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大运河联系着王朝的经济命脉，明代的二十多个染织局中半数以上设立于运河沿线。清代设立的北京、江宁、苏州、杭州等著名织造局也均在运河沿线。明清运河上的商贸税收占全国关税收入的三到五成。由于运河在王朝中的显要地位，明清两代对大运河十分重视，进行过不少疏浚工作，保障了大运河的通航。
明代利用南北大运河北运南粮，并设漕运总督主管。运到京城的粮粟。最高年份达到450万石。明代运河的航道与元代基本相同，大致是:首先利用江南运河;然后由镇江过长江。经过扬州、高邮、宝应，渡过高宝诸湖，穿过淮河，入黄河;又经元朝所开的济州河、会通河，出卫河、白河，最后溯通惠河，到达北京。明代运河粮粟的运输采取军民分担转运的办法。在运河沿线的重要河港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地建造粮仓，政府置备船只，多到三千余艘。宣德四年(1429年)规定江西、湖广、浙江等地民运粮274万石，集中于徐州仓、江苏、安徽等地民运粮220万石，集中于临清仓，然后由官军接民运到北京。开封、彰德、卫辉等地粮粟运集德州仓。当时从事嘈运的军卒和民夫“驾舟背纤，盘驳过闸，艰辛万状，往返儿年”，所受苦难也就可想而知了，并且也易误农时。
由于每年要由东南各省向京师运送漕粮众多，因而对南北运河的畅通一直非常注重。明代对大运河的疏浚工作主要有:疏浚江都县瓜洲坝河道，修筑高邮湖堤岸，修理淮安清江浦二闸.引汶水接济运河，开清江浦河道，建筑淮安五坝，疏浚沙河故道，筑宝应、汜光、白马诸湖长堤，开扬州白塔河，筑高邮湖堤和淮安运河堤，增设平水闸至23座，等等。
《乾隆南巡图》记述了乾隆南巡时的的沿途运河景致，是清中期运河的生动写照。康熙和乾隆两个皇帝都曾先后六次南巡，也不全是为了游山玩水，视察河工、督修运河也是目的之一。清代运河全线所经地区由地方官分段管理，责任分明。运河管理官员先后置有巡漕御使、河道总督、漕运通判、管河州同、管河千总等，夫役有铺夫、捞浅夫等。

    为了解决南粮北运的运输问题和加强对江南富庶地区的控制，元世祖忽必烈开通了从大都到杭州纵贯南北的大运河。
    元代从大都到杭州。有几条现成的水道可以利用:在长江以南和淮河以南、可以利用隋唐以来的江南河和扬州运河(邗沟);淮河以北清口(今淮阴)至徐州一段，可以利用黄河（原为泗水下游，1194年为黄河南徙所夺)。徐州以上，则循泅水至山东。河北境内，天津以南，可以利用御河（隋代永济渠。今卫河）；天津以北，则利用流经大都以东道州的白河(今北运河)。这样，不能通航的地段就只剩下了大都和通州之间的25千米一段及御河和泗水之间的约200千米的一段了。
    为了彻底打通南北漕运，元政府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在山东境内开挖了济州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开挖了会通河，济州河从须城安山（今山东东平)到济宁，接泗水，入黄河;会通河从山东临清到须城安山，接济州河。约长一百二十五千米。这样就沟通了御河及泗水。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又在大都和通州之间开挖了通惠河。这样，北起大都(今北京)南到杭州全长一千五百多千米的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而且不再绕道开封了。它比隋朝的南北大运河缩短了九百多千米的航程。这条运河奠定了现在京杭大运河的基础。
一、郭守敬与通惠河
    通惠河是由元朝杰出的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主持开挖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开始选线施工。从大都城北面约二三十千米的昌平到大都之间的地面高度、自西北向东南由海拔60米左右下降至海拔50米左右。而沙河和清河从西山山麓分别向东和东北流，会合后向东注入白河。这样，在昌平与大都之间存在着两条河谷低地，这两条河谷低地不利于引导昌平、西山一带的泉水向东南流贯大都。郭守敬通过实地考察和精确勘测，选定了一条路线。可以克服不利地形的限制而取得丰富的水源，这就是在昌平东南白浮村神山(即今天的凤凰山)筑堰截住向东南流的白浮泉泉水，开渠绕神山南麓向西行，然后转而南下。