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河南安阳殷墟遗址
第一节封邦建:商周时代的都城
一、 商都殷墟
 殷墟的发现十分偶然。一百多年前，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一片熬制中药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断定它们是商代的文字。商代甲骨遂成为震惊20世纪的考古发现，并且早就了一门全新的学问—甲骨学。甲骨文这种古老而系统的文字，也因此与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印度文字并称世界四大文字体系。生活于商代的先民们对于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或无法预测的重大事件，往往问卜于神明以趋吉避害。这些卜辞不仅包括殷商时代的政治、军事、农业、历法，还包括生育、田猎、贡纳、祭祖等内容，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商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与考证，学者们最终确信殷墟正是自盘庚迁都至商纣灭亡的商代王都遗址。
考古学家在太行山麓、洹水侧畔的遗址上，发现了用石或铜作柱础的大型宫殿基址、分布井然有序的手工业区、墓葬区和普通居民点。象征权力的青铜礼器、表示征战的车马器，随着它们显贵的主人，安眠于此已有3000年之久。
著名的妇好墓也在这里被发现。妇好，是商王武丁之妻。她的丈夫武丁统治的时期史称“武丁中兴”，是商代的鼎盛时期。武丁在位59年，励精图治，复兴社稷，使商王朝成为一个四方拥戴的强国，武丁的成功应该离不开妇好这样一位贤内助。在妇好的墓中放置了精美的青铜器和雕刻工细的玉器，我们可以从中领略这个不凡的女性生前受到的尊崇和逝后繁缛的礼遇。
到商纣王时期，商朝统治开始出现危机。据说纣王能言善辩而且用武有力，天资过人，但却刚愎自用，又喜好纵酒淫乐。公元前11世纪，商朝终于被周武王所灭。武王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此，想实行“殷人治殷”，不料武庚联合武王之弟管叔和蔡叔发动叛乱。叛乱最终被镇压下去，为消除后患，周人甚至连这里的殷遗民也一同迁走了。从此后，殷墟日渐荒芜，长久堙没于郊野之上。

 河南安阳的花馍
二、 耐人寻味的传统面食习俗
中国北方盛产小麦，过去人们日常也以面食作为主食，各类面馍、面饼和汤面在很长时期内曾经是北方地区居民的主食，并逐渐成为有着浓郁地域特色的北方食品。中国北方许多面食品长期以来已经深深地渗入了当地的风俗礼仪之中，因此遇有传统礼仪场合常常还会见到这类面食的身影，面馍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北方民间面馍主要包括两类：花馍和礼馍。花馍是配合岁时节令祭礼或上供用的馍，如中原民间的枣馍；礼馍则是伴随着诞生、婚嫁、寿庆等人生仪礼而制作的馈赠物品，如山西河东地区的礼馍。在中原民间，过年民谣中流传着“二十八，蒸枣花”的说法，指的是春节前的蒸年馍习俗。枣馍的种类很多，有枣花、枣山、枣卷等，乃根据馍的不同形状而命名。除了祭祖用之外，面馍还可以当作节日礼品。在山西晋南平原，每当婴儿满月时，婴儿姥姥家都要蒸一种又圆又大、中间空心的花馍馍送礼。这种花馍馍俗称“囫囵“，呈圆圈形，直径一尺五寸（0.5米）左右，上面满是面捏的花样造型，有的还染上各种颜色，精巧质朴，陕西关中和延安地区民间同样也流行制作花馍，那里的人们称之为面花，其中类也更加多样，有婚寿送礼花馍、丧葬祭奠花馍、婴儿满月花馍、节日陈设花馍，等等。结婚时蒸制的礼馍上要用大梳子的木齿戳印上“喜”字或花卉图案，祝寿时则蒸制寿桃和“寿”字花馍，丧葬祭奠花馍分为两头做成盘花图案的“拐头”花馍和“莲花”馍等。小孩满月时，则要蒸制圈馍，即馍形一圈套一圈，像盛开的牡丹一样，祝孩子像花一样旺盛成长。陈设花馍主要用于春节、元宵节等重大节日时家中陈列，以增添欢乐喜庆气氛。这种花馍有“鱼馍”和“鸡馍”等造型，以此象征“吉庆有余”之意。

