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创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在唐朝永徽年间（650—655年）传入中国，通过陆上交通传入的路线是由阿拉伯半岛经波斯、阿富汗到达中国的新疆，再经过青海、甘肃而至当时的都城长安。我们考察这一路经过地区的清真寺，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即在新疆的清真寺多保持着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堂的原来形态，而这种形态随着地域的变化逐渐与汉民族传统建筑的形式相结合，所以待传至长安而修建的清真寺，已经完全是汉民族传统的青砖瓦房四合院的寺院了。新疆喀什的艾提卡尔清真寺和陕西西安化觉巷清真寺都是该地区很重要的伊斯兰教寺院，前者的外观有高大的门楼，尖券大门，门楼两侧有尖券壁龛，左右立着高耸的邦克楼，建筑外墙呈浅黄色，邦克楼外表有瓷砖拼贴的花纹，造型宏伟，色彩清朗，总体上保持着阿拉伯伊斯兰教堂的风貌特征。而西安化觉巷的清真寺却变成一座由青砖房围合成的合院式建筑群体了，邦克楼变成高起的阁楼，圆拱顶的礼拜殿变成两座屋顶相连的殿堂。
这种清真寺逐渐汉化的现象在农村同样存在。新疆吐鲁番城外农村有一座额敏塔，始建于1778年，是纪念当地宗教及行政领袖额敏和卓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维护国家统一之功而建的。塔旁建有一座清真寺与塔相连，寺因塔而名称为额敏大寺，而塔也成了寺中的邦克楼。寺与塔全部用当地烧制的土坯砖砌造。高大的门楼和尖券与喀什城内的艾提卡尔清真寺很相像。高耸的塔身完全用土砖拼砌出十余种不同的纹样，它们和瓷砖一样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但更具乡土气息。
宁夏同心县郊区有一座清真大寺，是这一地区重要的清真寺院，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光绪时期两次重修。按伊斯兰教当时传入的路线，这里的清真寺应该已经汉化为汉民族的传统形式了。寺院建在高达十米的台基上，方形的两层亭阁代替了邦克楼，面阔五间、进深九间的大殿成为礼拜殿，在台基表面、房屋的山墙、廊心墙等处均有砖雕装饰，但这些装饰遵照伊斯兰教不许用动物形象的教规，完全应用植物、器物、几何纹和阿拉伯文字组成不同的图案。宁夏吴忠县的清真寺自然也应该是这种汉民族的传统形式，但是这种情况在近几年有了变化，当我们到吴忠农村考察，可以看到许多乡村都建造了新的清真寺。这些清真寺远观具有阿拉伯伊斯兰教堂的形式，高耸的邦克楼，圆拱顶的礼拜殿，殿前有尖券的门廊，外墙贴着绿色、黄色和白色的瓷砖，显出清朗的风格。是什么原因使村民舍弃原来的清真寺而兴建出这样一批新的寺院呢？原来是改革开放以后，生活在农村的伊斯兰教民有机会远行去阿拉伯世界的麦加城朝圣了，这些年在吴忠市城乡就有约500位教民先后去过麦加。平时通过电视、书刊也能见到许多伊斯兰教堂的原创形式：他们向往和喜欢这种形式，于是纷纷集资在自己生活的乡村建造起新的清真寺。但是这一座座清真寺毕竟是由中国本乡的工匠建造的，这些工匠既要按照阿拉伯寺院的形式，但又脱离不了他们所熟悉的本地的传统式样，于是在尖券上压着横梁，檐廊上出现了琉璃瓦的屋顶，邦克楼顶立着凉亭，几面坡的屋顶上，四周屋角都高高翘起。