避开河谷低地，沿途拦截百泉、虎眼泉、一亩泉、马眼泉、冷水泉等，注人瓮山泊(又称七里泊，即今昆明湖)。沿渠所筑堤堰就是著名的白浮堰。再从瓮山泊开凿河道，与源出今西直门外紫竹院公园向东流的古高梁河相连，经今德胜门西水关入大都城，汇人积水潭(今什刹海、后海、前海)。再从积水潭开凿河道向东南流出文明门(今崇文门北)，过大通桥，沿金代的闸河故道向东行20千米，至通州高丽庄与白河相接。这就是通惠河的全程路线，自昌平神山山麓至高丽庄，全长八十多千米。以瓮山泊和积水潭为通惠河的调节水库。今天我们在昌平城东南的凤凰山下。可以见到九个石雕的龙头，在数十年前还有汩汩泉水从龙口口中喷出，汇成一个大池。可惜今日已不见流水涌出来了。还能见到龙泉岛石碑。这里就是郭守敬开挖通惠河引白浮泉水为源的遗迹。分天京密引水渠的下游，从白浮经过阳坊、温泉到昆明湖的渠道和七百年前的这条引水渠走向也是一致的。

京杭大运河
北宋定都汴京(今开封)的原因之一就是想充分利用运河，以便更紧密地把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与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起来。为了加强与全国各地的经济、政治联系，修建了一批以汴京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运河，形成了新的运河体系。向南沟通了淮水、扬楚运河、长江、江南河等，向北沟通了济水、黄河、卫河(其前身为永济渠。但南端己东移至卫州境内)。赵宋运河体系中著名的是汴京四渠：汴河、广济河、金水河、惠民河。
    北宋政府对南方粮食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汴河成为北宋南粮北运的最主要水道。汴京每年调入的粮食高达600万石、其中大部分是取道汴河的南粮。据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统计，汴河每年运江、淮米300万石，菽100万石，成为北宋王朝的生命线。北宋的汴河基本上继承了隋唐时代的通济渠。它从孟州河阴县(今河南荥阳市西)南面开始，引黄河水，东流到汴京城下;再从汴京城东疏浚汴河，宽广五丈(16.67米)，一支东过曹州(今山东曹县)、济州〔今山东济宁)，到梁山泊（今山东东平湖)。以通齐、
鲁漕运;一支东南流过宋州(今河南商丘)、徐州，由泗入淮，以通江、淮的漕运。
    汴河不仅保障了汴京的粮食供给、而且汴河所经各城市的商业交通等也都得到相当的发展。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清明时节东京附近汴河及其两岸的场景，可作为整个北宋时期汴河沿岸商业交通高度繁华的缩影。

       隋朝国祚短促，大运河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大运河充分发挥作用是在唐宋时期，就是《元和郡县志》中所说的“隋氏作之虽苦，后代实受其利”。
唐朝把大运河视作生命线.大运河的主要作用是嘈运租调，运输各地粮帛进京。当时都城所在的关中地区经常遭受水旱灾害，粮食不足以供应京师，而淮南一带则是全国最大的谷仓。因此，通过从扬州到洛阳的运河运送嘈粮便成为唐朝中央的中心任务之一。
唐代的大运河主要是连接扬州与洛阳的通济渠以及山阳渎。它们把长江、淮河、黄河、渭河连在一起，东起扬州、西至长安，长达一二千千米。通济渠在唐朝称为汴河。是由汜水‘今河南汜水)开始，引河水入汴，东流经汴州(今河南开封)、商丘、萧县、徐州人泗水;再由泗水入淮。山阳渎则由山阳(今江苏淮安)开始。经常丰堰、白马湖、宝应、高邮、扬州入长江，基本上利用了隋代运河的故道。中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基地，因此，保证汴河的通航成为维持唐王朝统治的关键所在。唐朝在汴州东面凿了一条水，名叫湛渠，与另一水道白马沟相连，而白马沟又沟通了济水，这样，齐、鲁一带大部分郡县的租调就可以沿着济水、汴河运到洛阳。
此外，唐代还开有广济渠。上游利用唯水，下游利用蕲水，经过虹县(今安徽泗县〕，至淮阴北9千米入淮。
唐朝对永济渠运输量较大的南段加以扩展，渠道加宽到十七丈（56.7米)，浚深到二十四尺(8米)，航道更为通畅了:另外还在永济渠两侧凿了一批新支渠，如清河郡的张甲河、沧州的无棣河等，以便于深入粮区，充分发挥永济渠的作用。

大运河