贺兰山岩画
       岩画是早期人类刻画在石头上的图画。它作为古代先民记录在石头上的形象性史书，一诞生便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生产、宗教、信仰等交织在一起，积淀着人们虔诚的情感、观念和心态，成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式世界上岩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岩画的国家。早在三万年以前，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先民就开始使用图画记录生活、传达信息、表达感情、交流思想，今天的岩画成了窥视远古先民生活的万花筒。据考古分析，北方岩画的最早年代可以推至三万年之前，南方岩画如广西左江和云南沧源的年代上限大致为距今2000-4000年。
中国岩画早在5世纪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有过记载，之后的一些史籍也对此有过不同程度的记载。但中国岩画的发现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50年代广西左江崖壁画的调查，60年代对云南沧源岩画的系统调研，70年代内蒙古阴山岩画的发现以及80年代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宁夏贺兰山、青海天峻岩、新疆阿尔泰山等处岩画的发现和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促成了中国岩画学的正式发端。
迄今为止，中国已有17个省（区）的六十多个县发现了岩画的存在。主要分布地有：黑龙江的牡丹江，内蒙古的百岔河、乌兰察布、阴山、阿拉善，山西的吉县，宁夏的贺兰山，甘肃的黑山、祁连山，青海的青海湖畔、格尔木市野牛沟，新疆的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西藏的阿里和藏北加林山，四川的珙县、昭觉，云南的沧源、耿马、麻栗坡，贵州的盘江沿岸、清水江边，广西的左江流域，福建的华安，广东珠海，台湾万山，江苏连云港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其总体的分布范围：东起黄海之滨，西至昆仑山口，北抵黑龙江畔，南达澳门、香港。而这些岩画的分布，又北方多于南方，少数民地区多于汉族地区，周边区域多于中原区域，基本分布在北方草原、西北高原、西南山地和东南沿海等地。
由于岩画形成的时间较早，有人称之为“沉默的语言，远古的史诗”，有人称之为“高度浓缩化了的密码”，因而记录了较多被流逝了的早期村落的信息。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位于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殷墟路北端，距安阳市中心5公里。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夏朝本是生活在豫西、晋南一带的部落。《史记.夏本纪》说夏族是黄帝的子孙，大禹——上古时期的治水英雄，即是夏族首领。由于大禹治洪有功，被推举为天下之共主，这样，遍布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众多小国被大禹统一起来。
夏朝的都城在哪里?史书上零星的记载告诉我们,大禹曾在阳城这个地方建过都,但阳城在今天什么地方，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据说夏朝曾经七次迁徙都城，大约都在今天的黄河中游地区的豫西与晋西南一带，但将它们与今天的考古发现一一对号，实在是太困难了。不过，1959年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一处距今4000年左右的宫殿遗址，基本上可以断定这里就是夏朝晚期的都邑。

古语云：“民以食为天”。饮食习俗自古至今也一直是中国各民族的重要民俗,它不仅是人们延续生命的必要手段,也体现着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了解中国各个民族风情的重要方面。通过对满族食品和中国北方地区的面食的了解，即可略见一斑。
一、 风味特别的满族传统食品
在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满族的饮食习俗是极富特色的。白肉血肠是满族人有名的肉食，从制作到享用都充满浓郁的满族民族风情。满族人食用白肉血肠的习俗与其早年的祭祀习俗有着密切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食物已经成为一道远近闻名的满族名菜佳肴。白肉的制作，需选用新鲜的连皮带骨猪肉，煮熟之后抽出猪骨，趁热切成薄厚适中的薄片，呈阶梯状码在盘内。吃的时候蘸着腐乳、韭菜花、蒜泥和辣椒油，味道鲜嫩浓香。血肠是用新鲜的猪血灌入猪肠中制成，分为清血肠和混血肠两种，煮熟后用刀切成段蘸酱食用，风味别具一格。如果血肠切成薄片汤煮之后，血肠便呈蘑菇状，加上葱、姜丝、香菜、香油、胡椒面和肉汤，更是异香扑鼻。在今天的东北满族村中，品尝白肉血肠的机会已经不如过去多了，但人们仍然保留着过年杀猪做白肉血肠并邀请亲戚邻里共同品尝的传统习俗。这种招待的规模已经赶不上昔日满族人举行的“吃肉大典”，但那种有福共享、诚信待人的朴实待客习俗和亲朋邻里之间亲如一家的关系，也着实令许多现代都市人感动和羡慕。

