绘出一幅引人入胜的村居图景。
清代诗人曹文植的《西递》诗：“青山云外深，白屋烟中出。双洞左右环，群木高下密。曲径弯如弓，连墙若比栉。自入桃源来，墟落此第一。”则是对黟县西递村落意境的生动描绘。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村落以追求秀丽的山水风光、恬静的田园生活和理想的耕读环境为至真至美的境界。

 四、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东周诸侯国都城
　　 周武王灭商以后，决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统治国家。周天子把王畿，也就是首都周围的土地划为自己亲自管辖的领地，而王畿以外的土地则分封诸侯。诸侯是自己的封国内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他们通过进贡和保护周天子的安全来维持其至高无上的权力。于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统治秩序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在此后大约700余年的春秋战国之际，这座金字塔开始动摇了，又过了几百年，诸侯国之一的秦国将所有的诸侯国加以兼并，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古老的分封制虽然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作为这种制度的物质载体——一大批诸侯国的都城却存留下来。它们蒙满尘垢的残垣断壁记录着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的一段段充满战火硝烟的历史。
　　 1. 临淄：齐城与齐桓公的霸业
　　 临淄齐城是西周到战国齐国的都城所在。周武王灭商后，封姜尚为齐侯，最初的都城在营丘，公元前859年开始以临淄为都，此后一直到齐亡都没有迁都。西汉前期和东汉时，诸侯王齐王也以此为都城。考古学家曾在临淄齐城内发现几十座大、中型春秋时期墓葬。其中有一石质的墓室，外面的殉马坑中发现了145匹殉葬的战马，证明这里正是宗室贵族的墓地——公墓。城内发现的最高的夯土台基，至今仍称“桓公台”，可以界定齐桓公在齐国历史上的确是一代风云人物。在春秋五霸中他是最早称霸的诸侯，一次葵丘会盟则标志着齐桓公的事业达到了巅峰。
　　 齐桓公成就霸业与齐国的特殊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周初的大分封，齐国不仅得到了富有渔盐之利的今山东北部的封地，还被周天子授予辅佐周室和征伐不服从周室的诸侯国的特权。周平王东迁以后，北方戎狄的势力仍然很昌盛，常常南下侵扰，使华夏的一些小国不得安宁，周室衰微，无力保护诸侯国，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诸侯国领导大家抵御外族的侵犯。齐桓公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走上了齐国的政治舞台。一次，北狄中的一支山戎打进了燕国，形势十分危急，齐桓公率兵亲征，打败了山戎。邢国是位于今河北邢台的一个小国，由于北狄的侵略，国都被毁，齐桓公便在邢台以西的地方重新给他们建了一个城市，邢国人高兴地迁到新都，就像搬回到自己的老家一样。卫国也是一个小国，大约在今河南淇县，在狄人的进攻下亡了国。人民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只剩下700多人。齐桓公安顿好邢国后，马上着手为卫国人建设国家，把他们迁居到楚丘（今河南滑县）。卫国人高兴得像忘记曾经亡过国一样。这就是史书上说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这样，齐国在中原的威信大增，尔后齐国又与南方的楚国在召陵（今河南漯河）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了确立霸主地位，齐国召集了多次诸侯大会，要大家在齐国的领导下拥护周室，共同抵御外族。最风光的一次要数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今河南民权县）会盟，不仅诸侯国到会，连周天子也派特使来了，还送来了祭肉、美弓和车子。葵丘会盟后，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已不可动摇。