隋代开凿的大运河分为五段: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和广通渠。黄河以北的永济渠利用沁水、淇水、卫河等为水源，引水通航，在天津西北利用卢沟(永定河)，直达琢郡。通济渠是在洛阳附近引黄河水，向东南进人汴水，以沟通黄河与淮河之间的水运。山阳渎是在邗沟的基础上拓宽、裁直修成的，形成大运河的中段。而江南河的雏形也早已存在并用于漕运，隋朝对它进行进一步的疏浚，使之成为大运河的南段。广通渠从长安向东通到黄河的新渠。隋朝的大运河，史称南北大运河。运河水面宽30-70米，长约二千七百多千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隋朝漕运到长安的主要路线是:沿江南河到京口(今镇江)渡长江，再顺山阳渎北上。进而转人通济渠，逆黄河经广通渠向上，最后抵达长安。
一、东粮西运广通渠
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之后，隋文帝杨坚重新完成了全国统一，新建大兴城（今西安)作为都城。隋朝为了向长安运送槽粮。又在长安黄河间重开新渠。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郭衍被任命为漕渠大监，开始了凿渠工程。这条渠引渭水为水源，经过大兴城(长安城)北，向东到潼关，全长一百五十多千米，名日富民渠。因工程仓促，富民渠渠道浅窄。航运能力有限，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东粮西运的需要。隋开皇四年(584年)，由杰出的工程专家、大兴城的设计者宇文恺主持，又对它加以改建。宇文恺在动工之前，先派工匠巡视渠道，察看地形。新渠仍以渭水为主要水源，从大兴城到潼关，全长一百五十多千米，被命名为广通渠。这条水渠当时是用来运输华州(今陕西华县)广通仓的粮食到都城长安，因而得名。广通渠的槽运量大大超过旧渠，缓和了关中粮食的紧张情况。
大业元年(605年)，为了避隋炀帝杨广的名讳，又改名为永通渠。这条渠的开通，既解决了国都长安的粮食问题，又便利了沿途百姓的往来，所以又称富民渠。
从潼关以东运粮入关，在进入广通渠之前有一段水路经过黄河。黄河中有三门砥柱，非常险要。砥柱是两个石岛，兀立河心，堵塞航道，形成神门、鬼门、人门三条险道。神、鬼二门无法过船，人门虽然勉强可以航行，但风险很大，经常船沉人亡;这大大影响了东粮西运的效率。于是，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年)下令“凿砥柱”。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凿砥柱”的工程没有能够取得成功，只好半途而废。

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自首都北京开始,直达杭州。它从北向南贯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全长1 782千米.也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它和万里长城一样，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世界著名运河中。巴拿马运河总长只有八十多千米，苏伊士运河全长也不过160千米，前者还不及京杭大运河总长度的1/20，后者也不过1/10。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沟通江、淮，这条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的肇始，是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后来。秦、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又相继延伸了河道。隋代以前是京杭大运河的草创期，各段己经分别有所建设。如汉初吴王刘濞就开凿过邗沟，自扬州茱萸湾通海陵仓及如皋蟠溪。这条运河是现在通扬运河的一部分，但它只是大运河的支流，还不是大运河主干;西汉的狼汤渠(蒗荡渠或莨荡渠)、东汉的汴渠，实际上是隋代通济渠的前身;东吴孙权时期开凿的破岗渎实为隋代江南运河的起源。南朝的汴渠为隋代江南运河的前身。隋炀帝时大兴土木，集前代之大成，将各分段加以疏浚连接，又新开了一些干渠，运河规模初成。唐宋是运河的发展时期，运河作用凸现。到了元代，新开通惠河、会通河及济州河，运河经过裁弯取直，已经初定型为今天的规模。是今天的京杭运河的前身。元代南北运河虽已成型但已有衰败之势，明清时期运河逐渐衰落。

