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兴柯桥古镇的古纤道桥
全国各地都有石梁石墩桥，只不过跨有大小,墩有厚薄。至少有两条石条宽度，多层横放垒砌的称为石墩。石墩厚实，比较经得起水冲船撞。水乡江南各式桥梁很多，其中石梁石墩桥更是独具特色。夜色里。青石板桥下桨声阵阵，岸上店铺里灯影重重.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古江南景象。
江南水乡的石梁石墩桥，适应各种需要，有很多种类。有中孔高大、边孔低下的八字式或者台阶式桥梁，不仅可以桥上行人,还可以桥下通航,有的两边桥头还砌有几级台阶以供行人踏步上桥。有与河流平行的纤道桥，这是为了纤夫顶着刺骨的西北风拉纤运粮而架设的。还有与水闸相结合的涵洞桥，可以调节控制流水量。

四、济世安民通济桥
据《泉州府志》记载，泉州临漳门外笋江卜有几座古桥，‘“泉，水国也，夹以两江。笋江绾西北水入海，有石笋、顺济两桥:洛阳江绾东北水入海，有万安、乌屿二桥，皆鞭石潜犀，力相伯仲”。其中，石笋桥的年代更为久远，最初建于宋。石笋桥又称通济桥，是泉州的名桥。据明朝朱鉴的记载，宋皇佑元年(1049年)，太守陆广在石笋江修建了一座浮桥，就是石笋桥。嘉佑年间(1056-1063年)，桥断，太守卢革与本观和尚共同重修了此桥，并在两岸修建桥亭，为桥题名‘“济民”，其寓意大概在于济世安民。至宋元丰元年(1078年)，浮桥又断，转运判官谢重规再修断桥，并改名为通济桥。由于浮桥很不结实，非常容易受各种自然条件的破坏，通济桥建成后不久又毁。到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文会和尚改浮桥为石桥，前后修了将近十年，直到ll69年，这座桥才最终完工。修完后，全桥长75丈5尺(约251米)，宽l丈7尺(约5.6米)。两侧没有护栏。庆元年间(1195-1200年)，了性和尚在通济桥边又修了三座小石桥，与原桥相接，形成了现在的桥形。
宋朝王十朋曾作诗一首记录修桥过程，诗中有云:“五丁挽石投浩渺，万指山登峋嶙。辛勤填海效精卫，突兀横空廷海蜃。”五丁挽石，精卫填海，说明通济桥有可能是采用抛石筑基的方法修建的。

福建虎渡桥
三、虎渡桥重冠四海
    在福建的古桥中，安平桥最长，虎渡桥最重。虎渡桥又名江东桥，共有25个桥孔，横跨于福建漳州东40里(20公里)的柳营江上。桥的东西两边还各有一座桥亭。虎渡桥的中粱非常大，据有关部门测量，其中最大的一块花岗岩石梁长23.7米，宽1.7米，高1.9米，重约207吨。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建筑史上都是空前的记录。
    据《读史方舆纪要》引志记载，柳营江发源于九龙江，“九龙江水自华峰而来，注九江山下。为漫潭。两山如壁。流十余里，漫而不湍，渊而不测，即梁时龙跃处。南流经香州渡，又南经蓬莱峡。出两峡间，
亘虎渡桥，为东偏要害”。虎渡桥地处东西向交通的要隘，是唐宋以来泉州府通向漳州至广东的咽喉要道所在。在建虎渡桥之前，这里曾经有过一座浮桥，但是由于浮桥不安全，屡屡发生人畜落水的事故，于是就改建为木板桥，可是木板桥不能经久耐用，经常损坏，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不便。于是。当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木板桥再次被焚毁的时候，当时的郡守李韶捐钱50万，倡议修建石桥，侍郎颜颐中也捐助了资金，支持李韶的倡议，最后，大家决定任用前任郡守庄夏之子主持修建石桥，经过四年时间，建成了虎渡石桥。黄朴作《虎渡桥记》，以记录这一过程。

二、安平桥长甲天下