陈志岁《鸿沟》诗：“一水曾为楚汉垠，风云变化利刘军。若非就势过沟去，会见中华久两分。” ，“鸿沟”这个名词到了今天，就引申为两个人在思想上有分歧，价值观有距离等。如称界限分明为“划若鸿沟”。
由于楚汉相争时曾经划鸿沟为界,后来“鸿沟”一词就成了彼此隔绝、不相沟通的同义语，其实鸿沟起初是为了沟通黄、淮之水而开凿的。
鸿沟开凿于战国中期。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地当中原，占据今河南大部和山西南部地区。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并于次年开凿鸿沟。
鸿沟以大梁为中心，是沟通黄、淮两大水系的水运枢纽。这一工程经过两次大规模施工才告完成。它开工于公元前360年，当时主要的工程是从荥泽（位于今河南原阳县北）引黄河水南下，穿过济水，注入大梁西面的圃田泽（位于今河南中牟县与郑州市之间，已淤），称为大沟。

古往今来，服饰总是各个民族风俗习惯的最明显标志之一。从亘古久远的荒洪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华夏大地上的各个民族的服饰已从穿树叶裹草茎发展到西服革履，时尚衣饰更是层出不穷。在此期间，中国各个民族的服饰习俗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有的服饰习俗从古老年代流传至今，有的已成为历史陈迹，还有的则在沉寂多年后又东山再起，展现出古老而又现代的文化魅力。下面所述虽然只是中华民族众多古老服饰习俗中的很少部分，但仍可管窥到中国民族大家庭服饰文化的不同侧面。
一、源远流长的汉族服饰
在历史上，中国汉族的服饰曾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但对中国历代少数民族的服饰习俗，而且也对其他一些国家的服饰习俗，产生过明显甚至是巨大的影响。从韩国人传统婚礼上的新郎新娘礼服，人们可以找到汉代服饰的印记；而日本人引以为荣的和服，更是与唐代服饰的流传密不可分。今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国许多地方都日益时髦现代化，已经很难看到地道的中国汉族传统服饰了。正因如此，在中国一些地区依然保存的汉族传统服饰习俗往往会令许多中外游客感到新奇。
在陕北地区，头扎白羊肚手巾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汉族男子头饰了。白羊肚毛巾并非以羊皮制作，而是当地妇女们手工织成，因其看上去洁白柔软，毛绒蓬松，如同羔羊的肚皮毛而得名。中国人头上戴巾的风俗据考证源出于商代。汉代蔡邕的《独断》篇这样记载：“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所服也。”帻即古代的巾，南朝梁大同九年顾野王所撰《玉篇》解释说：“巾，佩巾也，本以拭物，后人著于头”，可见古代人就已如此着用。不过头巾的颜色是随着朝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于是就出现了秦时的“黔首”、西汉末年的“苍头”等不同称呼。中国百姓头巾尚白，据说是从三国时开始的。秦汉时代的头巾戴法和今天陕北农民用白羊肚手巾包头的方法已基本一致，汉代刘熙所著《释名》中就记载了当时人的束头巾方法：“绡头……或曰头，言其从后横陌而前也”，这和如今陕北人缠戴白羊肚手巾时由后向前在前额上挽疙瘩花的方式几乎是如出一辙。陕北农民喜爱白羊肚手巾，首先是它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许多方便：暑天擦汗，冬日御寒，风天挡尘，田间洗手擦脸，白羊肚手巾随时都可以派上用场。不仅如此，普普通通的白羊肚毛巾在当地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中也发挥着特有的作用，许多陕北年轻姑娘谈恋爱时，都要亲手织几条手巾送给心爱的小伙子，以表示自己纯洁的爱情。有着一物多用功能的巾帻类衣饰并不仅限于陕北地区，广东潮汕地区的农民也喜爱这样一种用品，当地俗称“潮州水布”。但是他们平时并非将其裹在头上，而是扎在腰间。这种水布多用小花格土布制成，相传起源于唐朝，据说是大文豪韩愈任潮州刺史时流传下来的，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水布的用途也是多种多样，既可束腰聚力，又可洗脸擦身，还可当头巾、围巾或用来捆扎、包裹物品，真是方便无比。
除了头饰腰带，在中国一些地区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些风格明显的汉族服饰。在一些汉语辞典中，可以查到“汗儿”这个词。这是夏天贴身穿着的一种中式小褂，在过去可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汉族“时装”。然而如今许多中国人，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国沿海地带的居民，对这种服装已经非常陌生了。幸运的是，在青海省的河湟地区，仍可在许多汉族人身上看到这种式样的衣服。炎热的夏季，看着河湟地区人们身穿各种不同式样的“汗儿”，一身暑气似乎也会马上减轻许多。当河湟地区天气转凉时，又会有一种中式服装进入人们的眼帘，这就是“主腰”。“主腰”实际上就是常说的棉袄，在中国问世的时间也很早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名著《金瓶梅》和《红楼梦》中，都曾提到过它，就是很好的证明。河湟地区的“主腰”式样过去也是斜襟右衽，如今则多改为对襟立领。男子所穿“主腰”颜色多为黑色，妇女的“主腰”则色彩多样，就连婶子大娘们也不例外。年轻姑娘媳妇们就更不同凡响了，她们不但专门挑选颜色艳丽的布料做“主腰”，而且不像其他人那样在“主腰”外面加一件罩衣，而是直接把漂亮的主腰穿在外面，从而显得那么娇艳俏丽，楚楚动人。2001年在中国上海召开的APEC成员国峰会上，与会的领导人相聚时穿上中国政府给他们准备的色彩鲜明、图案喜庆的对襟立领“华服”，那浓郁的中国传统服饰风格不仅让外国来宾赞不绝口，甚至使许多中国人眼睛为之一亮，马上使它成了流行的“时装”。然而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这种“华服”与河湟地区居民世代穿着的“主腰”大同小异。