一种既有阿拉伯伊斯兰教堂原始风格，又带有汉民族传统式样的清真寺就这样在今日的宁夏农村出现了，它体现了两种文化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完全是由乡村的村民和工匠根据自己的意愿完成的。这也是一种建筑上的创作而创作者不是建筑师，而是本乡本土的村民。从专业的角度看，可以认为它们并不完善，在建筑各部分的结合上、建筑细部的处理上和在色彩的应用上不免显得粗糙，但它们生气勃勃，形态各异，一座村一个样，它们是一种新的乡土建筑，所以虽不属古代范围，还是在这里予以展示和介绍。

清乾隆时期北京城内的寺庙中，关帝庙有116座，位居第一；供奉观音菩萨的寺、庵有108座，占第二位；而位居第三位的就是土地庙和真武庙。但在农村情况有所不同，关帝庙、土地庙最多，真武庙为数也不少，但佛寺并不多见。浙江永嘉楠溪江中游有二十余座村落，几乎村村有祠堂，各路神仙的庙宇也很多，而真正的佛寺却少见，只有岩头村外的普安寺、芙蓉村外芙蓉峰下的广福寺等不多的几座。福建南靖石桥村，有永济宫、丰稔堂、公王庙、土地庙多座庙堂，只在永济宫正中“天上圣母”的两边供奉着观世音和弥勒佛，佛像居于次要的位置，所以还称不上是一座佛寺。但各地农村的佛寺却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云南大理洱海中有两处居于水中的佛寺。其一是观音殿，在块不大的岛上，前有两层楼阁式的殿门，后有平面呈方形的殿堂，坐落在石台基之上，厚重的砖、石墙体上木构架的屋顶，两层屋顶的八个屋角高高翘起，使屋檐成为一条完全的曲线：线，屋脊上满布彩色的雕塑装饰，整体造型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另一座佛佛寺建造在一处更小的岛上，一座佛殿几乎占满了小岛，船行至此，人登岸即至殿门。佛殿两层，屋顶为歇山形式，正脊有高起的正吻和脊中央的塔形装饰，殿身与小岛浑然一体，好似一座水中琼楼。当地以四大佛山之一的普陀山为名，取名为“小普陀”，如今观音殿和小普陀成了洱海中两处著名景点。浙江永嘉楠溪江大若岩有一座陶公洞，这是一座高达数十米的天然巨型山洞洞内分作两层，一座开间的观音阁被安置在洞的下层。通过几十步台阶可以登至洞的上层，在这里还有一座胡公庙。所以可以说这座观音阁是完全建在山洞里的佛寺。山洞中的光线随着洞外天气的不同而有强弱之分这种变化更增添了观音阁的神秘气氛。
云南西双版纳是傣族聚居区，这里的村民几乎全民信仰佛教因为当地流传的是南传佛教，所以乡村的佛寺、佛塔都具有与汉族地区的佛教建筑不同的形式。在佛寺建筑群的布局上自由灵活，既不追求中轴对称，也不要求围合成院。由于供奉的佛像单一而高大，所以主要佛殿多很高大。尤其佛塔沿袭了东南亚缅甸泰国佛塔的形式，一座葫芦形的主塔居中，四周围绕着多座小塔，它们好似一丛破土而出的春笋，散布在西双版纳的田野上，显得活泼而富有生气。

土地崇拜是中国原始自然崇拜中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土地神也成为中国广大百姓普遍供奉的神之一，供奉土地爷的土地庙遍布城乡各地。据《京师乾隆地图》记载，当时作为都城的北京城内有土地庙四十余座，数量之多仅次于关帝庙和供观音菩萨的寺与庵，位居第三。在广大农村，土地庙更数数不胜数。
