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尘马迹寻古道(七)魏晋至隋代的道路

七、魏晋至隋代的道路
  1. 傥骆道
  傥骆道又名党骆道、骆谷道,此道北出骆谷,南傍傥水河谷,因而命名傥骆道,是穿越秦岭、连通关中与汉中最近捷的古道路。骆谷是秦岭山脉中的一条长二百公里的峡谷,北口在今陕西周至县西南部,循着骆谷水、傥水的河谷曲折南行而至汉中地区的洋县,全长378公里。傥骆道开发比较晚,最早的记载是三国魏曹爽出兵经过此道攻蜀。据《三国志?魏书?曹爽传》,魏齐王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曹爽、夏侯玄取傥骆道大举伐蜀,蜀军据守兴势(今陕西洋县),魏兵无法前进,被迫撤走,失亡甚众。延熙二十年,姜维曾自傥骆道北上。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钟会率军分别由斜谷、骆谷伐蜀。唐朝初年,傥骆道曾经重新开通,中唐时往来者比较多,唐代德宗、僖宗避兵火,均经由此路至汉中、四川。五代后就逐渐荒废了。
  傥骆道虽然比较短,但需要翻越高山峻岭,沿途艰难异常。骆谷附近有著名的十八盘山和老君岭,地势升降起伏大,谷中道旁常有野兽出没,还长着有毒的植物,行人视为畏途。
  傥骆道一线的栈道、栈桥、摩崖、碑刻等遗存共发现五十处,主要分布于西骆峪河、黑河、水、傥水等河谷。其架木或架石的栈孔多开凿于河流一侧的崖壁上下,个别地点的栈孔多达70余个。栈孔以方形和圆形为主,也有呈马蹄形、三角形的。栈道的修造方式有平梁立柱式、千梁无柱式、依坡搭架式及凹槽式路面等,部分路段今仍使用。这些遗存,是研究中国古代陆路交通的宝贵实物资料。
  2. 米仓道
  从汉中往四川,另一条古道就是米仓道。这条道路循汉水支流濂水谷道和嘉陵江支流巴江谷道,到达四川巴中地区,因经过米仓山而得名。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汉中张鲁为曹操所破,自南山而入巴中,即由此道行进。南宋理宗宝六年(公元1258年),蒙古军队分三路由北而南攻取四川,亦经此道。
  3. 阴平道
  从甘肃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东南,穿越岷山山脉,至四川平武县东、江油等地的栈道,叫阴平道。这条路自剑阁西侧,绕开剑山,经绵阳、绵竹等地,直趋成都,是为捷径。三国时,魏将邓艾伐蜀,在原有的山间小道上,束马悬车,作栈阁,开凿成栈道。平武县在蜀汉时为江油戍地,置有江油关。这条古道因山径异常狭窄,行路人自北而南,担在左肩上的担子无法移至右肩,故而又名左担道。很多商旅均视之为畏途。