 福建晋江安海镇的安平桥。因长约五华里，又名五里桥，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石桥。这座跨海长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完于绍兴二十二年，桥身以及桥上“憩亭”、护桥将军雕像及碑刻等全部采用花岗石筑就。桥面的石板条长8一11米，宽与厚0.5一1米，重约5吨。这些又大又重的石板被巧妙地利用潮水涨落架装至桥上。安平桥的桥墩300多个，根据桥底水域的不同状况分别设计成长方形、船形与半船形三种形式。
在泉州市西南30公里的安海湾上有一座长达五里的石桥飞架两岸。这座桥叫安平桥，因其长达5里，民间又称五里桥，它是中国古桥中最长的石梁墩桥。
据《清源旧志》与《安海志》记载，安海湾最初没有桥，人们总是乘船往来于两岸之间。江上无桥，给人们造成很大不便。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有个叫祖派的和尚于1138年开始在江上修建石桥。当地人黄护与和尚智资都捐出万金相助。但是由于工程浩大，历经十四载，祖派与黄护先后去世，都未能修成此桥。直到1151年，当地太守赵令衿亲自主持该项工程，才最后修完此桥。该桥长811丈(2 700米)，宽一丈六尺(5.33米)。非常壮观。赵令衿亲笔题名安平桥，并作《咏安平桥》一诗以为记录:“玉帛千丈天投虹，直栏横槛翔虚空。”在这之后，各个朝代都没有忽视对安平桥的维护与修缮工作。

第二节 桥兴八闽
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古代梁桥的造桥技术越来越进步，尤其是到了宋代，随着商业贸易的兴旺发达，中国掀起了大造石梁桥的热潮，特别是福建地区建造了许多石墩石梁桥，有“闽中桥梁甲天下”之美誉。这个时期的石梁桥，无论是在长度、跨度、重量、桥型、桥梁基础等方面，还是在建造速度、施工技术上。都有一个质的飞跃，达到了崭新的水平。其中，福建泉州的造桥技术最为先进，造桥的规模也堪称一流。据《泉州府志》记载，泉州共有l10座石梁桥，其中，长五里以上的桥有四五座之多。长桥尤其要求建筑技术的高超和精湛，而在泉州，长桥很多，尤其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每年都会有一座一华里以上的长桥问世，这在当时的世界建桥史上都是罕见的。可以说，泉州桥梁作为闽中桥梁的代表，也在古今中外的建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万安桥兴万家业
泉州最著名的桥是洛阳桥，位于惠安、晋江两县交界处，横跨在洛阳江上。虽然此洛阳不是河南的彼洛阳，但是洛阳江名称的由来，却与洛阳古城有一定的关系。据说唐宣宗到泉州微服私访，在现在的洛阳江边领略了南方山川之秀美，便大发感慨“大似吾家洛阳”，于是该江便被称为洛阳江。因而，架在洛阳江上的桥也就因此得名洛阳桥了。洛阳桥又名万安桥。
据《名胜志》记载，万安桥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古渡，叫万安渡。人们往来过河都是从这里摆渡。到了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当地人李宠在此修建了一座浮桥，为河两岸的交通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万安渡水宽五里，上接大溪，外临大海，每逢海风肆虐.波涛翻滚，浮桥就无法使用。于是，人们都希望把这座浮桥改为坚固结实的石梁桥。到了1053年，当时的郡守蔡襄开始在浮桥故址上修建石桥，耗时18年。修成后，万安桥长三百六十余丈(一千二百余米)，宽一丈五尺(5米)。有47个桥孔。左右有扶栏，桥上造南北中三亭。桥下面养牡蛎以固结石基。

三、沣桥遗迹