乡村土地庙的特点，—是规模小，二是所：十分贴近。它们有的建在田间，只有—开间的庙在位置多与百姓生活堂，只容得一二人进去烧香祭拜；还有建在路边的更小，它好好比是一座土地庙的模型，里面也有一座泥塑或者石雕的土地神像，路过的村民只需站在村道上点几支香插在庙前就可以了。广东东莞南社村的土地庙设在住宅区一条小巷的顶头，只有一间小屋，里面放有一张供桌，上面供着土地公和土地婆的塑像。庙门敞开直对小巷，不设门扇，门上贴着“神德宫”三个大字，左右对联写着：“公公公十分公道，婆婆婆一片婆心。”也许是这“十分公道”和“一片婆心”打动了村民，所以庙虽小，但香火不断。在山西、河北的农村里，经常可以见到在村民住宅大门内的影壁上，或者在砖窑洞的墙上设有砖造的小龛，龛内供着土地神。讲究的龛上还附有砖雕装饰，这类土地神龛与百姓的生活更加融合。

东山关帝庙
明神宗加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三界伏魔大帝”，使关羽从一名武将变成了人间的“帝”与“大帝”，成了朝廷和民间共同供奉的神明，于是城乡各地出现了大量的关帝庙。
山西沁水西文兴村的关帝庙位于村口的显要位置，设有檐廊的庙门正对着村口的山道，庙里除了供奉关帝塑像的大殿外，还设有一座戏台，屋顶上用彩色的琉璃瓦装饰，成为村口多座庙、阁、祠堂中最讲究的一组建筑群体。山西介休张壁村的关帝庙也位于村口的主要位置，庙里留存的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石碑《关帝庙重建碑记》中记载：“我等遭明末之时，贼寇生发，寝不安席，附近乡邻俱受侵凌。遇有贼寇来攻，吾堡壮者奋力抵敌，贼不能入。贼曰：汝村中赤面大汉乘赤马者是何处之兵？我等曰：请来神兵剿灭汝寇也。贼自相语曰：神兵相助，村中必有善人，遂欲退去。村民说这位赤面大汉便是关帝，于是特在村口建了这座关帝庙不论这段记述是否真实，但都反映了关圣帝在广大百姓包括贼兵心目中的神圣位置。如今的这座关帝庙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年，又经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和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两次整修。庙有正殿三间，左右各连着一间耳房。正殿前有一座三开间的献殿，中央开间向前突出一间抱厦。正殿与献殿前后紧挨着，几乎相连，原来在正殿耳房的前方分别有钟、鼓一座，现已不存。
在乡村的关帝庙除了数量多之外，还有一个特征是它的兼容性，即在同一座庙内不但供奉着关公，还同时供着其他神仙。张壁村的这座关帝庙，正殿中央供着关帝塑像，左右有手捧帅印的义子关平和手扶青龙偃月刀的副将周仓，这样的布置已经成了关帝供像的标准格式。但在正殿两侧的耳房里一间为蝗虫庙，另一间为山神庙。浙江武义郭洞村村口那座海麟院，前厅中央供关帝其左右有土地和火德星君王灵官之像，后厅却供着南海观世音菩萨之像。广东东莞南社村的关帝庙也建在村口大道的一侧，便于邻近村落村民的祀拜。这座规模不大的庙堂内，最兴盛时竟供有各路神仙达36位之多。除正中央关帝及关平、周仓的塑像外，同时供着文昌帝、道教北五祖之的吕洞宾华佗先师、财神、土地公婆、子衣神等等，除此之外，庭院内还有一棵大石榴树，石榴多子象征着多子多福，家族兴旺。众多的神仙自然迎来了远近各村村民的祭拜。除了关帝生辰日和其他传统节日的集中祭祀外，平日也有零星的香客。村民的祭拜分两种形式，一种是遍拜，即首先向正厅中央的关帝祭拜，然后从正厅的左侧到右侧，左耳房到右耳房，门厅的左边到右边，即按照传统的左昭右穆次序祭拜各路神仙。另一祭拜形工式是有目标地祭拜。求发财致富的拜财帛君，求医祛病的拜华佗先师、医冷大帝、生痘相公、麻痘姑婆等，求一方拜土地公土地婆，求生贵子的不但拜子衣神，记还要去庭院的石榴树根上培一铲土。所以每逢年节，关帝庙的管事都要预先多挑几担黄土在院内备用。