车尘马迹寻古道(六)两汉时期开辟的道路

六、两汉时期开辟的道路
  两汉时期新开辟的道路,主要有通往秦岭以南的夜郎道、灵关道、回中道、子午道,通往北方地区的飞狐道,五岭以南的交趾道以及湘南“峤道”、五原赛道等。
  1. 夜郎道
  夜郎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古国。汉武帝经略西南时,在夜郎地设柯郡,以且兰(今贵州福泉为)郡治,以夜郎县为都尉治。秦至汉初,夜郎与巴蜀、南越就有商贸交通往来,但道路险要,时常梗阻。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为加强控制南越,派唐蒙率兵千余、后勤辎重队三千余人,胁迫夜郎内附,置犍为郡(治道,今四川宜宾市西南,辖川南、黔西、滇东一带)。又发巴蜀兵卒千余人,修筑道至柯郡的道路,长500余里,合今200多公里。
  2. 灵关道
  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郎官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开辟灵关道。西南夷是汉时分布在今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及云、贵一带少数民族的总称。南夷地区包括犍为郡和柯郡,西夷地区包括越郡和益州郡(郡治滇池,今云南晋宁县)。
  灵关道又称灵光道、旄牛道,东起犍为,接夜郎道,西行至旄牛(今四川汉源县南),然后南行直抵越郡,长约480里(合今200公里)。灵光道建成后,打通了成都经旄牛、越郡通叶榆(今云南大理)、永昌郡(郡治不韦,今云南保山市)和益州郡的交通。
  3. 子午道
  自杜陵(今西安市东南)沿子午河及汉水河谷以达汉中郡(今陕西安康市)的子午道,是秦通巴蜀的重要信道。因这条道的北端由长安正南进入子午谷而得名。古代称北方为子,南方为午,正南正北的谷道遂被称为子午谷,而由子午谷入山南行的道路亦称子午道。《汉书》颜师古注:“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子午耳。”在由长安到汉中的几条栈道中,子午道全程千里以上,仅次于故道,但穿行山间的谷长有400余公里,道路崎岖,沿线居民稀少。汉代在子午道沿途没有一个县级治所,到了唐朝也只有一个石泉县。但此道形势很险要,东汉末年关中流民多由子午道南下汉中,三国蜀魏战争及以后东晋、南北朝、宋金对峙时期,子午道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直至后代,此道仍是川陕重要交通路线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人对子午道秦岭北段栈道遗迹做过调查,发现在子午谷东边沣水河谷也有多处栈道遗迹,在西边石砭谷中,栈道和桥梁遗迹更是集中。这些情况说明,子午道秦岭北段可能在历史上某个时期曾发生过改道。
  子午道沿线多栈桥,在秦末楚汉相争时被焚毁。王莽时开辟的子午道,是在旧道基础上拓展的。据《汉书?王莽传》载,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秋,王莽决定开凿子午道,从长安东南的杜陵直绝南山而至汉中。子午道自长安达汉中,长约660里(合今276公里)。
  子午道溯洵河支流的驿马月河北侧而上,至月河源头腰竹岭(俗称古磉墩)。由腰竹岭东行,顺直水(池河)而下,直抵汉中。腰竹岭南,岩石陡立,地势险峻。据《水经注?沔水》记载,此处筑有“蓰阁”,即栈道。今腰岭关等处直水西岸石崖上,尚有栈道遗迹。
  三国时这条道路是魏蜀交争的要道。《三国志?魏书?曹真传》载,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曹魏大举伐蜀,“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由于子午道崎岖难行,又逢秋季大雨,栈道断绝,军需不济,明帝不得不召曹真还军。到了南朝,梁另开新路,略向西移,即今西安市西南至宁陕县。唐代天宝年间,剑南涪州向朝廷进贡生荔枝,即由此道飞马以达长安。