沣桥也是秦梁汉柱中一座具有代表性的桥梁。它坐落在长安西南三里的沣水之上，因此又称三里桥。现在这个地方就是长安县灵沼乡管道村旁半公里处，俗名梁家桥。关于沣桥的始建年代，说法不一。但是由于沣桥坐落的地方是汉朝从长安去咸阳的必经之路。那么早在汉朝就应该有桥架在沣水之上了。
关于沣桥正式的历史记载，是从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开始的。这个年代应该是沣桥重建的时间。明弘治五年(1492年)又对沣桥进行重修。重修后的桥梁是一座木桥，长一丈五尺，宽约二丈余。清代。人们把这座木桥改为有27孔的石轴柱桥。这座桥有4层石轴柱，每层6根。石柱之间用铁条加以箍靠，目的是为了增加桥的稳定性和抗水冲击的能力。8根木梁并列，柱顶横排两根横木。上托8根小木，再铺木板，填上灰土，铺上桥面。这座沣桥修建的很气派，在其两端还有排楼。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曾经多次维修保养该桥，因而桥况良好。不过，由于日常管理的松懈，当地居民在桥下大量采砂，导致河床逐年下陷，天长日久，桥墩桩都露出来了。1986年发洪水，沣桥轰然倒塌。石轴残石，散乱地堆积在岸边。其实，在历史上这座沣桥与西安西南的普济桥、灞桥、桥共同构成关中地区的桥梁系统，不仅在交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中国的桥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今变成一堆乱石，不禁令人惋惜，一座历史古桥在这个世界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甘肃省定西市西南部的渭水源头
二、渭桥伤别
在咸阳旧遗址城附近的渭水上.有三座闻名中外的多跨木梁木柱桥—中渭、东渭和西渭桥，习惯上被称为渭水三桥。由于年代久远，史料记载又众说不一，因此三桥的修建年代无从可考。只能大致整理出其修建和演化的过程:春秋时代，秦国兴起于渭水上游，后来建都咸阳，据文献记载，当时的咸阳就有渭水穿城流过，其时水上己经修建有桥。到了汉代。由于项羽火烧秦都，秦都城损毁严重,汉天子移都长安东南，至唐代不断扩充长安都城规模。与此同时。汉代在渭水上又建造了东西两座桥梁，咸阳渭桥恰在其中,故又称中渭桥。至此形成了“渭水三桥”的格局。唐朝虽对其多次改建，仍为三桥并存。《唐六典》卷七记载:“(天下)木柱之梁三，皆渭水。”
下面我们对这三座桥的情况分别加以介绍。
1.中渭桥
渭桥的发展变化上面作了简单解说，那么它的确切修筑年代是什么时候呢?这要从最早兴建的中渭桥来考察。关于中渭桥的修建，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1)为秦昭王所建。《括地志》称:“秦于渭南有舆宫，渭北有咸阳宫。秦昭王欲通二宫之间，造横桥长只百八十步。”
（2)《初学记》中有这样的叙述，“始皇帝即位。在渭南作长乐宫，桥通二宫……渭水贯都以象天河，横桥南渡，以象牵牛。”可见，始皇为显天子尊贵，将渭河喻为天上银河，为效法牵牛星座而修建了用来沟通长乐官和咸阳宫的渭桥。
(3)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修建了中渭桥。孙星衍校本《三辅黄图》中有这样的记载：“咸阳古城，自秦孝公、始皇帝、胡亥并都此城。始皇帝兼天下，都咸阳，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桥广六尺，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桥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冯栩主之，有令丞各领徒一千人。桥之北垒石水中。”
究竟哪一种说法更具有说服力，只有各位读者自己揣度了。