　　 齐桓公时期创下的霸主地位，为齐国跻身战国七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春秋战国之际，一些诸侯国的卿大夫势力越来越大，大有取代国君之势。齐国也出了一位这样的人物，就是齐国贵族田桓子。田氏做大夫时，为了收买人心，用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借粮给老百姓，老百姓纷纷投靠他。公元前476年，田氏终于从公卿走上了国君的宝座。
　　 齐国实行五都制，具备多权分立的意味。与濒海的地理位置有关，齐人重视商业，崇尚财富。战国时期的临淄城，不仅是齐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城市。在通往临淄的大路上常常是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齐国人爱好音乐和体育，连不通乐理的南郭先生也知道到王宫里为齐宣王吹竽，混口饭吃。齐王还在临淄的稷门（西门）外设立了一座大学堂，叫做“稷下之学”，一些知名的大学者如孟子、荀子都在这里讲过学。学者们居广厦，乘华车，僮仆成群，俨然是一群“知识英雄”。

　　 2. 燕下都：黄金台与燕昭王的功业
　　 燕下都位于河北省的易县，是战国中晚期燕国的都城。燕国是西周时期辅佐周成王的召公的封国，起初燕国的都城在蓟城，后来迁到了这里，所以后世称蓟城为上都，此处为下都。
　　 地处中国北方的燕国，虽然地广兵众，但在战国七雄中却并不算强盛。公元前三世纪，各诸侯国谋求富国强兵的改革方兴未艾，在燕国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或许是仰慕先祖召公的贤德吧，燕王哙在谋士苏代的游说下，决定效法古人，将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子之权力欲很强，自然是求之不得。有一次他和左右在一起，突然说有一匹白马跑出去了，问大家看见了没有，左右都说没看见，只有一个人说的确看见了。他借此看一看臣下是否忠诚。子之统治了燕国三年，燕国不断发生内乱。结果燕国南边的齐国借口维持和平，出兵燕国，一直攻破燕国的国都，那个玩弄权术的子之也丢了性命。在这场闹剧中，本来就不太强大的燕国国力更是衰微，成为七雄中最弱的一个。从此燕国也与齐国结下了仇怨。
　　 在这时流亡赵国的燕国公子职回国继位，是为燕昭王。看到自己国家如此破败，他心忧如焚，决心进行改革。传说昭王继位之初曾亲自去找著名学者郭隗，求教治国之策。郭隗讲了一个故事：“有人花五百两黄金买回一个死千里马的头，后来果然由此而购得多匹活千里马。”他以此劝导昭王以重金礼聘天下贤士。于是燕昭王建起黄金台，上面放了一千两黄金，招聘文臣武将。燕昭王因纳贤而使燕国振兴，黄金台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
　　 燕昭王的人才政策果然为燕国引来了“千里马”。魏国名将乐羊的后代乐毅就是其中之一。三国时期的天才政治家诸葛亮早年躬耕陇亩，曾自比管仲乐毅，说明乐毅的功业的确很了不起。乐毅很有军事才能，负责军队的训练。昭王强兵的目的就是要报齐国的武力进犯之仇。随着燕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伐齐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曾攻打燕国的齐宣王已经死了，在位的是他的儿子齐王。公元前286年，燕国联合晋、秦、楚大举伐齐，结果在齐国西线大败。燕昭王乘其不备，派乐毅率兵攻打齐国北线，攻占了齐国都城临淄。齐国只剩两座城池，齐王也在逃亡途中被杀。这时，齐国的一名无名小卒田单扛起了反攻的大旗，他先用离间计使燕昭王的儿子惠王革去乐毅之职，接着用火牛计大败燕军，一直把燕国军队全部驱赶出齐国国境。这场残酷的战争虽使燕国报了仇，也使燕齐两国国力大损，倒是给一心想灭掉六国的秦国帮了个大忙。
　　 3. 邯郸：赵都与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
　　 赵国、韩国与魏国的开国君主原来都是晋国的公卿，后来三家联合起来把晋国瓜分掉了。所以，史书上也称这三国为“三晋”。三晋之中，赵国是位于最北边的国家，与齐、魏、韩、秦、燕、卫等国相邻。在战国七雄中它的疆域虽然比较大，但就国力而论，只能算二、三等的国家，所以经常被齐国、秦国打败，甚至还丢失一些土地。除此之外，活动在赵国的东北和北边的林胡、楼烦等族群，也时常南下抢掠财物，与赵国发生武装冲突。这种特殊的生存环境使赵国人具有较强的忧患意识。