在太行山以东。渤海以西，燕山以南，黄河下游的北面，是一马平川的河北平原。这里奔流着许多河流:黄河故道从河北平原的西南流向东北;中部是源出太行山的河流，自西向东流;北部是发源于燕山的河流。自北向南流但是这些河流流程都短，水量少。不便于航运。不过。如能凿渠将它们沟通、连缀起来，对水源加以调剂和集中，就能克服水量少的缺陷，大大提高航运效益。东汉末年，曹操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先后凿成白沟、干虏、泉州、新河、利槽等五条运河，把河北诸水连缀了起来。
    东汉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了袁绍，袁绍逃奔河北，一命呜呼。袁绍之子袁尚盘踞邺城(今河北磁县东南)，负隅顽抗。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亲自率领大军渡过黄河北征袁尚。为了便于运送军粮，曹操在河北首先建成了白沟运河。其主要工程是筑堰逼淇水(今淇河)北流。淇水发源于太行山，向东南流，分两道注人黄河。曹操在淇水上筑有大小二堰:小堰称石堰，用石材建成，用于堵塞小河，以便将全部淇水集中于正流;大堰叫仿堰。以大仿木为主、参用木、铁、石等材料，故名。因为淇水水量不丰富，不能像灵渠在海洋河上那样建分水工程，因此枋堰建于淇水正流汇人黄河处不远，堵住淇水，使其全部北流。这样，船舶在黄河和淇水之间来往都必须盘坝。（所谓盘坝就是将货物从船上卸下，拉空船沿坝的斜坡过坝，再将货物装船继续航行。）在仿堰北面又穿凿渠道，把淇水引人另一自然河道白沟。白沟下游与黄河故道古清河相连.清河向北到今天津境与沱（滹沱河)汇合。白沟运河虽有盘坝之劳，但毕竟改善了黄河南北的水运。

漕河瓜洲古渡段
西汉建都长安(今西安),自黄河西上可由渭水通关中。西汉初年,每年从关东地区经黄河、渭水向都城长安漕运粮食不过几十万石。经过文景之治以后，国家逐渐富庶。到汉武帝时期，由于京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机构迅速膨胀，汉武帝又外事边防，内多兴作，政府对粮食的需求大大增加，对漕运的依赖也日益严重，漕运量猛增到上百万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政府一方面在关中大修水利，以便于发展当地农业，就近取粮；
另一方面改善水运条件，以便从当时主要产粮区的东部地区调运更多的粮食进京。
西汉从关东运粮入京，本来取道渭水西运。但渭水多沙，水道迂曲宽浅，险阻甚多，运输功能很差，急需另觅途径解决运粮问题。因此，大司农郑当时向汉武帝建议在渭南凿一条径直的运粮渠道。他认为：从关东漕运粮食经过黄河、渭水到长安要6个月才运完，水道长四百五十多公里，险阻很多。其中渭水迂回曲折，需要改善。他建议自长安引渭水，沿终南山北坡、东至黄河，开槽渠一百五十多公里，这样漕运可以三个月完成，运输兵卒可以减少，还可以利用余水灌溉漕渠旁民田万余顷。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经过齐人水工徐伯负责勘查、测量、定线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发动军工数万人动工修建漕渠。渠首在长安城西北，以渭水为水源，经过长安城南再转向东，与渭水平行，沿途又引入水（皂河）、水、灞水，这些水道发源于南山，含沙量少，大大增加了漕渠的水量。漕渠穿过霸陵（治所在今西安市东北）、新丰（治所在今临潼县东北）、郑县（治所在今华县）、华阳（治所在今华县东南）等县，到渭水口附近与黄河汇合，全长一百五十多公里，历时三年完工。

第四节  明清古村落缩影
　　在现代社会存留下来的古村落，大多是明清及其以后形成的古村落，它们不仅传承了自古以来中国传统聚落的基本特点，而且成为在时间上离我们最近且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古村落形式。这里以徽州棠樾村和湖南曾国藩故里富托村为例，作简要叙述。
　　一、徽州棠樾村的演变
　　棠樾村位于安徽南部歙县城西南7.5千米的地段，北枕龙山及其支脉后头山，南临徽州盆地，远处有富亭山为屏，中间开阔之地有源于黄山的丰乐河自西向东穿村而过，在形局上符合传统风水说关于“枕山、环水、面屏”的选址模式。