《水经注》里记载了中渭桥的全貌，桥全长约525米，宽约13.8米;由750根木柱组成了367个桥墩;68个桥孔，平均每孔跨径7.72米。中间桥孔跨径达9米;在木柱桩装群上加盖顶横梁，组成排架墩。再在排架墩上搁置大木梁，然后横上木桥面，桥两侧设有雕花木栏杆。中间桥孔高而大，两边桥孔低而小，成八字形，既能使高大的楼船顺利通过，又可以迅速排除桥面雨水，防止木板桥腐烂。两端竖立华表、水妖石雕、石灯柱等。

三、历史悠久、拆装方便的帐篷式居所
帐篷自几千年以前在中国问世以来，一直受到许多少数民族的喜爱，那些以游牧生活著称的民族对它更是情有独钟。在浩瀚的内蒙古大草原，蒙古族牧民将它称为“蒙古包”；在辽阔的新疆牧场、哈萨克族牧民称其为“毡房”;而在一望无际的青藏高原牧场，藏族牧民则亲切地将它称作“帐房”。经过历史长河的不断洗礼，帐篷终于以“帐房”的形式成为藏族牧民的传统住房。藏族牧民最常见的帐房为黑色，所以过去国内外的许多考察者和旅行者都称其为“黑帐房”，甚至以此代指一些地区的藏族人。这种帐篷外的遮盖物是用耗牛毛捻线编织而成毡毯，内用一根横梁、两根立柱支撑，形成一座座或为长方或为椭圆的无窗帐房。帐房不但在搬迁和搭建上具有极大灵活性，其规格大小也是多种多样。此外，帐房的颜色其实也不仅仅限于黑色，还有洁白素雅的白布帐篷和造型华贵、装饰图案鲜丽的彩色帐房。帐房的式样也是不一而足，有平顶式，也有尖顶式，有马脊式，还有圆顶式。而那种帐顶恰似骆驼双峰的豹皮帐房更是令人啧啧称奇。
内蒙草原上的蒙古包和新疆牧场上的哈萨克族毡房与藏族的帐房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奇特、明快的风格，使蒙古包外观典雅漂亮;简洁、省料的建筑工艺，又使蒙古包实现了建筑技术与艺术美的高度统一; 一件件拆装方便的“组件”，则使这种建筑随时可以迁移到他地。哈萨克族人的毡房以白色毡子建成，里面布置得十分讲究，所以被人们称为草原上的“白宫”。毡房的建造方法和装饰均具有浓厚的哈萨克民族特色，其主要构件均为就地取材，包括羊毛擀成的毛毡、红柳木栅栏、木撑杆、圆形圈顶和毛线连结编织的岌岌草帘墙篱。同蒙古包相同的是，这种毡房的拆装搬运也很便利。连接墙体和房架的彩带、精雕细刻的门框和色彩鲜丽的墙围，使毡房如同一座艺术殿堂一般美丽。
藏族帐房的规格
    藏族帐房有多种规格。小的帐房面积可以只有10平方米左右甚至3-5平方米，大一点帐房面积则可达二十多平方米，但这并非最大的帐房。在西藏那曲地区安多县的丹堆乡，有一座始建于1654年的柏尔贡巴寺，其大经堂、佛殿以及僧舍均为帐房，是座名副其实的“帐篷寺庙”。这座寺庙的大经堂用了80根木柱作为帐篷的支架，可同时容纳二百多名喇嘛集会诵经，景象极为壮观。更有甚者，青海海北州祁连县境内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时曾有一座阿力克大寺，寺内的帐房大经堂面积竟达数百平方米，可同时容纳近三百名喇嘛叩头诵经，规模更是无与伦比。

北京胡同
二、饱含传统风情的民居
    中国城市中的传统民居建筑区通常都要特意留出通道。以便人们出人这种通道的名称，可用“南巷北胡同”来概括。那么提起北方的胡同，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北京。
    构成中国北方胡同的“细胞”，是一座座左右相邻接的宅院。在这些宅院中，属四合院最能体现出中国北方传统民居的特色。四合院是中国华北明清时期住宅的典型，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四合院历史久远，至迟到汉代便已逐步形成，唐宋时已广泛使用。到明代则已臻