车尘马迹寻古道(五)西南蜀布之路

五、秦汉时开辟的西南蜀布之路
  蜀布是指上古时期蜀地特产的苎麻布。苎麻本来就是中国特产,西方人称苎麻为中国草。苎麻原产于长江以南的低山丘陵地带,但用它纺织成布是从蜀地开始的,以后又推广到江南地区。蜀布颜色洁白,做成的衣服穿在身上既不容易被汗渍沾污,又很利于散热,所以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掸国、身毒等国家很受欢迎,大为畅销。从蜀地经过西南夷、掸国、身毒而通往大夏的商路,是蜀布、丝绸制品通往南亚、中亚的主要路线。
  汉朝南通大夏的商路比通西域的商路要早。而当通往西域的商路在东汉时期断绝的时候,南方这条商路仍然畅通。这条道路到达今云南保山之后,或者向西经过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阿富汗,或者向南经过缅甸伊洛瓦底江畔到印度洋,所以又有“南方丝绸之路”之称。但这条道路常年输出的大宗商品是蜀布与丝绸制品,所以近代学者仿照“丝绸之路”的名称命其为“蜀布之路”。
  汉朝的蜀布、邛竹杖早就远销大夏、身毒。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及《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归来,说他在大夏见过蜀地的布和邛地的杖,大夏人告诉他是商人到身毒国买来的。张骞极力建议汉武帝派人寻找通往身毒国的捷径。汉武帝命张骞、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分为四路出发,一路由出发,一路由冉出发,一路由徙出发,一路由邛、出发,去寻找通往身毒的道路。
  “出”,是从水河谷(今四川理县杂谷脑)西行;“出冉”,是从黑水河谷(今四川黑水县)西行;“出徙”,是从天全河谷(今四川天全县)西行。这三条路都在蜀西,要横渡水(今大渡河),进入不服从汉王朝权威的羌族部落,所以寻路人中途受阻。“出邛”,指邛都(今四川西昌);“出”,指道(今四川宜宾一带)、夜郎(今贵州安顺一带)。这两条道路都在蜀南,必须通过滇国,是前往身毒的捷径。早在滇王垄断西南夷商业时期,通往身毒的商路已经打通。巴蜀的作坊生产的蜀布和铜器、铁器,大量输入邛、滇,永昌(今云南保山)成为巴蜀与身毒的贸易中心,随着官道的延伸,交易的地点也远至今属缅甸的密支那。
  蜀布之路的路线大致是从蜀郡治所成都(今四川成都),沿着灵关道到叶榆(今云南大理市),或者从道通过夜郎道至滇池前往叶榆。到叶榆后,沿着永昌道(或曰博南道)经过永昌、腾越、古永到达密支那,约合今天1253公里。
  从远古辗转相通的蜀-身毒道,经过秦汉的经营,开始成为郡县相连、驿路相接的西南蜀布之路。蜀布之路的两条干线–南道和西道,在汉王朝的地域内跨越了蜀、犍为、朱提、柯、越、益州、永昌等大郡的数10座州县。众多的邦国部族,分别由南越、瑞丽、腾冲、盈江等口岸出境,经过缅甸和印度,在中亚与西北丝路会合。其间虽有一些支道和复线,但2000年中间的官驿和现代的公路、铁路大都沿两条古道的干线行进。下面对道路所经之地及其历史,作一概略的介绍。
  1. 南道
  南道又可分为岷江道、五尺道。
  岷江道从成都沿着岷江向南到宜宾,传说江边崖上的道路乃李冰火烧而成。因为宜宾为汉道县所在,所以此道又称为道。

车尘马迹寻古道(四)秦代的主要交通干线

四、秦代的主要交通干线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实现统一之后,分天下以为36郡,为了巩固统一,急需加强交通。于是立即致力于全国交通网的建立,在战国交通的基础上,“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经过修整与沟通,将全国道路纳入以全国为规模的交通系统之中。
1. 秦直道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六国年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蒙恬督师修筑自云阳直抵长城脚下九原郡治的道路,全长1800里,合今约751公里(汉制每里折今417.5米,以下同)。修筑道路时,逢山开山,遇沟填平,大体南北相直,一般道宽20米以上,是京城咸阳至北部边塞九原最接近的道路,故称“直道”。
直道南起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梁武帝村),沿子午岭北行,经今陕西淳化县鬼门口、旬邑县石门关、黄陵县艾蒿店沮源关、古道岭、富县槐树庄、张家湾西侧、甘泉县桥镇乡方家河村、志丹县安条林场、侯氏乡等地进入安塞县境,又沿横山南麓经今子长县北境、子洲、米脂、榆林等县西境,穿过毛乌素沙漠,进入鄂尔多斯高原,过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北,东胜县西侧,在昭君坟东侧渡过黄河,达九原郡(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孟家湾)。这条直道一半修筑在山岭上,一半修筑在平原草地上。其中蜿蜒在子午岭山巅的一段路线,完全沿山脊直行,遇到河川切断山岭处,下了岭坡,旋即上梁,很少在川道中盘桓,敷设别具一格,是名副其实的“山脊线”。
直道为什么以云阳为起点呢?因为云阳距国都咸阳不远,其间有往来方便的交通大道。咸阳至云阳之间修有驰道,道的两旁都筑起了垣墙,又称甬道,车辆驶过如同穿行巷中。云阳县北有座甘泉山,峰峦起伏,云高气爽,风景十分秀丽,是避暑的胜地。山上建有林光宫,秦始皇经常去那里游幸。战国时期,甘泉是子午岭下的一个显要关隘,起着屏蔽咸阳的作用,秦始皇常去林光宫,也包含着一定的军事意义,所以直道也从这里为起点。
直道的修筑主要是从战略上考虑的。匈奴长期以来活动于阴山南北,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就经常向南进攻。秦国以及东部的赵、燕诸国经常受到匈奴的侵扰,首当其冲的又是秦国。匈奴控制的地区,南边可到宁夏固原、陕西榆林一线,即战国时的秦长城以北的鄂尔多斯草原和六盘山、横山北麓,距咸阳最近处仅250公里。匈奴的轻装骑兵疾行一昼夜就可到达。秦始皇以前的秦国,一般都对匈奴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征发民众修筑长城,但长城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保障北方的安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就派遣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征,把匈奴驱逐到了阴山以北。秦王朝在新统一的地区建立了34座县城,从内地迁徙了大批民众到这些地方定居,并在今包头市以西设置了九原郡进行统筹管理。在驱逐匈奴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下令修筑直道,以便有效地统治这一片国土。据史料记载,秦直道修通以后,秦始皇的铁甲骑兵,从林光宫军事指挥地出发,三天三夜就可以抵达阴山脚下,与长城构成“T”形战略防御体系,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