关帝庙的这种兼容性，与其说是关帝圣君具有的宽容，还不如说是广大村民在信仰上的功能需求。当然也有例外的，浙江永嘉楠溪江西岸村有一座小关帝庙，位于村口的路边，只有三间正殿前侧有两间厢房，用石墙相围成院。由于村民求生贵子的需要，在庙里要供奉一座娘娘神，可能考虑到关帝单独与娘娘神共处一厅不妥，所以把关帝神像请到别处，而将这座关帝庙改为娘娘庙了。

神仙庙堂在中国古代的农村，广大百姓的精神生活就其最初的源起来讲，多产生自物质生活，为了避免和消除生活中的天灾人祸，因而产生了原始的自然神和各路神仙的崇拜与信仰。人们为了祈求风雨顺农业丰收而去祭拜龙王；为保—方家园的平安而拜土地神调为求多子多福而拜子孙娘娘；福、禄、寿、喜是广大百姓的普遍人生追求，因而产生了福神、喜神和禄星、寿星；沿海百姓最关心的是出海打鱼的安全，因而有了妈祖的祭祀；而最受百姓喜爱的自然是无所不保的万能神仙关帝。所以在乡村众多的神庙中关帝庙和土地庙是为数最多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农村百姓的精神信仰可以说功利性很强，因而形成多元化的现象。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得到很快的传播。在农村，可以看到成千上万手执佛珠、口中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的妇女，她们在佛教节日可以远行几十里路到深山佛寺去烧香敬佛，但真正削发为尼出家入佛门者极少。她们把佛也看作能够解脱人间现实生活中种种苦难的一位神仙，佛教在她们多元化的信仰中也只占一席之地。

祠堂作为宗族的代表性建筑，又处于村里的中心位置，所以很注意本身形象的塑造。由于祠堂多以门厅面临街巷，大门多开设在门厅正面，所以这种塑造往往集中在祠堂大门的形象上。在前面介绍的几个村落的祠堂上，我们已经看到各种不同形式的祠堂大门，有简单朴素的郭洞村何氏宗祠大门，有南社村祠堂门廊式大门，也有诸葛村祠堂牌楼式的大门。在这里将介绍更多地区农村祠堂的大门，从它们不同的形象上可以进一步看到祠堂形态的多样性。
在前面介绍乡土住宅时已经说到，山西的住宅都是灰砖墙和青瓦顶，这里的祠堂也是这样。山西临县碛口镇西湾村的陈氏宗祠是三间窑洞房，中央开间为祠堂门，窑门前加了三开间的檐廊，柱梁间有雕花雀替，山墙墀头有砖雕，使大门显得突出。窑洞前院的院墙上还有一道院门，门头高出院墙，门上方有一块书写着“承先启后”四个大字的门匾，造型朴实。山西襄汾丁村的丁氏宗祠大门更简洁，三开间的门厅前设檐廊，除两侧山墙头上有一点点装饰外，梁柱上均无雕饰，大门设在中央，既无门头也没有门脸，只有两扇门板上的门钹、看叶组成具有装饰性的图案。
浙江永嘉楠溪江农村的住宅造型朴素无华，这里的祠堂具有同样的风格。西岸村的大石祠堂规模不小，前后三进，两进天井里还设有水塘，但它的大门只是一座院墙门。单开间的大门，上用简单的悬山屋顶，两侧以八字形短墙连接着院墙；短墙石墙基，白灰墙面，上面开有花窗，在左右护卫着大门，造型既朴素又很突出。