完善。现在北京存留的大都是清代建造的四合院。“四合”是指东南西北四面的屋子围在一起形成一个“口”字形，当中有院，所以叫“四合院”。四合院按规格可分为多种，如“大四合”、‘“小四合”等，房屋和院落按照南北纵轴线对称布置。四合院的院子比例大小适中，冬天可允许日照入室，庭院又可作为户外活动场地，这种平面布局和建筑做法都考虑到了适应北方比较寒冷干燥的气候。大型的四合院按南北轴向可达三进院乃至五进院，横向也可以并列院落。四合院结构方整，院子四周由房屋墙垣包围，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这既符合中国传统家族的形式和过去封建社会家庭生活中要区别尊卑、长幼、内外的礼法要求，
又给人以安全、和谐、宁静之感，是和平、安详、幸福生活的象征。四合院的房舍往往遮
蔽在高大的槐树、榆树、杏树下，绿荫掩映，人们还喜欢在院内栽上紫丁香，以取“紫气
东来”的祥瑞之意。而雕饰讲究的影壁、院内陈设着的大鱼缸和盆景花草，无不让人对四
合院发出羡慕的赞声。幽闲的情调，宁静的气氛，舒展的起居，宽敞的院落，从容的四时，这一切构成了四合院的神韵。
    在中国、建有“影壁”的传统民居不仅限于北方的四合院，其他地区的民族传统建筑
中也可以发现它的“踪影”，云南白族的村寨就是一例。白族人的传统民居，多为独立的封闭式住宅，四周围有高墙，一家几代全居住在内。房屋的形式都是方方正正的，称为“方楼”，其布局多为“三方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式。这些房子的朝向也很特别，都是坐西朝东.以适应这里常年偏西大风不断的气候，门楼内则都建有一堵类似于北方四合院里的影壁结构的照壁。又称“风水壁”。照壁作为白族人建筑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增强空间层次感的效果，使人不致对门内院落屋宇一览无余。白族人素有喜爱美化自己住宅的传统，除了在照壁上绘画之外，还要用木雕、石雕、彩泥塑和水墨画等对房屋建筑加以精心装饰，表现了白族人的高超技艺和爱美心理。庭院之内再栽竹插柳，种树养花，使整座住宅绿叶掩映，恬静幽雅.令人赏心悦目。
北京胡同趣谈
北京城里的胡周既反映了这个城市的历史沿革，又展示了当地的社会风情，因而被称为北京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有人还总结出了北京城的许多“胡同之最”，其中包括最短的胡同是琉璃厂东口的一尺大街，长仅十余米(现已并入杨竹梅斜街)；最弯的胡同是珠市口西南面的九弯胡同，呈九曲回肠之状。实际上有13个弯;最窄的胡同则当数钱市胡同，最窄处只有40厘米，两人相遇的话，须得有一个退到住户的门洞里。另一人才能过去。北京胡同的名称也五花八门，很有讲究，许多名称中还蕴含着珍闻典故。有的胡同因人而得名，如刘兰塑胡同;有的因形而得名，如小扁担胡同、狗尾巴胡同；兵马司胡同、帅府胡同等，则说明这里过去是衙门府库的驻地。最美的胡同名，当数“百花深处”胡同，相传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有张氏夫妇在此一带种菜为业，渐有积蓄，遂养花开园，终成一景，胡同就此而得名。还有人曾专门以北京约胡月名编成谜语:北京城的胡同中，谁最重、谁最轻、谁最黑、谁最白?谜良分别是铁狮子胡同、灯草胡同、煤渣胡同、干面胡同，听来十分有趣。

第三节 安居美宅温馨乡
在中国，各族居民的住所先后经历了巢居、洞穴居和地面居等阶段，出现了窑洞、帐篷、竹楼、围屋、土木房屋、宫殿等多种居住建筑形式。
一、野趣盎然的木屋、窝铺
中国各地各民族的居住方式，历来是根据周围环境就地取材而定。过去，“土坯房子篱笆砦”曾是东北地区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同“土坯房”相比，林区的各种木屋更具东北地区的地域特色。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密林中，过去随处可见鄂伦春族人居住的漂亮木屋“木刻楞”