　　棠樾村的建设主要开始于明代，历经明清两代的建设扩展，形成今天所能看到的规模。其实，棠樾村的建设，最早可以上溯到南宋建炎年间（约1130年）。当时住在徽州府邑（今歙县县城）西门的一位以文著称的产业界人士鲍荣，在踏遍府邑四周山水后，发现今棠樾村所在之地绿林阴翳，山环水绕，是造园休闲的理想之地，遂在此建造别墅一座，成为棠樾村最早的建造者，鲍荣也因此而被棠樾人尊为始祖公。棠樾村名的由来，族谱中无明确说明，族谱中只引用有元代咏棠樾诗句“遥想棠阴清昼永”一句，而“棠阴”一词出自《诗经》，后被比作“德政”。“樾”字在《玉篇》中的解释是：“樾……楚谓两树交阴之下曰樾”，也就是说浓浓的树荫之下就是“樾”，说明当时的此地树木葱郁，甘棠绿荫，环境幽静，是居住休闲的理想之所。
　　鲍荣之后，棠樾很长时间都只是作为园林别墅，别无他建。到了四世曾孙鲍居美时，因“察此处山川之胜，原田之宽，足以立子孙百世大业”，遂携家人自府邑迁往此处。此后800多年里，棠樾村便营造不止，成为鲍氏家族的长久聚居地。
　　棠樾村历来以“孝”闻名，建筑布局便深深地体现了这一思想。而“孝”的起因与宋末元初鲍氏八世孙鲍宗岩、鲍寿松父子被盗贼抓后相互争死有关。相传鲍氏父子被盗贼追赶，被抓到后须杀死其中一个人以泄恨，儿子以尊老戴父为由愿替父死，父亲则以香火延续需赖儿子为由争着己死，父子争执不下，感动了盗贼，结果把父子二人均放了。此事正好印证了儒家伦理所谓“父慈子孝”的思想。在儒家伦理中，“孝为百行之首”、“生民之德莫大于孝”。此事相继被收入《宋史？孝义传》、《明史？孝顺事实》、清《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史籍，广为流传。后来鲍寿松做了官，朝廷特给棠樾村鲍氏御制了“慈孝里”石坊一座。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鲍元康在龙山之巅特建慈孝堂，记刻父子争死一事。乾隆皇帝听到此父慈子孝的故事后也很为感动，专门为鲍家祠堂亲笔题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
　　元明时期，棠樾人从村落的总体规划出发，对水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使原有的两股水流改变河道，一条入村后，沿村子南面环绕如带，呈环抱有情状；另一条原仅注入东北的横路塘，改造后从横路塘引出绕村东而出，两股水在东南方的马总步亭附近汇合，再流经七星墩附近的水口，然后再渐渐流走。
　　棠樾村的水口处是一组很有标志性的水口园林。按风水的说法，棠樾水口也处在吉利的东南巽卦之位，乃生气之方。为了弥补此处缺乏锁气之山的缺陷，便在水口附近人工砌筑了七个高大的土墩，称之为七星墩，墩上植有大树以加强关锁之势。水尾处跨水建有石桥一座，桥上原有义善亭。整个水口园林基本保存至今。
　　棠樾村的大发展是在明代。众所周知，明代是徽商发展的重要时期。大批徽商在外经营致富后纷纷回家乡购置田产，修造房屋、祠堂，兴建学堂。嘉靖至万历年间（1529~1578年），棠樾村出了一个大官工部尚书鲍象贤。棠樾在明中后期出现了一个营建村舍的高峰期。
　　明后期的棠樾村已具相当规模。村内有一条名叫“前街”的以青石板铺成的街道，呈东西向延伸。前街中段的北面，工部尚书鲍象贤建有宣忠堂一座。其宅制经皇帝特许，门屋为五开间，檐下悬挂“宣忠匾”，门前竖有一对旗杆；宅深纵向为五进，是村内规格最高的建筑。鲍象贤去世后，因宅为祠，前面作为尚书公家庙，祭祀用；后面仍作住宅。同时在村东大道边，建有尚书坊一座。另为鲍象贤祖父鲍灿建有“孝子坊”一座，为鲍象贤之父建有“监察御史坊”一座。鲍氏祖孙三代的三座宅坊，成为该时期棠樾村的主要标志物。
　　清代棠樾村的建设较之明代有进一步发展。大致在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年）再一次出现建设高峰期。原因仍是与徽商赚钱后大量投入到家乡建设有关。这一时期棠樾鲍氏一家三代出了三个大盐商，即鲍志道、鲍濑芳、鲍均，目前村内遗存的古建筑，大部是这一家人的义举。村内街道由原有的一横道扩展为前后二横道格局，两街之间有数条南北向的小巷相通。大批的建筑、牌坊、祠堂、书院以及豪华住宅等，均兴建于这一时期。在明代已有的尚书坊、慈孝坊、孝子坊之间，又陆续加建了四座石坊，形成按“忠”、“孝”、“节”、“义”排列的七座碑坊群。坊下以长堤一道相贯通，堤侧遍植古梅，间辅以紫荆，具有极强的标志性和可识别性，形成独具风格的村口景观。