大型祠堂或稍为讲究些的中小型祠堂多喜欢用牌楼的形式装点大门。牌楼式的门有砖造和木造两类砖造的是用砖砌造出牌楼的形式贴附在祠堂大门四周的墙面上，形成牌楼式的门脸装饰。前面介绍的诸葛村春晖堂和雍睦堂大门都是单开间三顶的牌楼形式。江西乐安流坑村屯田郎公祠和江西婺源洪村三昼堂都是三开间三顶牌楼式大门。
浙江永康厚吴村吴仪公祠和安徽绩溪朱氏公祠都是三开间五顶顶牌楼式大门。它们虽然都由砖材制造，但在屋顶形式上有的屋角平缓有的起翘很高；在牌楼的梁柱雕刻上也有多与少、精细与粗略的区别别。这些在造型上的区别既反映了各地区风格的特征，也表现出设计制造水平的差异。
木造的牌楼式祠堂门，都是把门厅的中央部分一开间或者三开间的屋顶抬高，连同厅堂的柱子做成牌楼，木柱子上架枋，梁枋上排列斗拱支撑上面的屋顶，全部由木结构构成。江西婺源黄村黄氏宗祠和汪口村俞氏宗祠的大门都是四柱三开间三顶牌楼式，安徽绩溪胡氏大宗祠是五开间五顶牌楼式。婺源、绩溪同属古徽州地区，这里的建筑具有造型严谨而端庄的特征。福建连城培田村久公祠的大门也是四柱三开间三顶木结构牌楼，它开间不大，但三座屋顶却挑出很远，屋檐下斗棋造型奇巧，表面附木雕，在大门两侧的开间上还各有三扇雕刻十分繁杂的格扇这座祠堂大门表现出福建地区建筑所特有的那种重形式、喜好繁缛雕饰的风格特征。

新叶村祠堂新叶村位于浙江建德市，是叶姓氏族聚居的血缘村落，在本书的第四讲里介绍了它的村口布局。在这座人口兴旺又讲究风水学的村落里，据《玉华叶氏宗谱》记载，曾先后建有大小祠堂十余座，但目前保存完好的只有三四座了。其中的有序堂为宗族中外宅派的总祠堂，由门厅、中厅、祭厅三座厅堂和两进天井组成狭长形平面，门厅之后有一座戏台，祠前还有一池水塘。它位居全村中心带，成为村里最重要的一座祠堂。
在这座祠堂里除了祭祀本派的祖先外，每年阴历三月初三还要举行迎神、祭神活动当天早上，由本房派族人组成的迎神队伍齐集有序堂内，由祠堂出发，举着彩旗，敲锣打鼓，穿过村里的街巷，行进到村外的五圣庙，请出庙中供奉的三圣（协天大帝、白山大帝和周宣灵王）的小型木雕替身像，将它们置放在樟木制成的神轿中，隆重地迎回祠堂。此时阳春三月的江南油菜花盛开，彩色的迎神队伍行进在一片碧黄交错的田野中，给新叶村增添了—道亮丽的风景。队伍回到祠堂，把三圣木雕神像供放在中厅。这时已经等候多时的族人，拿着香烛与供品，排着队伍开始拜神，一家接着一家，厅堂中烛光点点，烟雾弥漫，组成一幅神圣的画面。与此同时，祠堂里面戏台上从外乡请来的戏班已经开锣唱戏，文臣武将有唱的有武打的，台下人头攒动。前厅唱戏，后厅祭神，祠堂里好片热闹。但是更热闹的还在祠堂外面。与迎神同时进行的是商贸集市，日用百货、小食摊贩排满了有序堂外的水塘四周。集市吸引了远近乡村的村民，这里更是人群拥挤，热闹非凡。
迎神活动每年轮流在一座祠堂里进行，三月初三迎神，在祠堂里供奉至第二年的二月初二，将三圣神像送回五圣庙，一个月后再迎迎至另一座祠堂。迎神之后，有序堂恢复了平日的安静，白色的的厅堂高墙，祠堂前一片水塘，村民在塘边洗涤衣物，老人坐在临水住宅的门槛上聊天，耕地的水牛在塘水中休息，好一幅田园风光画面。祠堂，原来为祭祖的神圣之地，但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它已经与村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了。