车尘马迹寻古道(三)秦蜀栈道

三、战国时开辟的秦蜀栈道
最初大规模开通的栈道在秦与巴蜀间跨越秦岭和巴山的地段。川陕间的驿道,因被高山深谷隔绝,人们只能在悬岩绝壁上,凿岩成道或凿孔架木,作栈而行。这种狭窄驿道,古人称为栈道或阁道。战国时开辟利用的秦蜀栈道包括褒斜道、故道和金牛道。
1. 褒斜道
褒斜道在秦岭栈道中最负盛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褒斜道,因沿渭水南侧支流斜水(今石头河)和汉水北侧支流褒水两道河谷行进而得名。褒斜道南口叫褒,在今汉中褒河北5公里;北口叫斜,在今眉县西南15公里。其大致走向是:从今西安市向西南入山,溯斜水经鹦哥咀、下寺湾,翻老爷岭进入桃川河谷。再经灵丹庙,上五里坡,进入虢川盆地,过塘口镇、咀头镇,至两河口进入红岩河峪谷,经关山、上下白云、寇家关、王家楞、拓梨园至西江口。西江口以下,即褒水干流峡谷,顺次历抑川、下南河、武关河、马道镇、青桥驿,穿石门或越七盘岭出山,抵褒城和汉中,全长400公里。1936年修建从宝鸡经褒城、宁强到四川广元的川峡公路,在宝鸡到褒城这一段,有许多地段是沿着褒斜栈道旧线修建的。
褒斜道的通行时间非常久远。三国(魏)应璩根据《蜀记》“三皇乘祗车出谷口”的记载和秦密对这句话的解释,认为褒斜道早在传说的三皇时代就有人通行了。清代顾祖禹说:“褒斜之道,夏禹发之,汉始成之”(《读史方舆纪要》)。一般公认禹起于公元前22世纪左右,则这条道路的开辟,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史籍记载,蜀道在周代已成为军事征伐、家族迁徙的道路。到战国时,秦、蜀之间的交往史不绝书。如《史记?秦本纪》中“历共公二年(公元前475年)蜀人来赂”,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秦“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等记载,说明秦并蜀国前的战国时代,褒斜道更成为秦、蜀两国统治者征战、朝会、联盟的道路。《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载,蔡泽列举范雎之功时,提到“栈道千里,通于蜀汉”,指出范雎相秦时,巴蜀、汉中之间已有栈道相通。范雎相秦始于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年)至五十年(公元前257年),说明褒斜道在这10年内曾进行过整治。
在楚汉战争的后期,刘邦兵归汉中,张良曾经献策烧掉了褒、斜峡谷中的一些栈道。这一方面为了断绝其他诸侯的兵马;另一方面也为了向项羽显示汉兵没有再入关中的意向,实为缓兵之计。汉武帝即位后,非常重视对汉中和巴蜀的开发。有人上书讨论重新恢复褒斜道及褒水、斜水和沔水的漕运事项。御使大夫张汤的意见得到了采纳,汉武帝委派张汤的儿子张为汉中太守,负责修筑褒斜道及各水漕运。按照张汤的设计,陈仓道经过的山岭太多,上段起伏很大,路程又远,而穿筑褒斜道,所经山岭较少,路程要近200公里。而且,几条河流经过沟通可以使汉水连接渭水,南阳的物资可以从陆路、水路齐头并进,而在水路受阻时又能转而与陆路联运,直达咸阳、长安。而且,褒斜道的沿途有丰富的木材竹箭,不亚于巴蜀。经过数万人的努力,250公里长的褒斜道终于筑成,比陈仓道近便得多。不过,褒水和斜水流势湍急,不可行船,原计划的水陆联运只好作罢。但是,从长安到汉中之间毕竟节省了200公里山路,这条道路此后成为秦岭南北交通的主要通道。自汉末到五代,褒斜道多次堙塞,几经修复,南北兵争,这条道路始终是双方行军作战的主要通道。汉明帝、汉安帝和汉桓帝时,对褒斜道进行过局部改建和维修。三国时期,这条道路又称做“斜谷道”,在魏蜀两国的战争中多次被作为行军路线。据《水经注?沔水》记载,三国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时,赵云、邓芝出兵褒斜道,当赵云作战不利退兵时,曾****赤崖以北百余里栈道,以阻止曹魏的追兵。这段栈道以后修复,因水大而急,没有办法再在水中立柱,成为“千梁无柱”,以致人马车辆从栈道上经过时“浮梁振动,无不摇心眩目”。为了使栈道牢固安全,有的地方把木制的横梁改为石梁,今陕西太白县王家楞红石崖的石崖上,至今还斜插着当年栈道的许多大石梁。经考古工作者调查,沿线发现多处当时栈道的遗存。著名的石门遗迹,就是这条古栈道最重要的遗迹之一。五代以后,斜谷道基本废弃,自褒谷北上者,皆转经陈仓道出散关而行。
褒斜道南口的石门,始凿于东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采用“火焚水激”法,历时三年竣工,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隧道之一。石门位于汉中市褒河谷口西岸。门呈洞状,南北向,长16.5米,宽4.1~4.4米,高3.45~3.75米。隧道内外,有东汉至明清时期的摩崖题刻百余方。其中记颂开通褒斜道的东汉“君开道碑”、“杨君石门颂”、“李君表”、“杨淮、杨弼表记”、北魏“石门铭”等,是研究古代交通史和书法艺术的珍稀资料。“君开道碑”刻于东汉永平九年(公元66年),幅宽2.7米,高1.3米,笔阵森严,气势雄峻,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摩崖之一。褒斜道石门196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石门已被水库淹没,汉至宋代的17方摩崖已迁至汉中市博物馆。