四川青城山后山的龙隐峡栈道，龙隐峡栈道为古代入金川驿道之必经险道，古时为木桩穿岩铺板，现为钢筋混凝土仿木重建，整个栈道全长约600米长。
据历史文献记载,商、周的王畿内已有“通于四方”、“其直如矢”的交通干道。它们应是驿道邮路的雏形。全国统一的驿路网始建于秦汉时期，历代逐步完善。秦代的驰道和直到是驿道的特殊形式。驰道是皇帝的专用御道。一般官员和使节只能在旁道上行走，不能进入中央三丈。《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在汉代元始元年（元年）以后归入驿道的系统之中，其建筑形制对后来的驿道邮路有明显的影响。直道是秦代专门修建的用于运兵布防的交通干道。它以咸阳为起点，向北方临近匈奴活动的区域延伸，后来亦归入汉代的驿道网内。中国古代的驿道邮路一般较宽阔，两旁植树，用以标里程、避开烈日。驿道沿途设置驿站，派有驿夫，配备驿马。官方的使节驿吏可以再驿站食宿、换马，将政令传向远方。

广州从化市太平镇钱岗古村落
中国有江南村镇的小桥流水人家，有徽派民居式的粉墙黛瓦和牌楼戏台，还有桃花源式的村落，也有依山就势的黄土高原的窑洞村落。　有些人认为古村落作为一种传统聚落类型，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中国古村落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生态型聚落，是中国乡土文化活动的载体，对中国古村落的研究，可为现代的人居环境学和人居文化学提供丰富的范例。
第一节 深埋地下的远古村落
一、 从西安半坡村落遗址说起
古村落是人类早期聚落的形态，早期形态是氏族村落，原始人类在走出自然洞穴并从事原始农业之后，人们在江河两岸或者湖泊沼泽周围以及其他开阔而安全的地点兴建的聚居场所，不同的氏族聚居地形成一个又一个的“聚”。形成于距今为止五六千年的西安半坡村落，就是早期氏族聚落的典型例子。半坡聚落遗址位于西安城以东六公里处的河二级阶地上，既便于生活取水，又避免了洪水的侵袭；既便于下河捕捞，又便于上山采果和狩猎，而且聚落周围采用水或壕沟与外围隔离，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半坡聚落遗址面积约五万平方米，呈南北略长、东西较窄的不规范的圆形。聚落本身由三个性质不同的区域组成，即居住区、氏族公墓区、陶窑区。