　　 三家分晋时，赵国的国都在晋阳（今太原），后迁都到中牟（今河南汤阴西），到赵敬侯时才将国都迁到邯郸。邯郸赵城的范围大约相当于今河北邯郸市区及其外围。邯郸市区有一处俗称赵王城的遗址，考古学家认为这是赵都的宫城部分。迁都邯郸以后，赵国进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
　　 赵国的第六代国君赵武灵王，是赵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公元前3世纪晚期，他在赵国推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影响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大事。
　　 东周时期的各诸侯国，都是周天子的宗室，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这些华夏族的兄弟国家，拥有先进的文化，视周边地区文化落后的族群为异族，称他们为蛮夷或胡、狄，表示轻蔑。就连楚国这样文化发达、军事强大的国家，因为自身文化与中原地区不同，在中原各国眼里，楚也是蛮夷，常受到蔑视。但赵武灵王似乎有点与众不同，在与胡人作战的过程中，他发现他们身着短衣，骑在马上援弓引箭，飞驰如电，战斗力很强。而本国的军队，虽然*精良，但所着宽衣长袍和笨重的盔甲，骑在马上十分不便。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向胡人学习，改进士兵服装，采用胡人的短衣、长裤。这一举动果然在赵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赵武灵王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众人，并亲自和王公大臣穿起胡服，接着赵国的老百姓也跟着穿着了胡服。一个全新的骑兵部队在赵国产生了，它保护着国人的安全，还在北方地区为赵国开地千里。这样，赵国从一个二、三流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到战国晚期，当六国中的其他国家纷纷衰落时，赵国成为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了。轻装的骑兵，不仅给赵国带来了强盛，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秦及以后各代王朝，来自北方的边患经常对中原地区形成威胁，而中原的骑兵部队恰如一道人力的长城，阻挡了北方草原民族的武力进犯。不仅如此，在汉唐盛世，强大的骑兵部队还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使中西方文明在此交汇融合。
　　 战国纵横家苏秦曾说，山东诸国，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赵国的强大。赵国疆域方圆一千多千米，士兵数十万之众，车马和骑兵无数，仓储的粮食足够十年所用。作为都城的邯郸，处于太行山东麓交通干道沿线，又富产铁矿，因此成为北方地区一大都会。后代流传着“邯郸学步”的笑话，那一定因为邯郸人气宇轩昂，很让外地人羡慕，因而纷纷效仿。既然连走路的姿势都让人欣赏，赵人所着的胡服大概也不会很难看。
　　 自古燕赵多侠义之士。赵国既有赵武灵王这样特立独行的君主，也有忠心事主的臣子。流传甚广的“将相和”故事，让无数英雄为之赞叹。至于一介平民毛遂，为救祖国，远道去楚，说服楚王联赵抗秦，更是战国外交史上的奇迹，也因此留下了“毛遂自荐”的典故。

　　 4. 南郢：走过楚都纪南城
　　 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了四件错金篆书的竹节形青铜器，通过释读得知，这是战国时代楚怀王颁发给鄂国国君启的免税凭证，考古学家称之“鄂君启节”。从节文知，商人们用150艘大船，走遍湘江、沅江流域，直到漓江上游，去搜集江南、岭南以及南海特产与珍宝，每年都将数以千计的货物输入楚国，然后以楚国都城郢为商品集散地，通过陆路辗转向中原销售。这里描述的是公元前4世纪早期发生的事情，那时北到山东、河南中部，西至重庆，东达江浙、南及两广的辽阔的地域都在强大的楚国的统治之下。那么，楚国极盛期那座繁忙富庶的都城——郢都究竟在哪里呢？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根据历史记载，开始在湖北江陵寻找楚郢都。1975年，一场联合国内九所高校、11个省市的考古大会战在纪南城展开，最终确定这座三国时代以来被称为纪南城的古城遗址正是楚国都城南郢之所在。