车尘马迹寻古道(二)春秋时的道路

中国秦岭
中国秦岭
二、春秋时的道路
春秋时期的道路交通主要分布在以成周(今洛阳市)为中心。东通宋、鲁、齐,西至秦、陇,南连楚、吴,北达晋、燕。
1、无终道
自成周渡过黄河后,沿太行山东麓东北行,经邢丘(今河南温县)、宁、(今河南新乡市)、朝歌、安阳、邺(今河北邢台市)、(今河北正定县新城铺)、武遂(今河北徐水县)、武阳(今河北易县)抵燕都蓟(今北京市西南)。由此东行。经吴终(今天津市蓟县)、令支(今河北迁安县)、孤竹(今河北卢龙县),达辽西(今
辽宁义县一带)、辽东(今辽宁辽阳市一带),远通肃慎(今长白山以北地区)。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63年),“山戎伐燕,燕告
急于齐。齐植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其所经路线。即自临淄北上,经贝丘(今山东博兴县)、饶安(今河北盐山县)、浮阳(今河北沧州市)、青(今河北青县)至吴终:从燕都蓟经吴终人辽西的道路,史称“无终道”。齐军与山戎作战、有大量战车随行,“无终道”当为辽宁通中原的一条车行大道。
2.武关道
武关道由关中经过秦岭通往南阳这条被称为“武关道”的大路,是在春秋时期秦楚相互攻伐又友好结盟的关系中开辟出来的。自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东南行,经蓝邑(今陕西蓝田县)、商邑(今陕西商州市东南)、武关(在今陕西商南县境)达宛。武关道行经的丹江川道曾为秦、楚两国反复争夺。武关道作为秦、楚通道也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吴王阖闾和伍子胥伐楚,攻破楚都,楚大夫申包胥由武关道奔秦告急,立于庭墙哭泣七天七夜,秦国才出兵“五百乘”以救楚,败吴师(《左传·定公五年》)秦军驰援楚国经由的道路,即武关道。秦昭襄王十二年(公元前295年),“予楚粟五万石”(《史i·秦本纪》),大约两千辆以上的运粮车队,也经武关道赴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经山武关道出巡,刘邦先项羽入关,摧毁秦王朝的最后统治基地,也是由于经过武关道一路战事顺利。经调查,陕西蓝田桥河和商县黑龙口等地都有栈道遗迹分布。