剩山图
宋代山水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论山水画的境界，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说：“世人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显然，可居、可游的画境，是笃爱山水的文人阶层的理想境界。
中国山水画起源较早，东晋时受山水文学的影响有较大发展，但真正走向成熟是在隋唐时期，当时出现了不同的画风与流派，如青绿山水、水墨山水、泼墨山水、工笔山水、写意山水等。特别是宋代，山水画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李成、范宽、郭熙、夏、马远等人为典型代表，而苏轼、米芾、米友仁等的文人画，更为强调神似和意趣，其绘画境界别开生面，呈现出洒脱、朴实、平淡、自然的生活情调。中国古代山水画大多以“小桥、流水、人家”为画面构图内容，表现出至真至美的生活境界。
古代绘画关于村落境界的表达，有些可借助普通的山水画，有些可直接根据村居图，还有一些可参考古代“农耕图”。宋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立意之高、画境之美，是历来公认的。其中画了大大小小几百个村落形态，充分表达出居住之境的引人入胜和优美宜人，成为人们长期追求的理想家园。

 四、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东周诸侯国都城
　　 周武王灭商以后，决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统治国家。周天子把王畿，也就是首都周围的土地划为自己亲自管辖的领地，而王畿以外的土地则分封诸侯。诸侯是自己的封国内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他们通过进贡和保护周天子的安全来维持其至高无上的权力。于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统治秩序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在此后大约700余年的春秋战国之际，这座金字塔开始动摇了，又过了几百年，诸侯国之一的秦国将所有的诸侯国加以兼并，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古老的分封制虽然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作为这种制度的物质载体——一大批诸侯国的都城却存留下来。它们蒙满尘垢的残垣断壁记录着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的一段段充满战火硝烟的历史。
　　 1. 临淄：齐城与齐桓公的霸业
　　 临淄齐城是西周到战国齐国的都城所在。周武王灭商后，封姜尚为齐侯，最初的都城在营丘，公元前859年开始以临淄为都，此后一直到齐亡都没有迁都。西汉前期和东汉时，诸侯王齐王也以此为都城。考古学家曾在临淄齐城内发现几十座大、中型春秋时期墓葬。其中有一石质的墓室，外面的殉马坑中发现了145匹殉葬的战马，证明这里正是宗室贵族的墓地——公墓。城内发现的最高的夯土台基，至今仍称“桓公台”，可以界定齐桓公在齐国历史上的确是一代风云人物。在春秋五霸中他是最早称霸的诸侯，一次葵丘会盟则标志着齐桓公的事业达到了巅峰。
　　 齐桓公成就霸业与齐国的特殊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周初的大分封，齐国不仅得到了富有渔盐之利的今山东北部的封地，还被周天子授予辅佐周室和征伐不服从周室的诸侯国的特权。周平王东迁以后，北方戎狄的势力仍然很昌盛，常常南下侵扰，使华夏的一些小国不得安宁，周室衰微，无力保护诸侯国，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诸侯国领导大家抵御外族的侵犯。齐桓公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走上了齐国的政治舞台。一次，北狄中的一支山戎打进了燕国，形势十分危急，齐桓公率兵亲征，打败了山戎。