　　 如今，出荆州古城小北门行步未远，纪南城那蜿蜒连绵的城垣便会映入人们的眼帘。不过，如果没有行家的指点，初来者恐怕很难将这片沟渠纵横、阡陌交通的江南田园与楚国最盛期的都城——南郢联系起来。站在高出地面10余米的纪南城南城垣烽火台上，极目远眺，其北纪山巍然横亘，其西八岭山烟峦朦胧，其东、南有众多的湖泊和小河与长江连通。群山呵护、众水环绕之下的纪南城，克服了平原地区作战不易防守的缺陷，又具备了适应南方水战的有利条件。所以，胸怀问鼎中原之志的楚人在楚文王熊赀时将都城从偏远的丹阳迁到这里。楚国的22代国君，历时411年，在此实践着他们的政治理想。直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纪南城才被废弃。
　
　　 根据在城内发现的400多口水井估算，这座繁华的城市在战国中期养育了至少30万人。史书记载，楚都南郢，可见马车一辆接一辆地驶来，过往人群川流不息，摩肩接踵，城里的道路如此拥挤，以致于早上穿了新衣进城，傍晚已磨损得破旧不堪了。其人口之稠密，市井之繁华，只有“挥汗成雨，举袂成云”的齐都临淄才能与之媲美。今天，风雨依旧，山河有灵，只是楚人那匆忙纷沓的足音，却再也唤不回来。
　　 南郢是一座具有浓郁生活情趣与文化气息的城市。在400余年的和平盛世中，楚人在南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艺术成就。错金银龙凤鸟纹铁带钩、彩绘小座屏、最早的金币——郢爰，衡制完备的砝码以及不计其数的丝织品、楚简、青铜器和陶器……充分展示了楚人纵横驰骋的想象力和无与伦比的手工业成就。南郢还是当之无愧的乐乡。在纪南城外，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5件饰有金线的彩绘编磬和中国现存最早的定律器，在纪南城外的天星观一号墓也出土了钟、磬、瑟、笙、鼓等多种楚乐器，楚王甚至还制作了一枚巨大的钟送给他的恩人曾侯乙作随葬用。楚国的贵族宋玉曾对楚王说，居住在下里的巴人善歌，有人在郢都领唱，城内数千人随声附和，“下里巴人”的传说由是流传下来。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这片土地上产生以老聃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许行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和以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学。
　　 楚都的繁盛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而以都城为中心的广大的南方地区又是楚国进取中原的有力支持。楚国从一个筚路蓝缕、崛起于山林之中的小国发展到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与楚国迁都南郢的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所以古人评价说“楚人都郢而强，去郢而亡”。关于楚国的灭亡，众说纷纭。秦国的强大、楚与六国的决策失误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另一方面，随着人文的极盛和物质生活的富足，楚国奢靡之风日炽，昔日尚武进取的精神也有所丧失。且不说“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的传说有几分可信，从楚墓出土的丰富的随葬品，就足以窥见这个曾经骁勇善战的民族是如何沉迷于享乐。攻占郢都的秦将白起曾这样评价南郢，“城池不修，又无守备”，作为楚国大后方的南郢虽宫垣城郭阔达，宫垣衣绣，但不足以抵御秦人的入侵。当秦人的铁蹄之下，楚国只能被迫迁都陈郢，从此走上亡国之路，最终为强秦所灭。
　　 公元前278年，屈原被昏庸的楚怀王流放途经南郢，看到昔日的国都成为一片废墟，他悲愤地写下了《哀郢》这一著名的诗篇。诗人的哭泣渐远，南郢作为一代名都也从此失去了都市的风采，长眠于原野之中。
　　 5. 魏都大梁：从李悝变法到马陵之战
　　 魏国的大梁在今开封西北部。春秋时期，这里本是郑国的土地，郑庄公叫人在这里筑城，取开拓疆土之意，将此地命名为开封，当时开封是郑国囤粮储粟的地方。战国时期，这一带成了魏国的地盘。公元前361年，魏国的第三代惠王将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到开封，取名大梁，魏惠王也称梁惠王。大思想家孟子到大梁游历时，曾说服梁惠王采纳他的政治主张，这些精彩的对话录被收集到《孟子》一书中。