车尘马迹寻古道(一)尧舜时代都邑通往“四裔”的道路


第二节 车尘马迹寻古道—著名古道遗迹
中国占代的许多道路如今已经难觅遗迹了,在此我们只能选择一些遗迹尚存的著名古道加以介绍。
一、 尧舜时代都邑通往“四裔”的道路遗迹
尧舜时代都邑通往“四裔”的具体道路,大都渺茫难稽了。只有通往河南西部的一条道路,尚有线索可寻。由晋南盆地南行,在平陆县北的张店乡东南,
有个名为古城的小城。这里是翻越中条山(也叫虞山)的一个垭口。传说,古城就是当年帝尧把两个女儿嫁给帝舜的虞城。古城的北面有一段10公里长、纵坡很大的山路叫做“虞坡”,占城的南面地势较平,叫做“虞原”。由虞原南行,渡过黄河,便可到达另一个古代文化中心豫西了。帝舜时,开辟这条道路,与运输运城池盐有密切关系。帝舜时代,人们已经能利用季风特点,靠阳光晒盐,捞取天然结晶;除自用外,还运到外地换取自己需要的产品。有名的《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恤兮;南方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就是帝舜为运城池盐而作。说明上古之世,道路交通也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生活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古代驿道和栈道概况(四)偏桥


《水经注》漳水条中记有:路中断四五丈,中以木为偏桥,劣得通行。又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自凤县至褒城,皆大山,缘坡岭而行。有缺处以木续之成道如桥然,所谓栈道一也。”据此得知偏桥是山区道路中断之处连接的桥梁,应偏于河谷一侧而得名,是栈道桥中的一种形式。秦汉时在秦岭和西南夷栈道中修建了不少偏桥。今贵州施秉县西北因架有偏桥,其地名也称偏桥。

古代驿道和栈道概况(三)栈桥


三、栈桥
    典型的栈桥有梁有柱,在褒斜道和黄河栈道。至今尚存许多栈桥方孔遗迹。栈桥还有另外两种不同的结构:一种是以横梁一头插人壁孔内,一头由一根立柱支撑。这种结构即《水经注》所载的“其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横梁卜面铺设木板,成为栈桥。这是一种单臂木梁桥。另一种是没有壁孔,只有底孔。底孔共五个为一排,组成排架,立柱于底孔内。横梁完全由立柱承托,上铺木板。这是一种多跨的木梁桥。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以及河南交通部门分别对褒斜栈道和黄河栈道部分遗迹的调查表明:褒斜栈桥壁孔全凿于高出水面8-9米的陡崖半腰,壁孔呈方形,边宽约40厘米。孔深80-90厘米,壁孔内向下斜,使插人壁孔的木梁略微上翘。底孔有方有圆,与壁孔相对应,孔数不等。壁孔与底孔相对位置高差约7米。水平距离约5.5米。可见是宽约6米的单柱或多柱栈桥。有的崖段坡度较平,成阶梯状坡面,只有并列四五个不等的底孔,孔径12-30厘米,其边孔垂直高差约4-5米,水平距离约4.6米,这是宽约5米多的多跨连续木梁结构的典型栈桥。三门峡人门栈道,首先是在悬崖陡壁上开1米左右的石道,石通道高1.5-2米.在通道内侧靠近石底面处横向开凿方形壁孔,孔高10-20厘米,间距2米左右。在崖底有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底孔,孔宽l0厘米左右,深5-10厘米,孔位与壁孔相对应。在入门岛北岸花岗岩陡壁上有上下两排八九百个方孔,是一种单悬臂木梁结构栈桥。在三门栈道以东至今新安、济源县境的黄河栈道所遗留的大量栈桥方孔,与三门栈道大体相似,不过栈桥方孔要大一些,壁孔一般为25厘米见方,也有25厘米x30厘米的,最小的孔径只有18厘米x 20厘米。孔距4-5米,壁孔和“凹”形石通道在悬崖半腰处,今离水面6-l0米。从残存的碑铭辨认,黄河栈道栈桥或由官办或由民修。三门栈道栈桥有东汉和平元年(150年)的题记。