邢国是位于今河北邢台的一个小国，由于北狄的侵略，国都被毁，齐桓公便在邢台以西的地方重新给他们建了一个城市，邢国人高兴地迁到新都，就像搬回到自己的老家一样。卫国也是一个小国，大约在今河南淇县，在狄人的进攻下亡了国。人民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只剩下700多人。齐桓公安顿好邢国后，马上着手为卫国人建设国家，把他们迁居到楚丘（今河南滑县）。卫国人高兴得像忘记曾经亡过国一样。这就是史书上说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这样，齐国在中原的威信大增，尔后齐国又与南方的楚国在召陵（今河南漯河）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了确立霸主地位，齐国召集了多次诸侯大会，要大家在齐国的领导下拥护周室，共同抵御外族。最风光的一次要数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今河南民权县）会盟，不仅诸侯国到会，连周天子也派特使来了，还送来了祭肉、美弓和车子。葵丘会盟后，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已不可动摇。
　　 齐桓公时期创下的霸主地位，为齐国跻身战国七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春秋战国之际，一些诸侯国的卿大夫势力越来越大，大有取代国君之势。齐国也出了一位这样的人物，就是齐国贵族田桓子。田氏做大夫时，为了收买人心，用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借粮给老百姓，老百姓纷纷投靠他。公元前476年，田氏终于从公卿走上了国君的宝座。
　　 齐国实行五都制，具备多权分立的意味。与濒海的地理位置有关，齐人重视商业，崇尚财富。战国时期的临淄城，不仅是齐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城市。在通往临淄的大路上常常是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齐国人爱好音乐和体育，连不通乐理的南郭先生也知道到王宫里为齐宣王吹竽，混口饭吃。齐王还在临淄的稷门（西门）外设立了一座大学堂，叫做“稷下之学”，一些知名的大学者如孟子、荀子都在这里讲过学。学者们居广厦，乘华车，僮仆成群，俨然是一群“知识英雄”。

 三、东周都城：雒邑
　　 雒邑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为了避免犬戎的威胁，公元前770年，在郑、秦、晋等诸侯国的护送下，周平王迁都洛雒，建立了东周王朝。洛阳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都。
　　 周王朝对雒邑的经营早在西周时期就开始了。平定武庚叛乱以后，成王把象征王权的九鼎从殷迁到雒邑。接着，派周公和召公营建城池。周公在营建雒邑时修筑了两座城，今涧河西边一座叫王城，东边一座叫成周城。王城和成周城建好以后，周成王派周公长期在这里镇守。尤其是成周城，这里迁入了被征服的商朝贵族们，当时称他们为“殷顽民”。周公率重兵在此严加把守，唯恐他们再次叛乱。此后，商朝遗民在政治上不再有所作为，转而发挥他们在商业贸易上的天赋。据说后人把从事买卖的人叫作商人，与这段历史有着很大的关系。
　　 东周以王城为首都历时五百多年。东周时期是中国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力量也大不如从前。与此同时，诸侯的力量却日益强盛。周平王时，雒邑附近方圆三百公里的范围都属于周王的统治区，称王畿。到了战国末年，周王统治区被蚕食得只剩下十分狭小的地盘，连一个普通的诸侯国都不如。诸侯们早已不来进贡了，周王财政吃紧，以至于向诸侯们伸手借贷。到了周赧王时期，更是每况愈下，据说他为了逃避债主的追逼，躲到王宫的高台上不敢下来，“债台高筑”的成语便是由此而来。
　　 与西周丰京与镐京一样，周王城这座经周公精心规划的洛阳第一都，千百年来已难寻踪迹。最后考古学家在洛阳市涧河与洛河交汇处发现了东周王城城址。城址内，夯土宫殿基址、粮仓、手工业作坊井然有序，城外的护城河清晰可辨。这一发现证实了史书上关于周王城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