　　 魏国是战国中期独霸中原的强国。三家分晋以后，魏国得到了原来晋国基础最好的部分国土，即今山西西南部的河东地区，凭借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魏国较赵、韩有一个较高的起点。魏文侯是魏国的第一代国君，也是当时最有声望的诸侯。同这一时代许多贤明的君主一样，魏文侯的身边也是人才济济，如中国最早的法学家李悝、无神论者西门豹、军事家乐羊。后来到楚国官至令尹（相当于相国）的改革家吴起，这时在魏国还只能算得上二流人物。李悝在魏国的改革是战国时代较早进行的改革，后来商鞅在秦国的改革，吴起在楚国的变法，诸多内容都以李悝为蓝本。李悝在魏文侯、武侯两代进行的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年的一个强国，连西邻的秦国也受到它的进攻而丢失了土地。
　　 到魏惠王（梁惠王）时，魏国更加强盛。魏惠王对攻城略地的兴趣很大，也打了许多胜仗，甚至主持召开了有十二国诸侯参加的国际大会，名噪一时。但公元前341年发生的马陵之战，魏国惨败，从此国力大衰而失去了称霸天下的地位。马陵之战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役。魏国在这次战役和先此的桂陵之战的失败，都是孙膑和庞涓斗智斗勇的结果。孙膑是东周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裔，他和魏国大将庞涓曾有同窗之谊，但庞涓十分妒忌孙膑的才智，用诡计致残孙膑，后来两人分别在魏国和齐国供职。在桂陵之战中，孙膑以围魏救赵之计，败了庞涓；在马陵之战中，孙膑用减灶诱敌之计，使庞涓战死。这两则战例被后人总结到兵法三十六计中，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
　　 战国时期的魏国都城大梁，是一座繁华的大都市，也是魏国方圆千里国土上的政治中心，大梁作为魏国的国都，长达130余年，经过了六代国君。大梁还是一座富庶的商业城市。在它的周围满布着农庄和田园，人口稠密，车马众多，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它同赵国国都邯郸、秦国咸阳和齐国临淄一样，在当时是闻名遐迩的大城市。尽管两千多年前的大梁城早已掩埋于现代都市脚下，但它的历史和在这片土地上建功立业的人们永远留在了后人的记忆中。

 三、东周都城：雒邑
　　 雒邑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为了避免犬戎的威胁，公元前770年，在郑、秦、晋等诸侯国的护送下，周平王迁都洛雒，建立了东周王朝。洛阳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都。
　　 周王朝对雒邑的经营早在西周时期就开始了。平定武庚叛乱以后，成王把象征王权的九鼎从殷迁到雒邑。接着，派周公和召公营建城池。周公在营建雒邑时修筑了两座城，今涧河西边一座叫王城，东边一座叫成周城。王城和成周城建好以后，周成王派周公长期在这里镇守。尤其是成周城，这里迁入了被征服的商朝贵族们，当时称他们为“殷顽民”。周公率重兵在此严加把守，唯恐他们再次叛乱。此后，商朝遗民在政治上不再有所作为，转而发挥他们在商业贸易上的天赋。据说后人把从事买卖的人叫作商人，与这段历史有着很大的关系。
　　 东周以王城为首都历时五百多年。东周时期是中国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力量也大不如从前。与此同时，诸侯的力量却日益强盛。周平王时，雒邑附近方圆三百公里的范围都属于周王的统治区，称王畿。到了战国末年，周王统治区被蚕食得只剩下十分狭小的地盘，连一个普通的诸侯国都不如。诸侯们早已不来进贡了，周王财政吃紧，以至于向诸侯们伸手借贷。到了周赧王时期，更是每况愈下，据说他为了逃避债主的追逼，躲到王宫的高台上不敢下来，“债台高筑”的成语便是由此而来。
　　 与西周丰京与镐京一样，周王城这座经周公精心规划的洛阳第一都，千百年来已难寻踪迹。最后考古学家在洛阳市涧河与洛河交汇处发现了东周王城城址。城址内，夯土宫殿基址、粮仓、手工业作坊井然有序，城外的护城河清晰可辨。这一发现证实了史书上关于周王城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