京杭运河(五)豪华寂寞总关情

明清两代大运河联系着王朝的经济命脉,明代的二十多个染织局中半数以上设立于运河沿线。清代设立的北京、江宁、苏州、杭州等著名织造局也均在运河沿线。明清运河上的商贸税收占全国关税收入的三到五成。由于运河在王朝中的显要地位,明清两代对大运河十分重视,进行过不少疏浚工作,保障了大运河的通航。
明代利用南北大运河北运南粮,并设漕运总督主管。运到京城的粮粟。最高年份达到450万石。明代运河的航道与元代基本相同,大致是:首先利用江南运河;然后由镇江过长江。经过扬州、高邮、宝应,渡过高宝诸湖,穿过淮河,入黄河;又经元朝所开的济州河、会通河,出卫河、白河,最后溯通惠河,到达北京。明代运河粮粟的运输采取军民分担转运的办法。在运河沿线的重要河港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地建造粮仓,政府置备船只,多到三千余艘。宣德四年(1429年)规定江西、湖广、浙江等地民运粮274万石,集中于徐州仓、江苏、安徽等地民运粮220万石,集中于临清仓,然后由官军接民运到北京。开封、彰德、卫辉等地粮粟运集德州仓。当时从事嘈运的军卒和民夫“驾舟背纤,盘驳过闸,艰辛万状,往返儿年”,所受苦难也就可想而知了,并且也易误农时。
由于每年要由东南各省向京师运送漕粮众多,因而对南北运河的畅通一直非常注重。明代对大运河的疏浚工作主要有:疏浚江都县瓜洲坝河道,修筑高邮湖堤岸,修理淮安清江浦二闸.引汶水接济运河,开清江浦河道,建筑淮安五坝,疏浚沙河故道,筑宝应、汜光、白马诸湖长堤,开扬州白塔河,筑高邮湖堤和淮安运河堤,增设平水闸至23座,等等。
《乾隆南巡图》记述了乾隆南巡时的的沿途运河景致,是清中期运河的生动写照。康熙和乾隆两个皇帝都曾先后六次南巡,也不全是为了游山玩水,视察河工、督修运河也是目的之一。清代运河全线所经地区由地方官分段管理,责任分明。运河管理官员先后置有巡漕御使、河道总督、漕运通判、管河州同、管河千总等,夫役有铺夫、捞浅夫等。