其搭建方法和过程是将伐倒的树干截成长短一致的原木，然后把每根原木两端砍平，再砍凿出固定规格的凹槽凸榫。接着把原木按照槽榫对接咬合起来，便形成了房屋的四壁。只要用泥把原木之间的缝隙堵严，.安上门窗，顶上覆盖上木板，别具风格的山林住房“木刻楞”就建成了。屋内的树墩桌凳和木板睡床，透出浓烈的山间野趣，而原木墙上挂着的猎枪、猎刀和兽皮猎物。又使木屋平添了一股鄂伦春族猎人的豪放气概。在吉林长白山区，人们也是用这种方法建造木屋。由于从上往下看这种木屋的四墙如同过去水井的井框，因此有的书籍中将这种木垒房屋称为“井干式房屋”。但不同的是，长白山区的木屋外壁用泥抹平后还要用石灰刷白，屋顶不铺木板而是覆以原木劈成的木瓦。更为奇特的是，这里的木屋有的连烟囱也是利用朽倒中空的枯木树干做成，还有的是用四块木板拼捆在一起里边套抹上胶泥成为木烟囱:在长白山区的朝鲜族人村庄中，这种木板烟囱极为常见。

九、西南古栈道
在古代，穿越层峦叠嶂的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勤劳智慧的先民们早在先秦时期就在巴蜀地区创造出了跨越险峻的山岭和沟壑的各式栈道和桥梁，史书上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记载。
西南地区的古栈道因为地形地域的不同和古今差异，大抵可以划分为木桩式、木阁式、石条式、凹槽式等几种。
在西南不少少数民族的史诗和传说中，都有关于他们祖先如何踏着树干树枝，从林间的树上迁徙、狩猎的故事，如白马人进入水晶地区，基诺族迁往现居基诺山的传说，独龙人如何从怒江边移向独龙江流域等等。因此，一些史家推断，最早的栈道，有可能是建筑在树桩上的。如1984年四川省交通厅编印的《四川古代道路资料》一书，就认为早期通过林区的道路，乃是将大树砍去而留下等高的树桩，再在其上铺木板和树枝而成。今滇西芒市景颇族与德昂族聚居的三台山等地，还可以见到这类几已绝迹的木桩道。三台山一列列相邻未铺板的巨大圆木柱，大约便是此类树桩栈道仅存的孑遗之一。
栈道中最普遍的一类是在悬崖峭壁的石壁上凿孔，安上木架或者石架，上面搭木板或石条作为通道。这种栈道大抵是一边靠山一边临壑。因山势陡峭挖削不易，人们才创造出这类省工的筑道方式，它很可能与山地居民傍山而居的吊脚式房屋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蜀中栈道多属于这一类。这类木阁式栈道最为著名的是三峡、川陕间的一些通道，其中大的甚至可容车骑通行。如今，由于木材容易朽烂，保存完整的木栈已不多见，但在古道经过的地区，崖壁上的栈孔比比皆是。在都江堰市、邛崃、芦山大岩峡、越西小相岭（汉灵关道）、冕宁泸沽峡、汉源清溪峡等地段，至今还可以看到崖壁上留下的众多的栈孔。依壁架设的石栈残留至今的，仅四川省天全县境始阳道等处还有数段，是在石桩或天然岩石突出部位架以石板或条石相接而成的。
另一类在悬崖上开凿的凹槽式石栈，是在悬崖上凿出凹槽供人畜行走。这类栈道耗费工时非常大，需要有比较强的凿岩能力，应当是铁制工具出现后的产物。但凹槽式栈道所使用的寿命较木阁式长久，现代的山区公路也常常采取这种形式。西南蜀布之路东干道的高县、盐津县境，西干道的邛崃、清溪及金沙江岸等处，尚存此类凹槽式石栈。
由于湍急的水流千万年的切割，使西南地区不少峡谷成为最难通过的地区。人们必须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甚至若干代人的时间来开山劈石修筑栈道。在芦山大岩峡、汉源清溪峡、冕宁泸沽峡等地，人们都是依凭陡峭悬崖上的危栈行进，上仰一线青天，下临不测深渊，傍着在乱石中咆哮奔腾的湍流。在这里，人类每前进半步，都要留下带血的足迹。