桥梁作为渡河或者跨越其他沟壑的凭借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就现有的桥梁研究常识来看，踏步桥可能是最早的人工桥梁建筑，它的成因简单而又原始：抛石入水，作为踏步过河的凭借物而成桥梁之功用。另外，在天然的岩石底、人造的石滩或者石堰上，整齐的排砌或者嵌上块石，也可以成为过河凭借的踏步桥。一般的山间浅水河道，一年四季中，除非遭遇大雨和洪水，踏步桥基本上都能起到助人涉水、畅行无助的功用。在踏步桥之后，出现了梁、桥、梁桥、桥梁。
梁、桥都从木，原意都是木梁桥，但“梁”早于“桥”出现。秦以前历史上的桥梁称为“梁”或“桥”，大多是梁桥。西汉以后，桥梁的结构形式增多。那么“梁桥”和“桥梁”有什么差别呢？简单来说，桥梁是各种桥式的总称，梁桥不过是桥梁的一种。
据文献记载，秦汉以前的桥多半是梁桥。当时有名的梁桥是陕西蓝田县的蓝桥。《贾志》说，蓝桥在“县东南五十里蓝峪水上”。《史记.苏秦传》里记载：“尾生与女子期于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讲的是一个叫尾生的男子与一位女子相约在蓝桥下见面，但是女子爽约未到，尾生一直在桥下等，直到大水冲来也不离开，最终抱着桥柱淹死在水里。苏秦曾将这个故事讲给燕王听，借尾生的守信来游说燕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信息：其一，尾生抱柱而死，说明蓝桥一定是木梁木柱桥，因为粗大的石柱是抱不住的。其二，至少在战国时期梁桥就已经普遍出现在黄河流域了。

中国古桥中的木雕艺术，色彩鲜艳，刻镂精细，美轮美奂。像侗族风雨桥的雕塑彩绘，潮州湘子桥的雕梁画栋，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令人遗憾的是，木桥上的这些艺术品不可能传世久远。不过，能够流传下来的石雕和金属铸造艺术同样精美。中国古桥中的石雕和金属铸造图案多以仁兽仙禽、鲜花瑞草为主，也有人像，但是比较少。
1、桥头神像
咸阳的渭桥是最早在桥头树立神像的。这座神像是传说中的水神忖留。《水经注》中记载修造渭桥时，“……置其（忖留）像于水上，惟背以上立水中……董卓焚桥，魏武更修之。忖留之像，曹公乘马见之惊，又命下之。”因为水神忖留半身立于水中，其相貌极为丑陋，面目狰狞可怕，曹操经过时，坐骑受到惊吓，于是命人搬去神像。自秦始皇设立到魏武帝曹操移去，忖留神像站在渭桥边大概有四百余年之久。

苏州枫桥
中国，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幅员辽阔，江河纵横，桥梁遍布。尤其是在迷人的江南水乡，“水港小桥多”的景象比比皆是。
遍及全国各地的桥梁不仅有各种各样的类别和结构，还有着自己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中国古代桥梁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秦汉以前的产生与早期发展、汉唐的里程碑时代、宋代的鼎盛与元明清的恢宏与庚续几个阶段。中国古桥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在建造技术不断发展完善的同时，也不断吸收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成果。因此一部完整的中国古桥发展演变史包括了古桥建造技术发展史和古桥建筑艺术演变史两个部分。中国的古代桥梁建筑艺术一般分为装饰艺术和主体艺术两大部分。这些桥梁建筑艺术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桥梁艺术美学原则，这样就为中国文化艺术宝库增添了新的瑰宝。