京杭运河(四)截弯取直定型来

    为了解决南粮北运的运输问题和加强对江南富庶地区的控制,元世祖忽必烈开通了从大都到杭州纵贯南北的大运河。
    元代从大都到杭州。有几条现成的水道可以利用:在长江以南和淮河以南、可以利用隋唐以来的江南河和扬州运河(邗沟);淮河以北清口(今淮阴)至徐州一段,可以利用黄河(原为泗水下游,1194年为黄河南徙所夺)。徐州以上,则循泅水至山东。河北境内,天津以南,可以利用御河(隋代永济渠。今卫河);天津以北,则利用流经大都以东道州的白河(今北运河)。这样,不能通航的地段就只剩下了大都和通州之间的25千米一段及御河和泗水之间的约200千米的一段了。
    为了彻底打通南北漕运,元政府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在山东境内开挖了济州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开挖了会通河,济州河从须城安山(今山东东平)到济宁,接泗水,入黄河;会通河从山东临清到须城安山,接济州河。约长一百二十五千米。这样就沟通了御河及泗水。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又在大都和通州之间开挖了通惠河。这样,北起大都(今北京)南到杭州全长一千五百多千米的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而且不再绕道开封了。它比隋朝的南北大运河缩短了九百多千米的航程。这条运河奠定了现在京杭大运河的基础。
一、郭守敬与通惠河
    通惠河是由元朝杰出的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主持开挖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开始选线施工。从大都城北面约二三十千米的昌平到大都之间的地面高度、自西北向东南由海拔60米左右下降至海拔50米左右。而沙河和清河从西山山麓分别向东和东北流,会合后向东注入白河。这样,在昌平与大都之间存在着两条河谷低地,这两条河谷低地不利于引导昌平、西山一带的泉水向东南流贯大都。郭守敬通过实地考察和精确勘测,选定了一条路线。可以克服不利地形的限制而取得丰富的水源,这就是在昌平东南白浮村神山(即今天的凤凰山)筑堰截住向东南流的白浮泉泉水,开渠绕神山南麓向西行,然后转而南下。避开河谷低地,沿途拦截百泉、虎眼泉、一亩泉、马眼泉、冷水泉等,注人瓮山泊(又称七里泊,即今昆明湖)。沿渠所筑堤堰就是著名的白浮堰。再从瓮山泊开凿河道,与源出今西直门外紫竹院公园向东流的古高梁河相连,经今德胜门西水关入大都城,汇人积水潭(今什刹海、后海、前海)。再从积水潭开凿河道向东南流出文明门(今崇文门北),过大通桥,沿金代的闸河故道向东行20千米,至通州高丽庄与白河相接。这就是通惠河的全程路线,自昌平神山山麓至高丽庄,全长八十多千米。以瓮山泊和积水潭为通惠河的调节水库。今天我们在昌平城东南的凤凰山下。可以见到九个石雕的龙头,在数十年前还有汩汩泉水从龙口口中喷出,汇成一个大池。可惜今日已不见流水涌出来了。还能见到龙泉岛石碑。这里就是郭守敬开挖通惠河引白浮泉水为源的遗迹。分天京密引水渠的下游,从白浮经过阳坊、温泉到昆明湖的渠道和七百年前的这条引水渠走向也是一致的。

京杭运河(三)赵宋之世修渠忙

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
北宋定都汴京(今开封)的原因之一就是想充分利用运河,以便更紧密地把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与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起来。为了加强与全国各地的经济、政治联系,修建了一批以汴京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运河,形成了新的运河体系。向南沟通了淮水、扬楚运河、长江、江南河等,向北沟通了济水、黄河、卫河(其前身为永济渠。但南端己东移至卫州境内)。赵宋运河体系中著名的是汴京四渠:汴河、广济河、金水河、惠民河。
    北宋政府对南方粮食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汴河成为北宋南粮北运的最主要水道。汴京每年调入的粮食高达600万石、其中大部分是取道汴河的南粮。据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统计,汴河每年运江、淮米300万石,菽100万石,成为北宋王朝的生命线。北宋的汴河基本上继承了隋唐时代的通济渠。它从孟州河阴县(今河南荥阳市西)南面开始,引黄河水,东流到汴京城下;再从汴京城东疏浚汴河,宽广五丈(16.67米),一支东过曹州(今山东曹县)、济州〔今山东济宁),到梁山泊(今山东东平湖)。以通齐、
鲁漕运;一支东南流过宋州(今河南商丘)、徐州,由泗入淮,以通江、淮的漕运。
    汴河不仅保障了汴京的粮食供给、而且汴河所经各城市的商业交通等也都得到相当的发展。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清明时节东京附近汴河及其两岸的场景,可作为整个北宋时期汴河沿岸商业交通高度繁华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