在青铜器、尤其铁器被广泛使用后，人们凿筑道路的能力大大增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加强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的联系，开筑了由道（宜宾）入黔、滇的道路，因道宽5尺而称五尺道，道上马不能并骑。至汉代所辟筑的蜀身毒道，却能让使吏之车沿萦回九折的山路翻越大相岭。《汉书》与历代《清溪县志》、《荥经县志》等都记载有汉代官员王尊、王阳驾车越过大相岭南下赴任的故事，即历史上所谓“忠臣叱御、孝子回车”。由此可见，两汉辟筑西南丝路诸道远胜于秦代，它充分反映了汉代经营南中的卓越成效。
从唐代到明清时期的西南蜀布之路，常宽达8尺以上，在现存的干道上还遗存颇众。明清所筑的石板道、石梯道，虽经历代修补，但从各地修路碑及方志来看，大约都遵循旧制，没有大的变更。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一些车道至后世却变成了石板梯道。当然，这并不是退化，应是人们在实践中感到车行此类山道的艰难迂回，反不如马帮背夫切实便利。
由于千百年来马帮、背夫行经其上，畜蹄和背夫的杵杖在石板道上留下了无数深深地蹄印杵窝。在大相岭、石门道、清溪峡、高黎贡山、博南道等残存的古驿道上，随处可见深达数寸的蹄迹。尤其在山道上坎或拐弯处，畜蹄往往只能踏在相同的点上，致使蹄窝更见深大，为我们留下这类用脚写下的历史中最令人震撼的篇章。

　　八、唐代新开的道路
　　1. 参天可汗道
　　隋唐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有突厥及铁勒各部族、回鹘、契丹等。隋唐王朝无论是同北方各族进行贸易、聘问、和亲，还是进行战争，都曾与北方各族有过密切的来往。来往频繁，自然交通道路是不可少的。由于北方自然条件较差，加以地广人稀，道路所经地区的变动很大。史籍记载，隋唐时期北方各族来往较为重要的道路有参天可汗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唐太宗在发兵破灭漠北薛延陀后，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在漠北设立瀚海、燕然、金微、幽陵、龟林、卢山六个都督府和皋兰、高阙、鸡田、榆溪、鸡鹿、林、颜等七个羁縻州，由漠北各部首领为都督、刺史。后又设立燕然都护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以总管六府七州，辖整个大漠南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回纥等部首领入朝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唐太宗诏准，自碛口沿阴山山脉西端向北直通漠北，正式辟为驿道。
　　参天可汗道，即回鹘道，在《新唐书？地理志》中称为中受降城路。回鹘道是中受降城经今包头市北昆都仑谷口、明安川、太佘太乌不浪口、乌拉特中后旗到蒙古共和国的一条大道。这条路早在汉代已是著名的阳道。回鹘与唐朝长期友好相处中，几乎全赖此道互通往来。如回鹘兵出呼延谷（今昆都仑沟）援唐，平定安史之乱；阻击阿史那从礼叛军；配合郭子仪收复长安和东京等军事行动，特别是唐朝三个公主嫁到回鹘，聘问礼赐，开办马市交易，以及旅居长安的回鹘使者、商贾等多取此道。
2. 梅岭古道
唐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唐玄宗下诏令张九龄在韶州的大庾岭开凿新路。张九龄在《开大庾岭路》一文中说：新路未开通之前，“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曲折狭窄的山径极为险峻。筑路之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说明这条交通要道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