在浙江武义县的郭洞村，位于村中心位置的何氏宗祠是何氏家族的总祠堂，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609年），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它的平面布局与其他祠堂一样前有门厅，中有中厅，后有上厅，即供有祖先牌位的祀厅。在门厅与中厅之间的天井里，加建有一座方形的戏台。祠堂四周皆有高墙相围，南面为祠堂大门，在这座大门上既没有砖雕门头装饰，也没有牌楼式的门楼，只是把大门上方的墙头加高，形成中央突出的阶梯式门头，门头下方嵌有“何氏宗祠”的门匾，在匾的左右和上方墙面上用黑墨绘有双龙与狮、象的形象。虽然没有砖雕和牌楼的装饰，但看上去很醒目。四周大片的白灰墙，使祠堂总体造型朴素，但由于墙高体量大，在四周的住宅群中仍显得突出。
在外观朴素的何氏宗祠里面却有一座华丽的戏台。它位于第进天井内，台背连着门厅，台身突出于门厅之外。平面方形的戏台，三面临空，便于从中厅和两侧的厢房中观看戏曲。戏台用歇山式屋顶，正脊两端和台前的两个屋角顶端都有鳌鱼装饰，鱼头衔脊，鱼身倒立，鱼尾直翘青天。屋檐下有雕花牛腿支撑，戏台顶有八角形藻井，井上每一格都绘有动、植物花饰。戏台板壁上有人物彩绘，壁上方挂着书有“清平乐”的横匾。戏台临空的三边都有低矮的木栏杆相围，栏杆柱头上雕有花饰。这座造型轻巧、装的戏台成为祠堂内视觉上的中心。
何氏族人每年春、秋在祠堂举行两次祭祖仪式。从参加人员祭台和祭品布置到祭祀过程都有具体规定。例如能进祠堂参加祭礼的必须为科举考中秀才的族人，但由于秀才太少，所以民国以后改为具有高小学历者，还有一种是用钱买得学历的监生，对于没有文化称为“白身”的族人，当年过70岁时也可参加，但只能站在中厅祭祀。关于祭台和祭品，规定供桌三张均放在后厅神龛之前，桌上置香案烛台；贡品一猪一羊放在神龛两侧。关于祭礼，规定由主祭人带领众人向神位跪拜、献酒；由专人宣读祭文；再次跪拜、献酒；燃烧纸钱；从上午九、十时开始至中午祭祖礼毕。
通过这些隆重而繁复的祭礼，无疑可以在族人中起到敬畏祖先、增强宗族内聚力的教化作用。关于参加祭祀人员的种种规定也表达出何氏家族提倡族人读书学文化的用心。但这座何氏宗祠所起的教化作用还远不止祭祖这一件事。当族人走进祠堂，可以看到厅堂的梁上挂着一块又一块匾额。匾额由来已久，古时将薄而宽的木板称为扁，书写文字于扁木上，悬挂在建筑的门头或梁上，相当人的头额部位，故称为“匾额”。匾上所书文字皆为称颂某人～事的颂词，言简而意赅，挂在某人生活或某事发生地的显要处，以起到宣扬作用。如今将族人所得匾额集中悬挂于祠堂内，不但使这些族人的德行得到宣扬，而且也对族人起到教化作用。据《双泉何氏宗谱》记载，原来在祠堂内悬有匾额九十余块，如今只剩下其中的一部分。这里有“厚德载福”松柏情操”、“善士”等宣扬德行、善行的，有“苦节幽贞”“苦节幽贞”、“节孝可风”等宣扬贞节与孝听昧行某以这狗中票名嘿的，也有“敬教劝学”、“贡元”、“文魁”等重文化与科第功的。这些匾额有黑底白字或金字，有红底白字或金字，有白底黑字，也有褐色、蓝色和绿色的，色彩鲜明，字体苍劲，它们代表着何氏族人的荣誉和历史同时也成了祠堂中显眼的装饰。
每逢年节时，宗族都要请戏班来祠堂唱戏，戏曲的内容当然离不开封建社会的礼教和伦理道德。广大族人围在戏台周围看戏在热热闹闹中不仅得到欢娱，同时也受到了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